在七月陽光明媚的一天，伊菲麥露決定停止假裝美國口音，同一天，她遇見了布萊恩。那口音本身沒有破綻。通過仔細觀察朋友和新聞播報員，她已學得爐火純青，含糊的t，圓潤捲舌的r，用「這麼說」來起頭的句子，還有流利的回應「噢～真的嗎」，但那口音是有意識強裝出來的，是一種靠意志完成的行為。那需要費一點力，扭動嘴唇，彎曲舌頭。假如她慌亂失措、恐懼，或在著火時猛然驚醒，她會記不起怎麼發那些美國音。因此她決意停止，在那個夏日，在戴克生日的那個週末。促使她做出這個決定的，是一通電話推銷員的來電。她在她位於春園街的公寓裡，她在美國第一個真正的家，她獨自一個人的家，一居室，水龍頭有點漏水，暖氣很吵。剛搬進來的幾個星期裡，她感覺步伐輕盈，整個人神清氣爽，因為她打開冰箱，知道裡面的每樣東西都是她的，她清洗浴缸，知道不會在下水口發現一叢叢教人不知如何是好的外國室友的頭髮。「理論上，與真正的阿飛區隔著兩條街。」公寓的管理員賈邁勒這麼表述，他提醒她從屋裡偶爾會聽見槍聲，可雖然她每晚開著窗，神經緊繃，豎起耳朵，聽到的只有夏末的聲響，駛過的汽車裡的音樂，孩子們玩耍時興高采烈的歡笑，他們母親的喊叫。
　　那個七月的早晨，她已收拾好週末去麻薩諸塞州的旅行袋，正在做炒雞蛋，這時，電話響了。來電顯示是「未知號碼」，她猜想可能是她父母從奈及利亞打來的。可結果是電話推銷員，一個年輕的美國小夥，推銷更優惠的國內和國際長途電話費率。通常，遇到電話推銷員，她總是直接掛斷，但那人的聲音有點特別，使她關了爐子，拿著聽筒不放，那聲音洋溢著青春，未經試煉，未經考驗，有些微顫抖，一種激進、但絲毫沒有侵略性的客服人員的友好；好像他雖然嘴上說著培訓時教他說的話，心裡卻擔憂得要命，生怕冒犯她。
　　他問她的生活怎麼樣，她所在城市的天氣怎麼樣，並告訴她鳳凰城相當熱。那可能是他第一天上班，電話耳機不適地插在他的耳朵裡，他隱隱希望他打去的人不在家，無法接電話。由於對他產生了奇特的同情，她詢問如果打往奈及利亞，他是否有比一分鐘五十七美分更優惠的費率。
　　「請稍候，我查一下奈及利亞。」他說，而她回去繼續炒她的雞蛋。
　　他回到電話上，說他的費率一樣，但沒有其他她要去電的國家了嗎？墨西哥？加拿大？
　　「唔，我有時打往倫敦。」她說。那年夏天吉妮卡在那裡。
　　「好的，請稍候，我查一下法國。」他說。
　　她噗哧笑出聲。
　　「那邊有什麼有趣的事嗎？」他問。
　　她笑得更厲害。她張開嘴，想直言不諱地告訴他，有趣的是他推銷國際電話卡，卻不知道倫敦在哪裡，可有東西讓她忍住了，想像他的模樣，大概十八九歲，體重超重，粉撲撲的臉，周圍有女孩子時會羞怯不安，沉迷於電子遊戲，對矛盾交織、一團亂麻的世界一無所知。因此她說：「電視上在放一部逗噱的老喜劇片。」
　　「哦，真的嗎？」他說，他也笑了起來。那令她心碎，他的青澀。當他再度回到電話上，告訴她法國的費率後，她向他道了謝，說這比她現有的費率便宜，她會考慮更換營運商。
　　「什麼時候方便再打電話給你？假如合適的話……」他說。她想知道他們是否有抽成。倘若她真的更換她的電話公司，他的薪水是否會多一點？因為她願意換，只要對她沒有損失的話。
　　「晚上。」她說。
　　「能請問一下你的名字嗎？」
　　「我叫伊菲麥露。」
　　他分外小心地重複了一遍她的名字。「這是一個法國名字嗎？」
　　「不。是奈及利亞的名字。」
　　「所以你的老家是在那裡？」
　　「對。」她把雞蛋盛到盤子上。「我在那裡長大的。」
　　「哦，真的嗎？你來美國多久了？」
　　「三年。」
　　「哇。太厲害了。你聽起來完全像美國人。」
　　「謝謝。」
