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就是，」爸爸抓著我的肩膀講解道，「你看上去要很有信心。」他跪在地毯上，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空氣中傳來番茄和洋蔥的香味，媽媽終於決定開始做醬汁罐頭了。
　　「比如說？」我毫無信心地搖搖頭。
　　「問我點什麼。」
　　我嘆了口氣：「什麼？」
　　「隨便什麼。」
　　「……」
　　「快快快，問我一個問題。」
　　「導致全球變暖的因素是什麼？」
　　「因為我兒子放的屁。」他彷彿理所當然地回答道。
　　「大衛！」媽媽受不了了。
　　我爆笑起來。
　　「別管她。」爸爸說，「你說什麼不重要，」他更加用力地抓住我的肩膀，就像要刻個手印子上去，「重要的是怎麼說。懂了嗎？」
　　我點點頭。
　　「真的懂了？」
　　我又點了點頭。
　　總之，在我像做賊一般從荊棘叢中匍匐爬過的人生當中，終於迎來了初中三年級的口試。有一半老師我喜歡，另一半嘛，看我的臉就知道，我寧願去泥裡打滾。歷史、自然科學、數學和體操(對，體操)，從「三十年戰爭」結束以後都沒有上過六分，當然我都根本不知道「三十年戰爭」是什麼時候發生的，肯定很久很久就對了。
　　[註：(1618年—1648年)，是由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戰演變而成的全歐參與的一次大規模國際戰爭。戰爭以哈布斯堡王朝戰敗並簽訂《威斯特發里亞和約》而告結束。]
　　而技術教育、美術、義大利文、音樂、英語和宗教(是的，宗教有什麼問題嗎)，高分唾手可得。歷史在我弄不定的科目中高居第一位。出於某些神祕的原因，也許是對我接收訊息的神經元突觸來說訊息量太大了。但是發送威廉·布萊克的詩歌過來，記憶就能很輕鬆地接住；而關於《維拉弗蘭卡停戰協定》(註：1859年7月，拿破崙三世與奧地利簽署的損害義大利民族利益的停戰協議)簽訂的日期就不知道。
　　我走到花園，喬婭拉、愛麗絲和喬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下，正在做早餐。空氣中洋溢著興高采烈的味道，吹向面臨6月將盡的生活和人們。小鳥們齊聲歡唱，蜜蜂們圍著果醬瓶子嗡嗡叫喚，每一口呼吸都充滿希望。
　　「我走了。」我說道。
　　「祝你好運。」喬婭拉說。
　　「希望你活著回來。」愛麗絲說。
　　我轉過身，舉起手做了一個「V」的動作。不過走到一半的時候我又轉回去了：「嘿，喬。」
　　他從米奶中抬起眼看我，似乎在說：「怎麼了，你想幹什麼？沒看見我在喝東西嗎？」
　　「我走了。」我說。
　　「二十分鐘嗎？」他放下「金剛戰士」(Power Rangers)的杯子問。
　　「是的。我去二十分鐘就回來，有什麼好提議嗎？」
　　他指了指桌子上瓶瓶罐罐之間的梁龍，那隻脖子又直又長的。
　　「我應該昂首挺胸地走出去？」
　　他點點頭，重新把臉埋進米奶中。
　　這個回答讓我頗費思量，不過我決定假裝很適應地去學它的姿勢。
　　總之我出發了，重要的是昂首挺胸地出門了。
　　於是我和福斯卡自行車都很激動地出了門，我當然比它更甚，耳朵裡聽著黑鍵樂隊(Black Keys)的歌，在這個夏日初始的燦爛早晨，奔向我的命運。
　　初中生涯就要結束了。見鬼。就好像昨天我才剛入學。時間就是如此：時間是個渾蛋。它會給你設埋伏，你想快的時候它會變慢，你想停的時候它卻開始跑。
　　騎往學校的我那天早晨問自己，初中結束是不是真的是種解脫。是否能讓我重新開啟新的一天的黎明。我是否可以整理我的所思所想，正視我的恐懼，發現自我和我想要做的事情。家裡已經發起了一個作戰計劃來幫我擇校，最終我決定去讀理科類高中。
　　我一到喬爾喬內(Giogione)中學，就在院子裡碰到了高絲，她剛剛考完。
