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時光像慢慢爬在沙灘上的烏龜,另一些時候,則像是潛伏在草原隨時準備吞噬生活的獵豹。我在中學度過的前兩年比較像後一種方式,我剛來得及意識到它那身帶著斑點的米色皮毛時,已經進入令人沮喪的三年級了。
一年級和二年級的事情,我記得的不多。記得有一次,我們用玩具槍向德費利斯老師開槍;另一次是安德烈·馬龍祖把威士忌澆在暖氣片上,導致斯塔西老師不讓他補考;還有一次是我躲在衣櫃裡,等皮德諾老師五分鐘後路過時,跳出來做鬼臉,大喊:「老師,娜尼婭好漂亮啊!」就這些,沒什麼其他的了。
只要你們覺得向你的同學隱瞞你有個兄弟,你有個叫喬萬尼的兄弟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並不是那種你們不問,我就不說的情況。對話一般都是:「賈科莫,你們家幾口人啊?」「五個。」「有兄弟姐妹嗎?」「有兩個姐妹。」「真幸福啊,生活在女人堆裡……」「得了吧!」
就這樣,差不多如此。
在那幾年裡,我和喬的關係完全改變了。或者說,不是我和他的關係變了,而是我和他和整個世界的關係變了。上小學的時候沒有任何問題,就算我的生活領域被同學、朋友,或其他來自大家庭外的人占據,喬也可以進入其中。到了中學,這就成問題了。喬不再是我那個具有超能力的弟弟,他變成了一個不容於外界的人;一個舉手投足會讓人感到窘迫的人;一個不解釋別人就無法理解的人。
那段時間裡,唯一知道他存在的同齡人只有維托,他跟我關係很好,以前是小學同學,雖然中學沒有唸同一個學校,但是經常見面。而在新的班上,就連對亞利安娜我也沒有說過。亞利安娜是我上中學第一天就對我施加了猶如星球對衛星般強大引力的人。儘管她有動人心魄的眼神、帶著親切的笑意,儘管我們擁有相同的音樂喜好,我也沒有對她提起過。
為什麼我對任何人都說不出口呢?
我不能用準確的語句來解釋。
我只是憑直覺知道,可能會……有危險。
就像我之前說的,不知不覺就到了三年級,我意識到今年與往年不同,是在剛開學的某一天放學後,我在學校庭院裡開自行車鎖,皮耶路易吉·安東尼奧朝我走了過來。我一般都叫他:皮索(大鼻子)。因為他有一個好像是故意加高的長鼻子,因為他走到哪裡那個鼻子都引人注目。大家都不喜歡他。
總之,那是9月,開學的第一個月,沒什麼大事發生的日子。空氣裡仍然留存著夏日的氣息、沙灘和防晒乳的味道,要是誰敢提起期末考試,就會被捆在樹上,塗上蜂蜜,讓他成為螞蟻的盤中飧。
說實話,那是我最喜歡的月份之一。
就在那一天,皮索出現,彷彿烏雲蔽日。我正彎腰去開福斯卡自行車的鎖,它又卡住了。我瞥了他一眼,看見他從入口走過來,還想他是要去哪裡呢。雖然他就住在離學校兩個街區外,但平時都是他父母開車到門口接他,他沒有自行車,也從來不騎。我從來沒有想過他會找上我,因為第一,我們不熟;第二,我寧可在學校門口跳芭蕾舞也不願意跟他說話。
我當時很餓,在那裡大罵該死的鎖,當我抬起眼看他時,他已經離我很近了。那一瞬間我大吃一驚,特地看了看周圍有沒有人看到我們。還好我的同學都已經走了。