　　唯當掛上電話後，她才開始感覺一股迅速升起的羞恥像汙點般蔓延至她的全身，為自己向他道謝，為把他的那句「你聽起來像美國人」製成花環掛在自己的脖子上。為什麼聽起來像美國人，是一種稱讚、一種成就？她贏了；克里斯蒂娜·湯瑪斯，在面無血色的克里斯蒂娜·湯瑪斯的目光下，她曾畏縮得像隻鬥敗的小動物，如今她會用正常的語速對她講話了。她贏了，的確，但她的勝利是個氣泡。她一閃即逝的成功，在餘波中留下一個廣闊、充滿回音的空間，因為她已經太長時間採用一種不屬於她自己的聲調和生存方式。就這樣，她吃完雞蛋，決心不再假裝美國口音。那個下午，在三十街火車站，湊向美鐵櫃檯後面的女子時，她第一次不用美國口音講話。
　　「我能買一張去黑弗里爾的往返車票嗎？回程是週日下午。我有學生特惠卡。」她說，因自己在說到「特惠」時把t發得毫不含糊、說到「黑弗里爾」時沒有把r捲舌而湧起一陣得意。這才是真實的她，這是她在遇到地震從沉睡中驚醒時所會用到的說話腔調。不過，她決定，假如那位美鐵的售票員由於她的口音而把語速放得特別慢，像對白痴說話一樣，那麼她會拿出阿博先生的腔調，她上中學時參加辯論會期間學來的那種矯飾、過分仔細的發音，當時，留著鬍鬚的阿博先生，扯扯他磨損的領帶，用卡帶機播放錄下的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然後讓全體學生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單詞的發音，直到他滿臉堆笑，高呼「正確！」為止。她還會，配合阿博先生的腔調，微微揚起眉毛，擺出一副她自認為的傲慢的外國人姿態。但這些一樣都不需要，因為那位美鐵售票員的講話語速正常。「我能看一下你的證件嗎，小姐？」
　　所以她沒有用到阿博先生的腔調，直至碰見布萊恩。
　　火車很擠。就她目光所及，布萊恩旁邊的座位是那節車廂裡唯一空著的，上面放的報紙和果汁似乎是他的。她停住，指指那個座位，但他的目光一直平視前方。在她身後一名女子正拉著一個沉重的行李箱，列車長在播報，所有個人物品不得放在空座位上，布萊恩看見她站在那裡——他怎麼可能沒看見她呢？——但他卻什麼也不做。於是，她的阿博先生的腔調出來了。「對不起。這些是你的嗎？你可以把它們拿開嗎？」
　　她把旅行袋放在頭頂的行李架上，然後落座，僵硬地，捧著她的雜誌，身體靠向走道一側，與他保持距離。火車開始行進時，他說：「真抱歉，我沒有看見你站在那裡。」
　　他的道歉令她吃了一驚，他的神情如此誠懇真摯，好像是做了什麼更無禮冒犯的事。「沒關係。」她說，莞爾一笑。
　　「你好嗎？」他問。
　　她已經學會用那種唸經似的美國口吻說「好—你—好—嗎？」可這次她說：「我很好，謝謝。」
　　「我叫布萊恩。」他說，然後伸出手。
　　他看上去個子很高。一個膚色和薑餅一樣的男人，身材是那種精瘦、勻稱的類型，最適合穿制服，任何制服。她當即看出他是非裔美國人，不是加勒比海人，不是非洲人，父母也不是從這兩個地方來的移民。她不是每次都能分清。有一次她問一位計程車司機：「這麼說你是從哪裡來的？」用一種會意、熟絡的語氣，肯定他是從迦納來的，結果司機一聳肩說「底特律」。但是在美國待的時間越長，她越來越善於辨認文化在人們身上印下的蛛絲馬跡，有時通過外表和步態，但大多時候是通過風度和舉止。對布萊恩，她很有把握：他是黑人後裔，他父母的祖先是幾百年前來到美洲的。
　　「我叫伊菲麥露，很高興認識你。」她說。
　　「你是奈及利亞人？」
　　「是的，我是。」
　　「奈及利亞的布爾喬亞。」他說，微微一笑。在這番揶揄她、稱她是有權有勢階級的話語中，含有一種意外、直接的親暱。