　　「嘿，怎麼樣？」
　　「呃，我希望名字說對能讓他們給我加點分……」
　　「誰的名字？」
　　「我的。」
　　「這麼慘？」
　　她聳聳肩膀：「誰知道呢。」
　　「最難的問題是……？」
　　「塔索老師的，誰會想到她問我拿破崙什麼時候對俄宣戰的。不過我確實不記得有宣戰這回事了。我的意思是，這也算是今年的頭號大題……」
　　「不。」我憤憤不平地說，「他們不能出這種題。」
　　「不出才怪。」
　　我抓了抓臉頰，跟她說再見準備出發，然後又轉過身。
　　「高絲，我最好還是知道，如果他們問我……」
　　「什麼？」
　　「什麼時候宣戰來著？」
　　「1812年，她最後告訴我了，冷冰冰的眼神，讓人討厭的語調，你能想像到吧？」
　　我點點頭。
　　「好吧，我走了。」
　　「以後見。」
　　「以後見。」
　　我在庭院裡待了一會兒，看著她低頭走掉，兩隻手垂在身側走在石子路上，拖出兩條灰心喪氣的軌跡。我就像將要被判刑的人一樣，抬眼看了看自己教室的窗戶。我想，別再等了，沒意義。走吧。
　　至少亞利安娜還在我心中，雖然她昨天已經考過了。於是輪到我跟幾個那天早上只能說出你好、你好的同學在走廊上等著，每個人都在隱藏自己的恐懼：有的人只是閉著眼睛，嘴巴唸唸有詞地重複日期和公式；有的人禱告；有的人一直前前後後地走來走去；還有人緊張得神經質發作，像咖啡店裡攪拌機開動那樣嘎吱傻笑。
　　總之，那一刻終於到了。
　　「早安。」我進去問了聲好。桌子被排成馬蹄形，教室很小，比我記憶中的要小，他們可能晚上挪動了牆壁，教室正對著庭院，玻璃上的灰塵在燦爛的陽光中閃爍，讓我忍不住分心去想節假日的光景。我想我應該找條路逃跑才是。越獄。可惜一切都被封鎖了。
　　「噢，是馬扎里奧。」技術課、藝術課、義大利文課、音樂課、宗教和英文課的老師們發出的聲音是和諧的，讓人放鬆的。甚至有幾門我課業成績不錯的老師還露出了笑容。
　　「噢，是馬扎里奧。」數學課、體育課、科學課老師的聲音一發出來，就好像是有人看到蟑螂爬出縫隙時的語調，他們繃直了背，用指尖壓了壓鼻梁上的眼鏡，手中握著的筆如同刀子。有的老師開始翻考試書，思考要問我什麼問題。他們這一排的正中間坐的就是塔索老師。她都不帶打招呼的。
　　「你準備了什麼？」她看都不看我一眼地問道。
　　「我能先坐下嗎？」話一出口我就被自己狂妄的語氣嚇到了。要是她不讓我坐的話，我大概就要當場昏過去。
　　她示意我隨便。
　　我從旁邊拉來一把椅子，還發出了難聽的聲音。
　　「怎麼了？」她用手指敲著桌面，面有怒色地問道。
　　「我準備的文章是……」
　　塔索老師咳嗽一聲，清了清喉嚨，然後在她的小包裡找潤喉糖。
　　「……關於說服的藝術。」
　　喜歡我的老師們散發出慈愛的目光，他們互相交流了一個強烈贊同的眼神。另外一些則明顯流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情。
　　「繼續，」塔索老師哼了一聲，「說說看吧。」
　　我開始回答，整體表現還不錯。
　　不過接下來的是不同學科老師的問題。就好像剛走完第一段路，還要繼續往上爬。我好像手裡拿著一朵花，正一片片地撕下花瓣，嘴裡嘟囔著愛我，不愛我：好老師的問題，壞老師的問題，似乎唯一的標準取決於老師的好壞，是站在我這邊的呢，還是看不慣我的，真是涇渭分明。
　　科學課的老師問我的研究是不是跟神經系統有關係，說服的藝術和神經系統？這是什麼？有什麼關係？我談論這個話題的時候心神不寧，我不覺得是這層關係，還要硬著頭皮回答說「是」，因為他既然問了，那麼，他要的答案應該就是這個。不過後面解釋得無法自圓其說，他示意我停下來，然後低著頭高興地在紙上寫著什麼，就好像他從盤子裡弄掉了一隻蒼蠅。技術課的老師，我的良師益友，他問我帶來的文章用了什麼資料。我本來覺得會不會是陷阱，不行，我不能這麼想，所以我說：「紙……」然後他點點頭。體育課老師要我解釋矢狀面的動作。我想起爸爸說過的話，開始正襟危坐地談論起射手座以及其射箭的動作，不過在我剛說出「星座」這個詞時他就揮手制止了我。