「你好,賈科莫。」他的聲音有點沙啞,但不難聽。
我注意到他圍了一條褐紫色的圍巾,還穿了一件羊毛衫。而我只穿了一件短袖T恤都要冒汗了。我裝作不在意的樣子。
他說:「我有件事要對你說。」
我嘆了口氣,意思是我不想聽:「怎麼了,皮索?我要回家了,沒空。」
「很快的。」他說,「跟你兄弟有關。」
我眨了一下眼睛,擦了擦頭上的汗,站直身體,車鑰匙還掛在鎖上。
「我兄弟?」
「是的。」
「哪個兄弟?你知道什麼?」
「一隻小鳥告訴我的……」(註:本意是有人私底下告訴他的,但這裡「我」按字面意思理解了。)看見了吧,我真的很討厭有人用這種開頭,好像他們知道了什麼自己本該不知道的事情。我要是有槍就把學校旁邊飛來飛去的鳥都給崩了。
「別人跟我說了你兄弟的病。」
我就像張開大嘴的一條魚。他那種肯定的語氣瞬間就進到了我的腦子裡,但我消化它起碼花了半分鐘。
我恢復理智後,回了他一句:「第一,我兄弟不是病人;第二,不關你的事。」
皮索理了理他的圍巾,臉上浮出一抹假笑,他不屑一顧的樣子讓人想像得出來他在教室裡舉手回答問題的時候也是這樣。對的,他就是那種知道馬拉[註:讓·保爾·馬拉(Jean Paul Marat)是法國雅各賓派領導人,1793年7月13日被吉倫特派的女刺客夏綠蒂·科黛暗殺]是哪一年去世的人。
「他是病人,確認無疑的。」他說,「我查過資料。你知道,在研究方面沒有人比得過我。」
「也沒有人像你一樣多管閒事。」
「總而言之,很不幸的。」他就像沒聽到我說的似的繼續說,「我非常遺憾。」
「……」
「尤其是,」他露出悲傷的表情,「很遺憾他們的生命如此短暫。至少我讀到……」
我看著他,就像看著一個正在吞劍的苦行僧,我被他說出來的話震驚到都來不及找到力氣揮拳打在他臉上。
「你知道的,對吧。我想說,你是他的哥哥,你知道所有他們這樣的都……」他用手做出蝴蝶上下飛舞的動作,「生命稍縱即逝,越來越經常病倒,越來越嚴重。」
「……」
「更糟糕的是,他們根本不能和別人組成家庭,也不能獨自生活。」他的語調很憂鬱,我不明白他到底是心眼壞呢,還是僅僅是個蠢得不能再蠢的傢伙。「行了,好吧,我會祝福他的,OK?」同時他拍了拍我的手臂,轉身朝校外走去,走路的時候身體有點歪。
我在原地愣了好一陣子。他真的說出口了那些話!我氣得對自行車鎖一頓亂弄,鎖居然開了,不知道是奇蹟還是出於同情,它自己開了。我本來想騎車去追皮大鼻子,從背後撞倒他騎到他背上去。考慮再三,我沒有這麼做,原因是:我不想被記過,影響品行分數,也不想被家裡人罵。算了。我騎上車,用力猛跺腳踏板,看他走到哪裡了。他正要轉進小路前我追上他了,剛經過大門……我故意做出要騎車躲開他的樣子,車輪轉彎發出刺耳的刮地聲,與他剛好擦身而過,他就像被人掀了裙子的女人,轉過身放聲尖叫。我頭也沒回,直接騎回家裡去了。
一路上我違反了所有的交通規則,奇蹟般地沒有出任何事故。也許命運還不想讓我錯過第二天的藝術考試,也許它認為遇到皮索就是很嚴重的事故了。
我到家後打開大門,把福斯卡停在自行車架中間。其實這也不是我的車,是爸爸的同事送的,說車太小了,但是他二十年前就不長個了,難道他花了二十年才明白車小了嗎?