　　「正如和你一樣的布爾喬亞。」她說。此時他們邁入了互不相讓的挑逗中。她靜靜地打量他，他穿著淺色的卡其褲和藏青色的襯衫，這種搭配，是用了恰如其分的心思而挑選出來的；一個會照鏡子但不會照太久的男人。他對奈及利亞人有所了解，他告訴她，他是耶魯大學的助理教授，雖然他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南部非洲，但奈及利亞人無處不在，他對他們怎麼可能不了解呢？
　　「怎麼說來著，每五個非洲人裡就有一個奈及利亞人，是嗎？」他問，依舊面帶微笑。他透出幾分兼具嘲諷和儒雅的風範。那就好像他相信他們共同分享一系列心照不宣的固有的笑話。
　　「是的，我們奈及利亞人四處謀生。我們不得不這樣。我們人太多，地方不夠。」她說，她猛然驚覺他們彼此的距離多麼近，只隔了一條扶手。他講的是那種她剛剛放棄的美式英語，那種讓競選的民意調查人在電話上認定你是白人並受過教育的英語。
　　「這麼說你的專業方向是南部非洲？」她問。
　　「不，是比較政治。如果在這個國家唸政治學的研究生課程，你不能只研究非洲。你可以比較非洲和波蘭或以色列，但不能光集中在非洲本身？他們不讓你那麼做。」
　　他用「他們」，暗示出一種「我們」，指的應該是他們兩個。他的指甲很乾淨。他沒有戴結婚戒指。她開始幻想一段戀情，冬天他們兩個醒來，依偎在白得刺目的晨光裡，喝著英國紅茶；她希望他是喜歡喝茶的美國人。他的果汁，塞在他面前兜袋裡的那瓶東西，是有機石榴汁。一個樸素的棕色瓶子，上面貼著一張樸素的棕色標籤，既時髦又有益健康。沒有化學成分在果汁裡，沒有墨水浪費在裝飾性的標籤上。他在哪裡買的？這不是火車站有售的那類商品。他可能是素食主義者，不信任大公司，只在農夫市場購物，從家裡自帶有機果汁。吉妮卡的朋友大部分都那樣，她厭煩他們，他們的理直氣壯令她感到既惱火又自慚形穢，但她做好了寬恕布萊恩這些虔誠言行的準備。他正拿著一本她看不見書名的圖書館的精裝書，把他看的《紐約時報》塞在果汁瓶旁邊。他瞟了一眼她的雜誌，她後悔拿出來的不是她計劃在回程火車上讀的埃西亞巴·伊羅比[39]的詩集。他會以為她只讀膚淺的時尚雜誌。她突然產生一股不可理喻的衝動，想告訴他，她多麼喜愛優素福·克蒙雅卡[40]的詩，來挽回自己的形象。起先，她用手掌蓋住封面模特兒臉上鮮紅的口紅。而後，她身體前傾，把雜誌插入面前的兜袋裡，略帶不屑地說，女性雜誌可真荒唐，把小骨架、小胸脯的白人女性形象強加給全世界多骨架、多民族的其餘女性，讓她們仿效。
　　「但我卻常讀，」她說，「像抽菸一樣，對你有害但你還是照抽。」
　　「多骨架和多民族。」他說，一副被逗樂的樣子，眼中燃起毫不掩飾的興趣。這吸引了她，他不是那種對一個女人有興趣時，故意擺出清高、冷漠之姿的男人。
　　「你在唸研究所嗎？」他問。
　　「我大三，在威爾森學院。」
　　是她的錯覺嗎，他的臉一沉，因為失望，因為驚訝？「真的嗎？你看起來比那成熟。」
　　「沒錯。來這裡以前，我在奈及利亞上過一陣子大學，」她在座位上挪了一下，決心重拾互不相讓的挑逗，「你呢，正相反，看上去太年輕不像教授。你的學生一定疑惑這位教授是誰。」
　　「我猜他們疑惑的事大概很多。這是我第二年教課，」他停頓了一下，「你有上研究所的打算嗎？」
　　「有，但我擔心等我研究生畢業後就不會再講英語了。我認識一個女研究生，朋友的朋友，光聽她講話就嚇人。互文現代性的符號辯證法。那根本不知所云。有時我覺得他們生活在一個平行的學術天地裡，說的是學術語言而不是英語，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現實世界裡所發生的事。」
　　「那未免太偏激了。」
　　「我不知道還能作何感想。」
　　他大笑，她為自己使他大笑而得意。
