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死亡逼近的十五種跡象


　　臨終關懷護士給了我們一本名叫《死亡逼近的十五種跡象》的護理手冊，如果她以此出考卷，查理和我一定都會得A，我對此很有信心。
　　差不多已經午夜時分，我們在父母家裡，坐在廚房流理臺上，反覆看著媽媽的身體在接下來幾週、幾天、幾小時，甚至是每一刻會發生的情況清單，準備迎接這些無法準備的事。媽媽躺在旁邊房間裡的一張病床上。
　　「她的呼吸模式在改變。」核對無誤。
　　「她幾乎不吃不喝。」核對無誤。
　　「她的四肢末端冰冷，可能有一點發紫。」核對無誤。
　　「她多半都在睡。」核對無誤。
　　「她醒著的時候，總會焦躁不安，一般會出現幻覺，她可能會伸手去搆你們看不到的東西。」對，她好像在用纖瘦發紫的手指，反覆地翻一個看不見的花繩，或者在捏橡皮泥，或者在戳另一個時空裡的洞。
　　「她說話時，一般比較慢，比較吃力。她說的可能是你們不懂的東西。」「誰能相信這光線？」安靜了幾個小時後，她突然這樣叫起來，然後她說，「我們離開這裡！」
　　「從大紅瓶裡取出液態嗎啡滴在她的舌下。你的丈夫是刑事辯護律師，他跟你保證，這可以在黑市上賣一大筆錢。」核對無誤。
　　「上一條是開玩笑的。」核對無誤。
　　「她好像再也不知道你的存在了。你疲憊不堪。」核對無誤，確認無誤。
　　「這麼多天以來，你的爸爸趴在她病床旁邊的床上，第一次和衣睡著了，燈還亮著，他頭睡在床尾。」核對無誤。
　　「那麼，你猜會是多久？」我問查理。
　　「我不知道，一個星期，幾天？」
　　我們都再次凝視著手冊，掃了一遍，尋找著上面並沒有寫的東西。我們試著了解不可知的東西，還企圖對之瞭如指掌，真是奇怪的生物。
　　阿蜜莉雅接受過陪產的培訓，好像更知道此時該怎麼辦。她在媽媽的房裡點燃蠟燭和薰香，為所有花瓶裡的鮮花換水，扔掉那些枯萎的花。她在媽媽的手上擦乳液，做靈氣治療。「我真的感覺得到她的存在。」她說。
　　我一點兒都感覺不到媽媽的存在。房間裡沒人時，我試著跟她說話，不過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你不用再撐了。」我試著說。她醒來了，幾乎像是在瞪我，有點困惑又有點生氣，好像在用眼神跟我說：「好像如果我知道怎麼停下來，我就會停止似的。」
　　「心跳和脈搏可能不規律。喉嚨裡會發出汩汩聲，呼吸阻塞，這一般是死前的喉鳴，很常見，相比病人實際的不舒服，照顧她的人可能會感到更痛苦。她可能在尋找或者要求得到離開的『允許』。」
　　三個半小時後，我在自己家裡，電話鈴聲驚醒了我。
　　「我覺得你必須馬上過來。」是查理打來的。
　　「為什麼？」我問道，還在固執地裝傻。我的腳趾在地板上摸索拖鞋，我把乳房切除術後的引流管別到乾淨的Ｔ恤上，跑出門，跑進溫暖的夜裡。





2　你害怕去做的事


　　當年我中學畢業時，爸爸的一個表親送給我一本《愛默生在康科德》，我讀得津津有味，這是由我的高祖父寫的，記載了他那位傳奇父親的奇聞逸事。
　　他說愛默生的著名格言「永遠做你害怕去做的事」其實是他凶悍的瑪麗阿姨對他的警告。父親去世時，愛默生只有8歲，之後瑪麗阿姨幫他媽媽撫養孩子。這是我最喜歡的段落之一。
　　愛默生將這句忠告傳給了自己的孩子，然後代代相傳。現在，我站在父母在格林斯伯勒的房門口，想起了這句話。「走進門，她的遺體正等著你。你會看到你的父親在哭泣。」
　　「走進那個場景。想像那就是你自身死後的場景。」