我進了廚房,聞到濃烈的羅勒味兒,羅勒等於熱那亞醬汁,熱那亞醬汁就等於布魯娜外婆來了。
「外婆你好。」我都不用看就知道是她。
「你好,賈科莫,我給你做了……」
「……熱那亞醬汁……好的,謝謝……」
我把揹包扔在門後,上衣掛在衣架上。鞋架上還是空的,說明我是第一個回來的。我鬆了一口氣,這下在其他人回來之前能單獨待一會兒了。我經過深黃色的廚房、煙灰色的客廳、淡紫色的喬婭拉的房間、亮橙色的愛麗絲的房間,然後是深藍色的我的房間。我和喬萬尼的臥室。
我進了房間,用鑰匙把門鎖上。
我很少鎖門,我們家也不是需要鎖門的那種家庭,只有我不想去上鋼琴課的那一次。他們可能是太喜歡《海上鋼琴師》裡面蕭邦的《夜曲》,想讓我走丹尼·伯特曼·T.D.林蒙·1900(註:《海上鋼琴師》的男主角)那種路線。可我是想成為能夠彈芬達(Fender stratocaster)電吉他的人。
我做了個深呼吸。背靠在門上,環顧四周。我的房間,我的世界,我和這個房間是合為一體的。深藍色的牆上貼滿了海報:麥可·喬丹(Michael Jordan)、艾倫·艾佛森(Allen Iverson)、傑森·威廉斯(Jason Williams)、湯姆·約克(Thom Yorke)、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切·格瓦拉(Che Guevara)、《無姓之人》(Mr.Nobody)、大衛·格魯(Dave Grohl)、喬·斯特魯默(Joe Strummer)、《小丑》(Il Joker)。
我的異想世界就存在於這些50公分×70公分的海報之中。
寫字桌櫃裡雜亂無章地貼了各式各樣的貼紙。有我喜歡的標誌、商標,還有文字貼。不是我特地買的,都是各處收集來的。有跟朋友換的,有的是雜誌裡撕下來的,還有買齊柏林飛艇T恤時,繫在衣服上面的小袋子裡的,或者是堆在青少年中心桌子上和放在滑板公園牆角的。這些貼紙代表了我們的生活、時間和日常活動,有什麼樣的貼紙就意味著我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哎,誰都可以買一個跟你一樣的白色櫃子,但是沒有人可以裝飾出一模一樣的東西來。是它們造就了我獨一無二的世界。
我記得我的確需要自由自在地留下印跡,標記我觸摸過的地方,好讓其他人看到我的價值,活生生的我。
我需要把代表無政府主義的標記「A」貼在門把手上。我想要弗萊徹夫人[註:潔西卡·弗萊徹(Jessica Fletcher)是美國電視劇裡的私家偵探主角]用她迷幻的眼神盯著我看。我需要融化的鬧鐘,也需要「這不是一支菸斗」的菸斗。
那時候的我真的覺得,盯著一幅用一束花取代燃燒瓶扔出去的畫看(註:作者本意是用扔燃燒瓶表達憤怒不如用一束花代表和平)要比研究彼得拉克(註:義大利14世紀的詩人)能學到更多。
這麼說吧,進我的房間後首先會注意到音響設備。放在隔板中間的75瓦飛利浦功放正對著房門。旁邊一大堆CD,差不多都是燒錄的,還擺著《走進荒野》《堂·吉訶德》《格列佛遊記》《流浪者之歌》之類的書。
看吧,這全都是我。我靠著門站了一會兒,審視自己,其實每個碎片都是我的一部分。
我看向房間的另一側,是喬萬尼的床。發現了一些以前從未注意到的事情:喬在學我。他裁下動物圖畫,貼上展覽的彩色卡片,把毛絨玩具和塗色書堆在一起,他像我擺籃球獎盃那樣擺著橡皮球,還有《馬達加斯加》的海報。他的書和我的書一樣多。在我放《動物農場》的地方,他放了一本《農場的動物們》。
聽了皮索那番話後,我不能不去想,去真正地看我們不是有多麼相似,而是有多麼截然不同。
我把嗆辣紅椒合唱團(Red Hot Chili Peppers)(註:美國洛杉磯搖滾樂隊)的《星戰競技場》(Stadium Arcadium)CD放進飛利浦音響,鞋也不脫就躺在床上,手枕在脖子後面,看著天花板上暴力反抗機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主唱扎克·德·拉·羅查(Zack de la Rocha),紮著髒辮的他盯著我的眼神讓我打了一個寒戰,他緊握麥克風的手也揪住了我的心。