　　「但我懂你的意思，」他說，「我研究的領域包括社會運動、獨裁下的政治經濟、美國人的投票權和代表、政治上的種族和民族，以及競選經費。那是我的經典說辭。其中許多的確是廢話。我給學生上課，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是對那些孩子有意義的。」
　　「哦，我相信一定有。我很想去上一堂你的課。」她講得過分殷勤，那並非她所願。無意間，她把自己定位成了潛在的學生。他似乎急於改變談話的方向，也許他亦不想當她的老師。他告訴她，他去華盛頓看了朋友，現正準備回紐哈芬。「這麼說，你是去哪裡呢？」他問。
　　「沃林頓。離波士頓有一點車程。我的姑姑住在那裡。」
　　「這麼說，你常來康乃狄格州啦？」
　　「不常。我從來沒去過紐哈芬。但我去過史丹佛和柯林頓的購物中心。」
　　「哦，對，購物中心。」他的嘴角微微向下一撇。
　　「你不喜歡購物中心嗎？」
　　「除了沒有靈魂、平淡乏味以外？購物中心完美無缺。」
　　她一向不理解，購物中心——那種在任何一家找到一模一樣店鋪的理念，有什麼不好；她覺得千篇一律的購物中心相當溫馨舒適。瞧他那身精心挑選的衣服，想必一定得去什麼地方購買吧？
　　「這麼說你是自己種棉花自己做衣服囉？」她問。
　　他大笑，她也大笑。她想像他們兩人，手牽手，走進史丹佛的購物中心，她打趣他，提醒他這段發生在他們相識那天的對話，抬起臉吻他。在乘坐公共運輸時和陌生人交談，那不是她的天性——幾年後當她開始寫部落格時，她會更加頻繁地這麼做——但她聊啊聊，也許是因為她新換上的屬於自己的說話腔調。他們聊得越多，她越告訴自己，這不是巧合；在她回歸自己說話腔調的同一日遇見這個男人，那意味深長。她像個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笑話的笑點講出來的人一樣，忍著笑，告訴了他那位以為倫敦在法國的電話推銷員的事。他沒有笑，而是搖搖頭。
　　「他們根本不好好培訓這些做電話推銷員的人。我敢保證，他是沒有健康保險、沒有福利的臨時工。」
　　「是的，」她說，後悔了起來，「我有點為他感到難過。」
　　「說起來，我們系幾個星期前搬地方。耶魯僱了專業的搬家公司，指示他們把每樣物品從每個人的舊辦公室搬到新辦公室，必須放在和原來一模一樣的地方。他們照辦了。我的書全都排在書架正確的位置。可你知道我後來注意到什麼？許多書的書脊是倒過來的。」他看著她，彷彿想和她共享這種意外，在片刻的空白中，她不清楚那個故事講的是什麼。
　　「噢，那些搬家的人不識字。」她終於說。
　　他點頭。「在這件事上，實在有某些東西，讓我整個人崩潰……」他任話音漸漸弱去。
　　她開始幻想他在床上的表現：他會是個體貼、關愛的戀人，對他而言，情感的滿足和射精同樣重要，他不會嫌棄她鬆弛的肌膚，每天早晨他會心平氣和地醒來。她匆匆望向別處，害怕他說不定已讀出她的心思，那些畫面如此驚人地歷歷在目。
　　「你想喝啤酒嗎？」他問。
　　「啤酒？」
　　「對。餐車有賣啤酒。你要來一瓶嗎？我打算去買一瓶。」
　　「好的，謝謝。」
　　她站起身，自覺地給他讓路，期望在他身上嗅到某些味道，可並沒有。他不搽古龍水。也許他抵制古龍水，因為古龍水的製造商不善待員工。她注視他沿過道往前走，心知他知道她在注視他，喝啤酒這個邀請令她歡喜。她曾擔心他只喝有機石榴汁，但倘若他也喝啤酒的話，此時想到有機石榴汁亦成了令人愉快的事。他拿著啤酒和塑膠杯回來，用誇張的手勢為她倒了一杯，遞給她，動作中帶著濃濃的羅曼蒂克之意。她向來不愛喝啤酒。從小到大，那是男人的酒，粗獷不雅。如今，坐在布萊恩旁邊，笑著聽他講他大學一年級第一次真正醉酒的經歷，她發現她是可以喜歡啤酒的。啤酒牙磣的飽滿感。