　　音樂和美術類的問題回答得很好，英語部分發揮得超級好。
　　數學簡直是災難。
　　終於輪到歷史了。
　　塔索老師身穿沼澤綠色的毛衣和煙灰色的襯衫。問問題之前，她透過眼鏡打量我來著。我吸了一口氣，彷彿聽到了野狼的嚎叫，又好像感覺到乾草堆被一陣來自沙漠的風吹動。
　　「你有什麼想談的話題嗎？」她帶點嘶啞的聲音問。
　　「好，好的，因為我的主題是說服，那麼，與此有關係的……比如征服利比亞(註：1912年，義大利打敗鄂圖曼帝國，利比亞從此淪為義大利殖民地)以後義大利如何宣傳。」
　　「所以你準備的是征服利比亞？」
　　「對。」
　　「好。那我們來談談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其實並沒有準備好，其實我什麼都知道得不多，我只是肯定知道她絕對不會問我已經研究過的問題。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又了解多少呢？
　　「希特勒對俄國宣戰是哪一年？」
　　恐懼。
　　白噪音。
　　空間輻射。
　　希特勒等於德國，俄國等於俄羅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1940年—1945年。德國當然是對付俄國的。幾秒鐘之內，我的頭腦中彷彿變成了威利·旺卡(Willy Wonka)的巧克力工廠：矮人國的小矮人們在歡唱，糖漿連綿不斷地流成河。一剎那間我靈光一閃，浮現出我和維托在道路安全宣傳會上的對話，我們不是討論過巧合嗎？那個數字是：129。希特勒和拿破崙做類似的事相差129年。高絲說什麼來著？拿破崙對俄宣戰是1812年。所以希特勒是在129年後做了同樣的事。只要用1812加上129就能得出答案了。可是沒有電腦要我怎麼加？這麼大的數啊。
　　「馬扎里奧。」塔索老師說。
　　「嗯？」
　　「我在等你回答。」
　　「好的。」
　　1812+129，該死。我對自己說，鎮定，保持冷靜。1812+100=1912，1912+20=1932。
　　「時間不夠了，馬扎里奧。希特勒，什麼時候，對俄宣戰？」
　　「好的……馬上……再給我一點時間。」
　　1932+9，1932+9，1932+9……1943？不對，1941。
　　「馬扎里奧，不要……」
　　「1941年。」我說。
　　塔索老師肩膀往後縮了縮，睜大了眼睛，不過就那麼一下下，她微微繃緊的嘴唇並沒有傳達出任何意思，更別提笑了。
　　「繼續吧。」她說。
　　那一刻，我被自己既有邏輯又會算數的能力驚喜到了，於是我真的勇往直前了。怎麼說呢，我彷彿被爸爸的建議附了身，慢慢展示出滿滿的自信，就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些我不是很清楚的事件也可以搭上話，我說得太快以至於誰都不能阻止我，甚至塔索老師也只能打斷我來問下一個問題。終於到了某個時刻，塔索老師舉起雙手，手掌對著我，半閉著眼睛說：「好了，好了，馬扎里奧。這樣就好。夠了，你可以走了。」
　　我站了起來，像梁龍那樣，昂首挺胸地走出教室，下到庭院。擁有無窮樂趣的世界彷彿已經向我敞開懷抱。
　　接下來就是7月了，帶著海洋味道的7月。
　　今年我們要在海邊待上三個星期，去同樣的露營地，去住在通常可以容納我們六個人的房車裡，停在以往夏天來時的同一個地方。