這一刻,熱那亞醬汁義大利麵和皮耶路易吉的大鼻子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半閉著眼睛,仔細思考我兄弟的事。所有疑問都是關於為什麼中學前兩年我要把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或者說把真實的自己僅限於展現在我的房間內。
喬不會想這麼多,他也不會明白。他住在自己的火車車廂裡,車窗已關上,窗簾已拉好,他感受不到被狂風暴雨吹打的樹林。
關於他自己他一無所知。
但我不是。
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
我把這兩年來的所思所想在腦海中重新過了一遍,好多問題接踵而來。我是怎麼做到我的生活和脆弱的喬萬尼的生活共存的?我怎麼能夠在知道他可能一輩子不會有女朋友,甚至不會有像我那樣彼此信任、吵架鬥嘴的朋友的情況下,還能自己開心地過日子的?我是怎麼做到的?我以後真的能在照顧好自己的同時也處理好他的問題嗎?我怎麼能看著他所遭受的痛苦,未來可能會面臨的死亡而好好地活著?皮索的話就像導火線,點燃了我內心深深的焦慮之火,升騰起來的煙霧模糊了我的視線。
那一天我意識到,我已經很久沒有問過自己問題了。
我不問是因為害怕聽到答案。
我以為不問、不知甚至不想我就可以心安了。
我的房間、家裡其他地方、外面的生活——學校、朋友、籃球場。我以為劃分好界限就可以了。
每一天我都躲進學校或者訓練館,然後騎上福斯卡自行車,我蹬得如此用力,用同學們開的玩笑話和沒用的廢話助燃,彷彿可以創造出一個臨時的通道,把我發射到另一個空間,一個擁有其他重力、其他生物和其他物理法則的空間。
突然我聽到了敲門聲。
我睜開眼睛,看到門把手像一條掙扎的鰻魚,不知道我失神了多久。
「賈科莫。天啊,你在搞什麼,把門打開。」
是媽媽。
我按下暫停鍵,正好放到「緩慢的獵豹」(Slow Cheetah)[引用嗆辣紅椒合唱團的「緩慢的獵豹」(Slow Cheetah),作詞作曲為:邁克爾·巴爾薩里(Michael Balzary)、約翰·弗拉西特(John Frusciante)、安東尼·凱迪斯(Anthony Kiedis)、查德·史密斯(Chad Smith)。出自2006年的專輯《星際運動場》(Stadium Arcadium)。],安東尼·凱迪斯(Anthony Kiedis)(註:嗆辣紅椒合唱團的主唱)在唱「緩慢的獵豹來了/叫人心生歡喜/不管他們怎麼說」,我那時還沒察覺出他們想要對我說點什麼。只看到門以海豚才能感應到的頻率在晃動,媽媽命令我打開門,該去吃飯了。
我下定決心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要把我的感受告訴全家人。我來到廚房,愛麗絲和喬婭拉正拿著叉子把細麵包棍戳出來吃,外婆還在爐灶旁邊忙著,我剛來得及開口說「我有件事要……」,就看見跟著爸爸的喬萬尼像個女瘋子一樣跑進來了,開始他慣常的問候儀式。
他先是跑到愛麗絲懷裡緊緊抱住她,一邊跑一邊把鞋子、小書包和外套亂扔一氣。愛麗絲捏得他咯咯直笑,兩人玩鬧了一會兒,把昨天逗得他們大笑的話又說了一遍。然後喬萬尼又投進喬婭拉的懷抱,跟她說自己在學校表現得多好,得了多少選票。接著又跑到一直等著迎接他的外婆身邊,他們安靜地對望了一會兒,親熱地拍了拍對方。喬拖長語調問:「外外外婆婆婆,我吃什麼呀?」這也是他表達的一種方式。外婆學他的口氣回答說:「醬拌麵面面呀。」給了他的小屁股一巴掌。輪到我的時候,他先是給了我肚子兩拳,然後擺出放馬過來的姿勢,但是我不想跟他玩,順手推了他一把。他一個趔趄摔在地上,咧著嘴笑起來。他在地板上打滾,笑得就像是發生了一件全世界最好笑的事情。喬萬尼雖然有很多問題,不過他有一項特殊的天分,就是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打交道方式。要是他能寫一本描述他和每個圍著他轉的人的小說,肯定比《魔戒》還長。