　　他說起自己大學時的歲月：在男生聯誼會的入會儀式上吃精液三明治的愚蠢行為；大學三年級暑假環遊亞洲時在中國屢屢被人叫作邁克爾·喬丹；他的母親在他畢業後的那週死於癌症。
　　「精液三明治？」
　　「他們對著一片皮塔麵包手淫，你必須咬一口，但不必吞下去。」
　　「哦，天啊。」
　　「不過，但願年輕時做了傻事，那樣到年紀大時就不會做了。」他說。
　　當列車長報告下一站是紐哈芬時，伊菲麥露感到一陣失落的刺痛。她從她的雜誌上撕下一頁，寫了她的電話號碼。「你有名片嗎？」她問。
　　他摸摸口袋。「我身邊沒有。」
　　在他收拾他的物品時，他們沉默不語。接著火車戛然剎住。她感覺到，但又希望她的感覺是錯的，他不想留電話號碼給她。
　　「好吧，那你能寫一下你的號碼嗎，假如你記得的話？」她問。一個蹩腳的玩笑。是啤酒把這些話從她嘴裡推了出來。
　　他在她的雜誌上寫了他的號碼。「你保重。」他說。臨別時他輕觸了一下她的肩膀，他的目光中有某些東西，某些既溫柔又悲傷的東西，讓她告訴自己，她誤解了他的不情願。他已經想念起她。她挪到他的座位，盡情享受著他身體的餘溫，隔著車窗注視他走過月臺的身影。
　　到了烏茱姑姑家，她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他。可她覺得最好等幾個小時。過了一個小時，她心說去他媽的，然後撥了電話。他沒有接。她留了言。後來她又打過去。沒人接。她打了一遍一遍又一遍。沒有人接。她在午夜時打過去。她沒有留言。整個週末，她不停地打啊打，他始終沒有接起電話。
　　沃林頓是座寂靜的小鎮，一座安於自我的小鎮：蜿蜒的道路從濃密的樹林中斜穿而過——連主路，當地居民因擔心會招來城裡的外人而不願拓寬，也是曲折而狹窄的——沉睡的人家掩映在樹後，週末，蔚藍的湖上有點點船隻。從烏茱姑姑家餐廳的窗戶向外望，湖水波光粼粼，一種靜謐到讓人無法移開目光的藍。伊菲麥露站在窗旁，烏茱姑姑坐在桌前一邊喝柳橙汁，一邊把她的苦楚像珠寶般亮出來。那成了伊菲麥露每次去的一項慣例：烏茱姑姑把她所有的不滿收集在一個絲線包裡，養護、拋光，等到星期六伊菲麥露去時，趁巴塞洛繆外出、戴克在樓上之際，她會將那倒在桌子上，把每一顆左右翻轉，折射出光。
　　有時，同樣的事她講兩遍。講她前幾天去公共圖書館，忘了把未還的書從手提包裡拿出來，警衛對她說：「你們這些人從來不守規矩。」講她走進診室，病人問「醫生來了嗎？」當她說她就是醫生時，那位病人變得面如土色。
　　「你知道嗎，那天下午，她打電話來要求把她的病歷轉到另一位醫生的診所！你能想像嗎？」
　　「巴塞洛繆怎麼看這一切？」伊菲麥露做了個手勢，涵蓋這房間、這湖景、這小鎮。
　　「那傢伙就忙著拉生意。他每天早出晚歸。有時戴克整個星期連一眼都看不見他。」
　　「我訝異的是，你竟然還待在這裡，姑姑，」伊菲麥露平靜地說，「這裡」，她們兩人都明白，她指的不僅是沃林頓。
　　「我想再要個孩子。我們一直在努力。」烏茱姑姑走過來，站在她旁邊，靠著窗。
　　木樓梯上傳來劈啪劈啪的腳步聲，戴克走進廚房，穿著一件褪色的Ｔ恤和短褲，捧著他的掌上機不放。伊菲麥露每次見到他，似乎都覺得他長高了，變得更加內向。
　　「你要穿著那件汗衫去夏令營嗎？」烏茱姑姑問他。
　　「嗯，媽媽。」他說，他的眼睛盯著手裡閃爍的螢幕。
　　烏茱姑姑起身去檢查烤箱。今早，在他去夏令營的第一天，她同意給他做炸雞塊當早餐。
　　「姐，我們晚一點還去踢足球，對嗎？」戴克問。
　　「是的。」伊菲麥露說。她從他盤中拿起一小塊炸雞，放進嘴裡。「早餐吃炸雞塊，夠奇怪的，但這是雞肉還只是塑膠啊？」
　　「辣味塑膠。」他說。