　　馬扎里奧家的海邊度假日程是：早上十點起床，去海邊，花半個小時給所有人塗上防晒乳，沖涼，中午回到房車，其中一個人準備午飯。我們是輪流做飯制，星期六輪到喬的時候就點披薩。而星期天，每個人都期望其他人會神奇地出現在爐灶旁。下午休息到三點鐘，雖然有喬萬尼在身邊不可能真正休息好，我們只是時間到了就重新擦好防晒乳，去游泳池游泳到五點。然後吃點塗上Nutella巧克力醬的麵包，接著又是一輪防晒乳，去海裡玩到七點。洗完澡吃晚飯，露營的舞會我們不去，也不去看戲。晚上十點吃冰淇淋。換上睡衣，睡覺。每一天都遵循同樣清晰的節奏，當然對喬萬尼來說不是。
　　這一帶百分之八十都是德國人。我跟他們學會說「Die Katze in der Kühl」，意思是貓待在一個很冷的地方。「Meine Kuli ist rot」——我的筆是紅色的。
　　德國人。
　　蠻有意思的。
　　我記得他們總在營地裡或者自己的房車外面消磨掉大量時間，狂吃Nutella巧克力醬，啤酒喝了起碼有幾百斤，不停地塗防晒乳。他們的小孩子喜歡推著沒有腳踏板的自行車到處玩，因為被禁止下海，所以就算不會游泳的也會往泳池裡跳。我驚訝的是我們剛吃完下午茶他們就開始吃晚飯。他們說的單詞長得要命，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一件國家足球隊樣式的球衣。
　　營地裡的義大利人中，有一家人帶著一個九歲的小男孩住在另一邊，他一天到晚拿著一把發出「開火，開火」聲音的玩具步槍，見到什麼東西就射擊。另外還有一家人，在房車外面仔細擺放了一套花園裡的那種小矮人，顯然對此頗為自豪。
　　那年夏天，發生了三次造成重大影響的事件。
　　第一次事件發生在某天晚上，當地會上演那種卡通片改編的讓人尷尬又難受的戲劇。我們去了其中一場，演的是《獅子王》，還算不太可怕。當時的情形是，喬婭拉、愛麗絲、喬萬尼和我，我們四個坐在第一排。一百個座位中九十六個坐的是金黃色頭髮的德國佬，四個坐的是棕色頭髮的馬扎里奧家人。雖然營地裡的外國人明顯偏多，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演出還是義大利語，所以那九十六個人除了看舞臺就是看我們，好明白什麼時候該笑，什麼時候該鼓掌。
　　就在刀疤——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演員刀疤——和辛巴進行一場激烈決鬥的時候，我發現坐在我旁邊的喬突然消失了。
　　我推了推喬婭拉的手臂：「喂，喬不見了。」
　　「他去哪裡了？」
　　「我不知道啊。」
　　喬婭拉站起來看看四周，這個時候我們聽到了德國人的笑聲。我以為是他們誤解了我姐姐的動作。但是不是。愛麗絲第一個找到了原因。
　　「你們看那裡……」她指著舞臺說。
　　喬不知道什麼時候溜上去了，就像一名憤怒的復仇女，衝向正在和刀疤(壞人)搏鬥的辛巴(好人)。
　　「我去帶他下來。」我嘆了口氣站起來，但是喬婭拉抓住了我。
　　「別管他。」
　　「可是……」
　　姐姐讓我坐下來。
　　「隨他去吧。誰說故事應該按他們寫的那樣完結。」
　　現在是喬萬尼看上去搞不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他憑著簡單的直覺認定了要去救刀疤，所以使出全身力氣抱住扮演辛巴的演員的腿，按照腳本辛巴已經贏了，但是他還要繼續演下去，要掙脫喬又不能讓他受傷，結果演員摔倒在道具岩石上，還扯下身後一大堆紙做的假棕櫚樹的背景。
　　興高采烈的德國小朋友們徹底發狂了，他們全都跳起來鼓掌，著了魔似的喊著讓人聽不懂的長句子。
　　這成了有史以來營地最成功的一次演出。
　　海邊假期第二次重大事件的主角是那個拿著噴火玩具槍的義大利男孩。有天早晨他向我、愛麗絲和喬走過來，那時我們正在營地小路上一邊散步一邊等喬婭拉和爸媽起床。他斜挎著槍，看也不看我們，好像是巡邏隊遇到了敵人那樣，用肩膀抵住槍托，擺出射擊的姿勢。「他怎麼回事？」他停下來拿槍瞄準我們問道。
　　「誰？」愛麗絲問。
　　他朝喬努了努下巴：「他。」