喬能創造不同世界。我們每個人都和他沿著一條屬於自己的路走。更為奇特的是,雖然與所有人的相處方式都不同,但是喬還是喬。喬不是像做數學題那樣,找對解答方式就可以重複答題了。他更像籃球場,如果你投中一次籃框,不會滿足於同樣的進球方式。我必須找到只屬於我的方式來投籃,只能靠我自己。
我決定保持沉默。
我沉浸在自己的所思所想中,身邊環繞著醬汁的香氣和家人們的聊天聲,就這麼在一旁吃著,直到午飯結束。
我回到房間重新按下播放鍵,接著聽「緩慢的獵豹」,他已經唱到第三小節:「每個人都有很多話要說/他們談話間灰飛煙滅/不要猶豫……」因為要給維托打電話,我把音量調低了。
維托是那種可以跟他東拉西扯瞎聊上好幾個小時的朋友,也是可以跟他談很多深度話題的人。聊聊這個世界是怎麼運轉的,什麼社會、政治、藝術的,都可以。
「嗨,維托,過得怎麼樣?」
「很好,傑克。一切OK,你呢?」
「很慘。他們考我滑輪的事。太糟糕了,滑輪是什麼鬼東西。」
「也許跟汽車有關?」
「說不定是有芝麻菜的……」
「裝滿芝麻菜的卡車?」
「這有什麼用呢?」
「沒用。就跟知道怎麼消去根號一樣沒用。」
「隨便吧,要不是為了作業根本不用去學校。」
「還有蹭女孩子們的點心。」
「也叫生活。」我說。
「是的。」
「是吧。」
「我吧,說實話,還不都是為了一塊奧利奧……」
「我不也是。」我嘆了口氣,「我甚至可以出賣你的狗。」
「不行,狗不行,要是作業沒做還得靠它當藉口!」
我大笑起來,他也是。我接著說:「聽著,要不要騎車出去轉一會兒?」
「去哪裡?」
「哪裡都行,我需要放空一下。」
「你在想什麼嗎?」他聲音有些擔心。
「我過去再說。」
「OK。」
「待會兒見。」
我掛了電話,下樓到客廳,對還坐在餐桌旁邊的爸媽說:「我要去……」他們不知道在聊些什麼。
「去哪裡?」
「去找維托騎車。」
「作業呢?」
「做完了。」
「什麼時候做的啊?」
「在教室裡做的,美術課的那個人沒來。」
「哪個那個人?」爸爸假裝聽不懂的樣子問(註:作者的口吻對老師的稱謂比較隨便,爸爸在引導糾正他)。
「那位女老師。」
「什麼時候回來?」
「一會兒就回。」
「別扯了……」爸爸瞪大眼睛,「能早回?開玩笑?」
我搖搖頭,走出門廊,重新騎上福斯卡。
維托在他家門外等我,黑色的自行車靠在欄杆上。我們一邊聊一邊騎,過了一個多小時後,發現我們已經到了城市的另一邊,走到卡斯泰爾弗蘭科(Castelfranco)(註:作者居住的城鎮,位於義大利威內托大區)的另一頭也花不了多少時間。沒有目標的閒逛真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裡,也就不存在迷路的問題了。
我們聊到班上一個女同學瑪蒂娜,因為突然之間胸部發育太快而煩惱,又討論起為什麼金州勇士隊(Golden State Warriors)的輸球都是一個套路,太奇怪了,還聊了我們最後一場籃球賽和費德阿姨給我帶來的最新CD,以及雅虎問答上面有些人問的都是什麼鬼問題。
下午差不多過去一半的時候,我們回到了他家。他媽媽給我們準備了點心,我們開始玩FIFA,薩索洛(Sassuolo)對弗洛西諾尼(Frosinone),我依舊選卡泰拉尼(Andrea Catellani)和諾西利(Alessandro Noselli)上陣首發,他選的是文森佐(Santoruvo Vincenzo)和斯特羅尼(Roberto Stellone)。
卡泰拉尼在上半場結束時踢出了一記強力進球時,我正聊到:「維托,你認識皮耶路易吉對吧?」
「哪個?皮索嗎?」
「是他。」
「對,他就住在我奶奶家附近。」
「他喜歡胡說八道,是不是?看他說話的德行,好像沒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似的。」
「他還真的什麼都懂。聰明過頭了。」
「這傢伙對我說過喬的事。」
「怎麼說的?」