　　她陪他走到公車站，望著他上車，窗戶裡是其他孩子白皙的面孔，公車司機過分歡快地朝她揮手。那天下午，她站在那裡，等公車把他送回來。他的臉上有戒備之色，某種近似哀傷的表情。
　　「怎麼了？」她問，手臂摟著他的肩膀。
　　「沒什麼，」他說，「現在我們能踢足球嗎？」
　　「你先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沒發生什麼事。」
　　「我猜你需要補充點糖分。明天你可能會攝入過量，因為有生日蛋糕。但我們還是吃塊餅乾吧。」
　　「你用糖賄賂你照顧的小孩嗎？哈，他們真幸運。」
　　她大笑。她從冰箱裡取出袋裝的奧利奧。
　　「你和你照顧的小孩踢足球嗎？」他問。
　　「不。」她說，雖然她間或和泰勒玩一次，在他們家超大的、樹木繁茂的後院來回踢著皮球。有時，當戴克問起她照顧的孩子時，她極力滿足他的童心，向他講述他們的玩具、他們的生活，但她謹慎地不使他們顯得是對她重要的人。
　　「說起來夏令營怎麼樣？」
　　「蠻好的。」停頓了一下。「我們組的組長，黑利？她發防晒乳給大家，但她不肯給我一點。她說我不需要。」
　　她看著他的臉，那張臉上幾乎沒有表情，怪異地沒有表情。她不曉得該說什麼。
　　「她以為你皮膚黑所以不需要防晒乳。可你需要。許多人不知道皮膚黑的人也需要防晒乳。我給你買一瓶，放心。」她講得太快，不確定自己這麼說是否得當，或什麼是得當的說法，並擔憂起來，因為這件事對他的打擊之大，她已能從他的臉上看出來。
　　「沒關係，」他說，「這有點滑稽。我的朋友丹尼笑話這來著。」
　　「你的朋友為什麼覺得這滑稽？」
　　「因為就是滑稽！」
　　「你心裡也希望她給你防晒乳，對嗎？」
　　「我猜是吧，」他一聳肩說，「我只是想和大家一樣。」
　　她擁抱他。後來，她去商店給他買了一大瓶防晒乳，她下一次去時，看見那扔在他的櫃子上，被遺忘，沒有用過。
　　幫助非美國黑人理解美國：美國的宗派主義
　　在美國，宗派主義活躍興盛。有四種劃分——階級、意識形態、地區和種族。第一條，階級。非常簡單。富人和窮人。
　　第二條，意識形態。自由派和保守派。他們不僅在政治議題上存在分歧，而且一方相信另一方是邪惡的。兩派間阻止通婚，在極罕見的情況下，若出現通婚，則被視為非同凡響。第三條，地區。北方和南方。這兩方打過內戰，那場戰爭遺下的頑固汙點仍在。北方人瞧不起南方人，南方人憎恨北方人。最後一條，種族。在美國有一道種族等級的階梯。白人永遠在上層，特別是祖先為英國新教徒的白人，又稱WASP；美國黑人永遠在底層；至於中間的，取決於時間和地點。(或如那首絕妙的打油詩所言：假如你是白人，你安枕無憂；假如你不黑不白，堅守別走；假如你是黑人，滾回老地頭！)美國人假定每個人都會掌握自己的宗派主義。但那需要花一段時間才能全部參透。所以在唸大學時，我們有一位特邀演講嘉賓，班上一名同學對另一個人耳語：「哦，我的天啊，他看上去真像猶太人，」並打了個冷顫，一個實實在在的戰慄。長得像猶太人是壞事。我不懂。就我所見，那位男士是白人，和這位同學本人沒太大區別。對我而言，猶太人是個模糊的、《聖經》裡的概念。可我很快領悟了。瞧，在美國的種族階梯上，猶太人是白人，但亦比白人低幾階。有一點混亂，因為我認識這個麥稈色頭髮、長著雀斑、自稱是猶太人的女孩。美國人怎麼看得出誰是猶太人？那名同學怎麼知道那男人是猶太人？我在某處讀到，美國大學以前要求申請人提供母親的姓氏，以確保他們不是猶太人，因為他們不願錄取猶太人。所以，也許那是一個分辨的辦法？通過人的姓名？你在這裡待的時間越長，就越能深諳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