　　愛麗絲轉過來看了看我們的兄弟，大概明白了，然後她做出驚訝的表情，問：「為什麼這麼問？」
　　「他說話奇怪。」
　　「說話奇怪？」
　　「臉也很奇怪。」
　　「嘿！」愛麗絲用手指壓了壓太陽穴，露出溫和的微笑，「我懂了。對不起，我們還不習慣遇到不跟我們住在一起的人……」
　　「哪裡？」
　　「格陵蘭島。」
　　步槍男孩皺了皺眉頭：「格陵蘭島？」
　　「對啊。每次住半年。我們的爸爸是個勘探家。」
　　「你們住在格陵蘭島？」
　　「一半一半……」愛麗絲晃動手掌好讓他更明白，「他是在那裡出生的哦，所以嘛，他只會說格陵蘭語，長得也像格陵蘭人。」
　　「格陵蘭島……」
　　「格陵蘭人啊，要嘛說格陵蘭語，要嘛說當地因紐特人的話。」
　　小男孩就像條魚一樣微張著嘴巴，表情看上去緩和了，步槍依然指著我們。
　　喬萬尼說了幾句話，意思大概是：我們要在這裡和這個白痴浪費時間嗎？愛麗絲反應極為敏捷，丟出一串帶有「t」和「k」發音的回答。
　　「你們說什麼呢？」步槍男孩問。
　　「我們該走了。我們的爸爸媽媽已經熱好了馴鹿奶。」
　　「……奶？」
　　「對啊，你知不知道很難找的呀。為什麼我們國家不進口呢？好吧，很高興認識你。如果你想嚐嚐馴鹿奶，歡迎來找我們……」
　　愛麗絲經過小男孩的身旁，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剛剛看到飛碟著陸的人。喬萬尼笑了，揮手表示再見。我也立刻跟在後面。等我們走得很遠了我才回頭偷偷看他，他還在那裡，步槍垂在半空，一臉不可思議的表情盯著我們看。
　　「你太了不起了。」我對愛麗絲說，「你怎麼突然就想到格陵蘭島了？」
　　「昨天學的。」她聳聳肩膀，「假期作業。」
　　我開始觀察愛麗絲。
　　我羨慕她。
　　羨慕她能夠自然而然地保護喬萬尼。
　　幾個月前，在遊樂園我也想做同樣的事。可是我沒有做到。我拿不出勇氣。愛麗絲是我的妹妹，可是跟我比起來，她高大多了。
　　第三件大事跟Nutella有關。是的，正是如此。我和喬去超市買牛奶做早餐——不，不是馴鹿的……我知道巧克力醬快沒了，就讓喬去拿一罐，我自己去了冷藏區。
　　我找到一瓶平時喝的部分脫脂牛奶，回來找他。
　　然後我看到他了。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果醬和餅乾區的通道裡，拿了不止一罐Nutella醬。喬霸占了一輛別人留在通道的購物車，裝滿了巧克力醬，不，不僅僅是這樣，他還清空了貨架，把上面所有Nutella的罐子都拿了下來。然後爬上購物車，交叉著雙腿，抱著手臂等我，彷彿自己就是巧克力山丘的國王。
　　我先是氣憤，每次都是這樣，只要他做出這種事，就弄得我既尷尬又惱火。我心想，好了，又要被罵了，別人會怪我沒管好他，我們又要像以前那樣丟臉丟到家了。
　　「你在搞什麼？」我壓住火氣，沒敢太大聲喊。
　　他說了幾句話，意思是我們有一輩子吃不完的Nutella啦，還做了個手勢，讓我推著他走，然後就像他平時那樣，一隻手扶著下巴，另一隻手放在身側，面容嚴峻，擺出一副大無畏國王的架勢。
　　那一瞬間忽然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一樣的燦爛清晨，陽光透過想把它拒之門外的百葉窗，明亮而不可阻擋地從每一個小孔、每一個縫隙中滲透進來。我想到愛麗絲，面對步槍男孩的她是怎麼做的；我想到喬婭拉，她對我說「別管他」的時候，不是說結局不是一定是寫好的嗎？對了。誰能撰寫我們的故事？誰能編排我和喬萬尼的關係，或者我、他和世界的關係，誰呢？誰都不可以。我們是自己的作者。我們的故事我們做主。沒有誰在我心中灌輸被審判的恐懼，是我自己親手培育出來的。
　　我決定遊戲開始。
　　我輕輕地笑了。我笑的是喬萬尼和他歪七扭八的生活，因為他以玩笑的輕鬆心態對待任何人、任何事而笑了。