我正準備把那天發生的事情複述一遍,什麼病啊死啊的。但是卡泰拉尼的進球太叫人狂喜了,禁區外的角球,太不可思議了。一次讓所有言語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只剩下大喊大叫的進球。我脫掉上衣,圍著沙發連轉了兩圈。
等我回到座位,把球開到中場後,維托說:「所以呢?」
「什麼?」
「皮索跟你說了什麼?」
我聳聳肩膀:「沒什麼,一堆廢話。」
我一傳到中場維托就用頭球頂開:「是吧。他就會說這些。」
接下來的兩個月過得很奇怪,特別詭異。就好像身穿橡皮潛水衣,一隻手戴著棒球手套,另一隻手拿著冰壺的管帚擲球一樣。這兩個月讓人完全摸不著頭腦。我呢,就像那些裝著聖誕節禮物的小籃子,混合了葡萄酒、杏仁、米蘭大蛋糕或者烤麵包各種滋味的東西。我的心情每天也陰晴不定。
那個階段能記起來的確定無疑的事之一,就是費德阿姨。
費德麗卡是媽媽唯一的妹妹。那會兒她在北極樂隊(Northpole)拉低音提琴,對我而言地位不亞於超脫樂團(Nirvana)(註:美國搖滾樂隊),姨媽所在樂隊出的第一張專輯和盲音合唱團(Deftones)(註:美國著名金屬樂團)的《皮毛》(Around the Fur)專輯封面如出一轍,後來樂隊被亞聲調粉絲投訴,差點惹上官司。
總之,費德阿姨對我來說有點偶像的意味。她就生活在高頻聲波的振動中:拿搖滾當早餐;中午休息時分,在某個她工作的威尼斯拱橋上讀音樂雜誌NME[註:New Musical Express(簡稱NME),英國著名新音樂快遞雜誌];晚上則沐浴在鄉村音樂和民謠中。保羅叔叔是她的生活伴侶,也是樂隊的主唱。兩人沒有結婚,他們說彼此了解就夠了,不需要一紙婚書做證。
他們租了我們家的房子住,就是喬萬尼出生之前的屋子。如今充斥著一股反主流文化的氣氛,還有濃烈的天竺薄荷味,屋裡裝飾混合了印度風、佛教風和差不多類似的風格。牆上掛著印度、尼泊爾和中國的東西。
保羅叔叔在教我彈《通往天堂的階梯》(Stairway to Heaven)[註:齊柏林飛船樂隊(Led Zeppelin)的專輯Led Zeppelin IV中的單曲]的琶音的時候,我左看右看,驚訝他們怎麼能改得這麼徹底。
每次來我們家,費德阿姨總會給我帶些新的東西聽。
「小姨,今天帶了什麼?」
「尼爾·楊(Neil Young)。」她把CD放在寫字檯上。(註:尼爾·楊1945年11月12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著名搖滾歌手、製作人、導演、編劇。)
「最喜歡哪一段?」
「第一首,嘿、嘿,我的、我的……」她側耳聽了聽,問:「是史密斯樂隊?」(註:英國搖滾團體)
「對。」
「一邊寫作業一邊聽?」
「對啊,不行?」
「當然不行,不好,這樣不好。天啊,聽他們的歌是種享受。不像喝一杯果汁那麼輕描淡寫。他們可是純粹的普羅塞克酒(註:一種義大利葡萄酒)。你要仔細品味才對。你要花時間去聽,環境要好,好比聽《戴上手套》(Hand in Glove),要全心全意地……」
「好的,小姨。」
「明白?」
「明白……」
「我能拿走嗎?」
「什麼?」
她從一堆東西中抽出門戶樂團(The Doors)(註:1965年於洛杉磯成立的美國搖滾樂隊)和流行尖端(Depeche Mode)(註:英國前衛電子合成器樂隊)的唱片。
「可以的。」
「好聽?」
「很讚。」
然後她盤著腿在我床上坐了一會兒就起身走了,去找喬婭拉和愛麗絲聊天,她跟誰都有不同的話題可聊。
接下來幾星期我都沉浸在她帶來的那些CD中。音樂於我而言,彷彿從情感深湖中打撈出不同的魚類。不管是用漁網、漁竿、漁叉還是假的誘餌,鱒魚、鯉魚、鯛魚、加吉魚、鮪魚紛紛被釣出來或者召喚出來。史密斯樂隊是引出憂傷的魚餌;聽性手槍樂隊(Sex Pistols)時,浮出水面的是憤怒和疑慮;而當披頭四樂團(Beatles)的音樂一響,就像被拖入突然掀起波浪的湖面。
那年我十三歲,彷彿一張在等待大千世界塗繪的白紙。
有一天是皮德諾老師的課,就是教那門美術課的女老師,學校通知說她來不了會找人代課。然後來了個努力扮演親和範的代課老師——我不是你們的老師,而是你們最好的朋友哦。你們都見過那種類型吧?這個人亦是如此。他走進教室,為了引起我們的重視,照例要大家進行一圈自我介紹,真是沒完了。已經是三年級了,每個人是什麼樣我都知道。羅倫佐足球玩得很溜,馬泰奧不用帶牛津詞典也能用英語狂說,艾麗薩寫詩。我都瞭如指掌。無聊透了。要不是代課老師說要每個人介紹自己喜歡的歌手,我都打算睡一覺了。
嗯?有點意思啊。我心想。
我發現蘿拉聽莫札特,雅各聽hip-hop,亞利安娜——我想和她結婚的那個,她喜歡蒙福之子樂團(Mumford&Sons)(註:英國的民謠樂隊),真棒。大部分人聽的都是那些我在收音機裡一聽到就要換臺的流行歌,免得把我的品味帶偏了。
「我是吉歐里奧,我聽黑眼豆豆合唱團(Black Eyed Peas)(註:美國洛杉磯樂隊)的歌,我會踢足球,兩年前轉學來的,平時讀偵探小說……喜歡滑雪,還……」馬上到我了。「沒了。」他說完坐下。
「謝謝吉歐里奧,下一位是誰?」
我站起來。
我說:「你好。我是賈科莫。賈科莫·馬扎里奧。雖然我不算高,但是會打籃球。我喜歡看電影,聽……」我發誓,我正準備說出一連串的名字,終於有機會向大家展示我的音樂品味,就連《滾石》音樂雜誌的記者都不一定知道的,可是話都到嘴邊了,不知道為什麼卡住了。我能說什麼呢。沒人知道獵人世界樂隊(Enter Shikari)(註:英國後硬核搖滾樂隊)的魯·雷諾茲(Rou Reynolds)是我最喜歡的歌手,就像沒人知道我外公的照片就擺在我的床頭櫃上一樣。誰了解我呢。於是我聽到自己脫口而出:「……我聽泰歐·克魯茲(Taio Cruz)的歌。」然後我坐下。
「謝謝賈科莫,太精彩了。」代課老師的熱情歡呼聲跟他一點也不搭,他還等了一會兒,想要同學們給我掌聲。我說的東西一點也不精彩好嗎。泰歐·克魯茲?我真的說了泰歐·克魯茲那個負心漢?那個唱了有史以來最裝腔作勢的兩首歌《愛情殺手》和《宿醉》的泰歐·克魯茲?為什麼我沒說實話?為什麼我還要繼續隱藏我自己?
介紹繼續,一直到所有人都說完,老師對我們表示很滿意,他在一個Moleskine本子上匆匆記了一大堆關於我們的筆記。我後來想,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因為他兩星期後就不來上課了嗎?
課間休息的鈴聲響了,所有人都跑出教室,一般大家都會比賽誰第一個下到庭院。我卻坐著一動不動,好像屁股黏在了椅子上。我不想出去,就連從窗外投進來的陽光都讓我覺得刺眼,我寧可有誰把它們弄暗一點。我待在教室裡,眼睛盯著黑板上寫的日期——1793年,馬拉之死,我以前都沒看到它。我想是不是我願意的話,什麼都可以說出口,如果我能假裝自己喜歡的歌手是泰歐·克魯茲,那麼我是不是任何事都可以假裝。連喬的事也可以。臥室、家和學校——我可以繼續維持我分裂的世界不變。我能假裝把所有問題壓下去,我能假裝不需要答案。
課間休息什麼時候結束的我不清楚,同學們什麼時候回來的我也沒感覺,接下來的課、布置了什麼作業我都一無所知。最後一堂課的結束鈴響了,我機械地站起身,把一上午根本沒翻開過的課本和沒打開來用的筆袋收進書包,準備回家。我走到走廊時,有人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用力讓我轉過來。
是亞利安娜,我瞬間心跳都停止了。
「傑克……」
「嗯?」
「我能問你一件事嗎?」
我沉默地點點頭。
「你最喜歡的歌手不是泰歐·克魯茲。」她的目光掃過我的額頭、下巴、臉頰、鼻子,就像在一張城市地圖上尋找那個寫著「您在此處」的紅點。
「對。」我說出這個詞的時候,既不感到有什麼情緒波動,也不覺得羞愧,就連反駁的意思都沒有。
「所以呢?」她皺著眉頭等我回應或者辯解。但我無話可說。
好吧,我找不到可以辯解的話,我也沒辦法說清楚自己的所思所想,我想從工具箱裡翻出什麼東西來理清我的思緒,但是一無所獲。
我默不作聲,亞利安娜等了一會兒,什麼也沒說,轉身向右,匯入身穿運動衫、嬉笑打鬧衝向學校出口的人流當中。我留在原地,感到無比尷尬,渾身僵硬得就像一塊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