　　我想到營地裡到處都是離開Nutella和啤酒就活不下去的德國人，他們肯定也會陸陸續續地來超市，買上一罐Nutella。我瞬間情緒高漲，推著購物車和喬萬尼來到通道的盡頭，開始守株待兔。過了還不到十分鐘，一個穿著Ｔ恤和涼鞋，渾身散發著德國味的男人走到貨架前想找什麼東西卻一無所獲。他難以置信地看了看周圍，嘴巴裡唸唸叨叨，一臉失望地準備走了。然後他用力看了我們一眼，走了過來。他揚起頭，突然露出興高采烈的模樣，看了看裝滿Nutella的購物車，又看看我們；再看看購物車，又瞅了我們一眼。
　　「Nutella。」他指著罐子說。
　　「是的。」我用德語回了一句。
　　他劈哩啪啦丟出一大串話，夾雜著好多「m」和「z」的音節，我猜他是無論如何都想要一罐Nutella，問我們可不可以分一罐給他。
　　「一罐？」我用手指比劃。
　　「是的，一罐……」他回答。
　　我做出若有所思的表情，假裝和喬萬尼熱烈討論起來。等到這位德國先生已經沉不住氣了的時候，終於大方地讓給他一罐。
　　他幾乎就要上來擁抱我們了，簡直不知道如何感謝才好，甚至鞠了好幾個躬，緊緊抱著那一罐東西一邊邁向收銀臺，一邊用德語大喊「謝謝」，還轉身朝我們揮手。
　　我和喬還沒來得及交換一下意見，又來了兩撥德國人，一撥是媽媽帶著一個小嬰兒，還有一位老先生，他們相隔著一定距離，都走向貨架，唉，沒有找到他們要的Nutella。好吧，同樣的情節又開始上演了：先是失望，然後走向我們，看看購物車又看看坐在一大堆罐子上的喬萬尼，他們說著怪聲怪調的義大利語，語法漏洞百出，實在太好笑了，我和喬萬尼不得不去想世界上最悲慘的事才能忍住不笑。我們同意分他們一罐，他們同樣因為我們的慷慨而喜笑顏開，不停地說謝謝。老先生甚至留下了一歐元。我本來不要，他硬把硬幣扔進我的口袋，摸摸我的頭髮，飛快地走了，生怕我們反悔似的。
　　我們大概分了一個小時的Nutella，在這段時間裡，變身為贈送幸福的使者。然後我們回到房車，不過手中空空如也，Nutella都分完了，爸爸為此一個小時沒有跟我們說話。
　　接下來幾天，我們簡直被德國人簇擁了，不論走到營地哪裡，都有人停下來打招呼，說謝謝，還不止一個人跟我爸媽說他們的兒子很了不起。
　　到了該回家的時候，也到了懷念家鄉菜的時候了。
　　但這次返回並未如同往常一樣，有些事情已經改變。我變了，我身邊的事物也變了。
　　維托跟家裡人去美國度假了，亞利安娜去了普利亞的親戚家，她決定不沉迷於手機或者別的東西，也不能給她父母打電話，要想聽她的聲音只能聽祕書檯留言了。
　　還好有布魯奈和刀疤。
　　我一般午飯後去找他們，騎上福斯卡跟他們到處歷險。當然不是做違法的事情。即便如此，刀疤也總是說，按照我們的司法體系，我們還來得及成為議員，去修改法律。我們騎車去了威尼斯，經過蜿蜒曲折的小巷，偷拿玉米，按別人家門鈴，扔水氣球進去，我們還跳過矮牆，進到一個廢棄的別墅花園裡抽菸。
　　夏季快結束的一天，我又邀請布魯奈和刀疤來我家玩樂器。那段時間我們開始寫自己的曲子，這回我根本沒考慮誰會在家，就帶著他們騎車直接去了。
　　我們跟家人一邊打招呼，一邊說我們要演奏，但不會太吵，然後就下到酒窖去了。布魯奈霸占了吉他，刀疤敲鼓，我當鍵盤手。我記得當時我們還想過樂隊的名字，本來想從「翻滾的石頭」「火車上的三十三個後衛」「殺手加布裡博」裡面選一個，結果誰也沒說服誰。我們先拿比費克利羅樂團(Biffy Clyro)(註：蘇格蘭搖滾樂隊)的歌熱身，彈得忘乎所以，我們即興演奏，希望能夠迸發出什麼有趣的靈感來。正當我們沉浸在狂熱的創作中時，喬萬尼出現在樓梯上。
　　我整個人都僵住了。
　　我倒抽了一口氣，停止了演奏。
　　我呆若木雞地看了看喬萬尼，又看了看布魯奈和刀疤，然後又從他們身上把目光移向喬萬尼。喬穿著一套連體運動服。他看著我們不說話。他來了，他的眼睛、他的臉、他站不直的身體出現了。然後喬開始跟著刀疤的鼓聲搖頭晃腦，甚至學起布魯奈彈吉他的樣子。他笑了起來，笑了又笑，我從未想到的是——我怎麼從來沒有想過——我的兩個朋友也跟著他一起笑了起來，就好像他們面前突然出現一個患有唐氏症候群的小男孩是世界上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我心想(我發誓我真的想過)：你們知道他是誰嗎？是我的兄弟，他得了唐氏症候群。你們不吃驚也不覺得奇怪嗎？你們什麼都不問我？為什麼你們沒有說一些玩笑話來掩飾尷尬？為什麼你們看起來很平靜、毫不在意？為什麼你們一點也不奇怪我從來沒有提過他？因為即使你們對他並不驚訝，也至少對我隱瞞他這件事覺得意外吧，為什麼不呢？
　　沒有。
　　他們的表現一如平常。
　　他們很開心看到他，然後繼續演奏了。
　　我那種平時常有的苦澀滋味又湧了上來。但是我耳邊又回想起喬婭拉在《獅子王》劇場裡說的那句話：「別管他。隨他去吧。」
　　喬喜歡音樂，因為音樂有動感。他什麼都喜歡，就算我們即興演奏彈得很爛他也覺得好玩。他走到布魯奈的吉他旁邊，跳了幾下，我的朋友正跪在地上，模仿他在《搖滾學校》裡看到的那種瘋狂在地面滑動的彈法。
　　然後喬又爬到刀疤的腿上，刀疤也不管他，隨他敲這裡敲那裡，當然完全摸不到節奏，不過我們也不是世界一流的搖滾樂隊，就算有什麼閃光點我們也察覺不到。布魯奈和刀疤的演奏並沒有被喬打斷，唯一停下來的只有我而已。
　　喬發現這一點後，決定過來代替我彈電子琴。
　　他在琴鍵上偶爾也能敲出一個7/8拍的哆咪發哆的節奏，布魯奈帶著吉他過來了，刀疤也拖著架子和鼓跟著來了。我搞不懂。他們是要和我兄弟合奏嗎？從這一刻起我真的像個白痴了。
　　於是我開始彈起來。
　　喬溜走了。
　　一分鐘後他又回來了，戴了一頂奇怪的帽子，手裡抱著一堆玩具。他又跳起舞來。布魯奈和刀疤不再只是微笑，他們真的樂了，不過是發自內心充滿善意的笑。喬跟著我們的曲子，帶領玩偶們一起舞動，害得刀疤瘋了似的如狂風驟雨般揮舞起鼓棍，接著布魯奈也暴走了，他隨著喬拿著霸王龍打他的節奏，一邊彈一邊在酒窖裡狂奔。
　　在消除分歧方面，音樂是最好的介質。我面前如同有著兩個放著同樣音樂的擴音器，音樂流淌進我們的身體，又透過我們的身體表現出來。布魯奈在吐舌頭，刀疤正搖頭晃腦，我閉著眼睛扭動著肩膀，喬扔掉玩具，自己跳啊跳。
　　後來在道別的時候，我跟刀疤和布魯奈坦白了一切。關於喬和其他種種，我如何害怕跟他們提起，如何害怕他們有什麼看法。就像理所當然那樣，他們說我是個十足的傻瓜。
　　對了，我們的第一首歌取名叫《小約翰》。
　　9月伊始的一天下午，馬扎里奧家全體去觀看喬萬尼有份參與的演出。他已經不像在幼兒園時那樣害怕公眾和舞臺了，這次是他與一班殘疾生同學共同出演的一場戲劇，那一年演的是《忒修斯和牛頭怪》：為了反映錯綜複雜的社會是如何給特殊人群貼上隔絕的標籤的。喬是有臺詞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在某個時刻，有個嘴巴白白的傢伙問他，去克里特島(Creta)(註：牛頭怪的棲身之處)的路上他都帶了什麼。喬要回答：「洋芋片和可口可樂。」
　　臺詞很耳熟吧。
　　演出之後主辦方有個茶話會，在一個小會客廳裡，喝喝柳橙汁，到處都在討論殘疾和非殘疾的話題，比如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彷彿來到了神奇寶貝聚會中心。
　　「你有什麼能力？」
　　「我會翻滾。你呢？」
　　「我的右手臂像錘子一樣。」
　　「哇！要知道如果有人惹我生氣了我會……」
　　我端著一個裝滿小香腸的盤子，正在往上面疊酥皮點心，有一個看上去二十來歲的唐氏症候群小夥子來到我旁邊，雖然得這種病的人不容易猜出年紀，不過看上去總是早熟一些。
　　「嗨，我叫大衛。」他嘴裡塞滿了洋芋片跟我打招呼。
　　「你好，我是賈科莫。」我跟他握了握手。
　　「我是唐氏症候群，你呢？」
　　「我，呃，不是，我什麼都不是……我在這裡……是給我兄弟提些建議的，不過他不要。」
　　「什麼都不是？天啊，不可能吧。這裡的人都有病的。你看到花園裡那個人沒有？湯米。他也是。」他給我指了指另外一個對著草叢說話的唐氏症候群患者。
　　「是的，我看到了。」
　　「湯米以前得過唐氏症候群。但是現在已經好了。」
　　「怎麼好的？」
　　「別人說他有次吃了胡蘿蔔，第二天就好了。我覺得有可能。」
　　「……」
　　「說說你吧。你總有什麼不會的吧。」
　　我想了一下說：「我不會用熨斗。」
　　「啊，這就對了！」他笑了，「熨燙症候群。跟你說，」他壓低聲音說，「唐氏症候群可比熨燙症候群好。」
　　「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你有補貼嗎？」
　　「沒。」
　　「我有啊。國家給唐氏症候群患者買單，我什麼都不用做。明白嗎？他們付錢讓我活下來。我們這群人多幸運啊。」
　　「呃，我不覺得……」
　　「我不用去上班。媽媽還給我洗衣服，因為她覺得我不會。我也不需要駕照，因為有他們帶我到處走。我也不用另外找一個家，因為爸爸媽媽永遠愛我，至少現在是的。你不覺得很好嗎？」
　　「是不錯。」我笑著說。
　　「不過呢……」
　　「嗯？」
　　「不過有段時間很難熬啊。馬泰奧。」
　　「我叫賈科莫。」
　　「好，賈科莫。賈科莫，有一段時間，在高中的時候，我的桌子啊，椅子啊，書啊總是找不到。他們叫我怪物、白痴、廢物、猴子。我很痛苦。可是他們遲早會知道……」
　　「知道什麼？」
　　「因為他們我才開始喜歡我自己。我感謝上帝沒讓我變成他們那樣，變成那些虐待我的人。他們才是更糟糕的：他們沒有同情心。我甚至感謝我自己多了一條染色體。等等，是哪裡多了一條來著？」他看了看自己的身體。
　　「是細胞核裡。」
　　「啊哈，是這裡，我找到了。」他指了指心臟和肝臟中間的位置，「我很高興我有它呢。」他的手指壓在毛衣上。「我喜歡我的樣子，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生活。他們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用手做了一個寬泛的動作，「生命是唯一從無到有的，是創造不同的：不一樣的花，不一樣的小鹿，不一樣的石子……不，石子算了，雖然我會扔它們，石子會移動，還有……總之，小鹿啊，大衛啊，賈科莫啊，菲利普啊，蘿拉啊，巴蒂斯蒂的歌啊……」
　　我對他笑了。
　　他說：「當然我不會成為科學家。但是我做的煎餅世界一級棒。」
　　「你會做煎餅？」
　　「嗯哪。」
　　「蘋果的？」
　　「是的。」
　　「你帶了嗎？」
　　「在那裡呢。」他指著我左邊的桌子。
　　我們走到那邊去，我嚐了嚐，真的是我這輩子吃過的最好的煎餅。我最愛蘋果煎餅了。
　　電話這時響了，是亞利安娜。她應該從普利亞回來了，難道是想在高中開學前見見我嗎？我走到神奇寶貝中心的某個角落裡，離噪音遠一點，好聽清楚她說的話。我能看見喬和朋友們就在我眼前玩耍，我想要告訴亞利安娜關於我兄弟的事情。
　　「阿里安娜。」
　　「傑克，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我也是。」
　　喬正在玩瞎子捉人的遊戲，那一刻他的笑容給了我力量。
　　亞利安娜說：「OK，你先說。」
　　可是我從她的聲音裡感受到異樣的顫抖，所以我說是她打來的，讓她先說。
　　「我要搬家了，傑克。」她說，「我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