3　新生活正要開啟


　　日出後沒幾個小時，媽媽就辭世了。我們將她的遺體留在房間的床上，然後步行去看一看聖瑪麗家，我們想在那裡舉行追悼會。那是街角處一家有護牆板的小教堂，是設在校園內的聖公會教堂。相比於傳統的教堂，它雖然只有一間房，卻很溫馨。十二年前，我在那裡朗誦了自己的畢業詩歌，我的父母依偎在第一排的長椅上看著我。
　　關於媽媽的葬禮，她給的指示模稜兩可，相互矛盾。「什麼都可以。你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什麼都別做。我又不會到場。」
　　後來她又說：「嗯，也別什麼都不做，如果你們決定要把我的骨灰撒進大海，一定要趁著退潮而不是漲潮的時候。我很希望讓馬克和安妮唱首歌，希望會有人致辭。還有妮娜，我想讓你讀那首詩，就是寫我們義大利之旅不停爭執的那首。」
　　後來她又變卦：「算了吧。你們在葬禮上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挑著好的做就行了。」
　　自始至終，她唯一堅持的事情就是火化，她說：「不要讓我在地下腐爛！」
　　在車道上等其他人出來時，我自拍了一張照片——癌症患者與已故母親的肖像。數月後，我往回翻手機相冊裡的照片，這張照片就在她的遺體照片後面——她慘白的手臂上都是深深的瘀紫，還有她臉上那令人不寒而慄的喜悅——我發現自己在鏡頭前本能地笑得很燦爛。
　　我們從家裡走出來，走在8月清晨的街上，像從空難飛機殘骸中走出來的幾個乘客。我們舉止古怪而輕浮。此時此刻，我們是彼此最好的陪伴，因為我們精神錯亂又疲憊不堪，依然沉醉在那種充滿怨恨的幽默感裡。最後的這幾個星期，我們視彼此為氧氣，藉此保持清醒。
　　「把她一個人留下，沒事吧？」爸爸問。
　　「我覺得沒問題，」阿蜜莉雅說，「我是說，還能怎麼糟糕？」
　　家中有新生嬰兒時，在經歷了尤其難熬的一晚後，你幻想自己走出房子鎖上門，就那樣靜靜地走開，暫時擱置這一切。只不過，我們真這麼做了。
　　這是夏末的星期五早上，學校的新學期剛開始，父母家位於北卡羅萊納大學格林斯伯勒分校附近，街上的學生越來越多。我們這一行人笨拙地穿過人流，漫步到小教堂。聖瑪麗家鎖著門，我們站在門廊上，從未進去過的查理跟阿蜜莉雅湊在窗前看裡面有多大。那時，一個背雙肩包的學生鎖好車門，往學校走去。我認出她就是我兒子的臨時保姆，是一名研究生，自從她的時間表更改後，我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過她了。
　　「嘿，是安妮賴斯！」我跟約翰說。她徑直走過我們，正要去跟人行道上的朋友打招呼。
　　然後，我發現我們碰巧也認識她的朋友，是我們兒子的另一個臨時保姆維吉尼亞，她也是研究生。
　　「嘿，你們好呀！」我不由自主地衝她們喊道，跟約翰走向前去。
　　「嘿！很高興見到你們！最近好嗎？」別無二致的寒暄方式。
　　查理、阿蜜莉雅，還有爸爸幾個人靜靜地站在我們身後。我們看起來是什麼樣子？引人注目？還是引人懷疑？我們也許會讓維吉尼亞和安妮賴斯心生擔憂，她們會覺得好一陣子沒見到我們，是不是因為我們加入了邪教。
　　「很好！蠻好的！你們呢？這學期還順利嗎？」我只能這樣說。
　　或者也可以說：「我這件寬鬆襯衫下別了一根乳房切除術後引流管。我的頭髮掉光了，很痛苦。我好幾天都沒睡了。我的媽媽在5個小時以前剛剛嚥下最後一口氣。現在，她一個人躺在街角處的家裡。我們正在考察舉行葬禮的地方。」
　　我不知道該怎麼將我的家人介紹給這兩個年輕的女孩。
　　「對不起，」回家的路上，我對大家說，「我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說。」
　　那晚，爸爸媽媽最親密的兩位朋友安妮和馬克過來陪我們，我們或許要請他們在葬禮上唱歌。他們的女兒莫莉，是我們請的第一個臨時保姆，正是通過她，我們認識了安妮賴斯和維吉尼亞。
　　莫莉這個暑假都在流動餐車打工，值完班後也順路過來了。安妮、阿蜜莉雅、莫莉和我坐在媽媽的遺體旁一起哭泣。
　　「請代我跟安妮賴斯和維吉尼亞道歉好嗎？」我跟莫莉說了我們相遇的事，「我當時的舉止一定非常奇怪。」
　　「我當時的舉止一定非常奇怪」，我一直在重複這句話，基本上都是在自言自語。因為原來不管過去幾天、幾個星期，我仍然能夠感覺到媽媽一直都在這個街角，一個人躺在家裡，剛剛死去。而外面陽光正好，一派新氣象，我一直都在跟別人說我很好。





4　火化場


　　爸爸、查理、阿蜜莉雅和我一起跟著兩位身穿黑色西裝的殯葬承辦者，穿過近攝氏38度的停車場，來到一棟無窗的金屬建築前。約翰在上班，孩子們在學校。追悼會明天舉行。我的手機在口袋裡一直嗡嗡響，不斷收到其他親友的航班抵達通知簡訊，還有最後一刻的追悼會安排簡訊。
　　一個星期以來的炎熱以及接二連三的事件，讓我們都疲憊不堪，不過當然我才是最憔悴的那個。頭髮剛剛要冒出來。切除乳房的那一側，Ｔ恤貼在身上。我走得很慢。預計從下個星期起，我就要繼續為期三個月的化療了。
　　「真糟糕，」媽媽幾個星期前說過，「真不敢相信，在你經歷這一切的時候，我竟然就要死了，這真讓我痛不欲生。」她諷刺地笑著。
　　在失去了生命中重要的人後，我們用一種精神錯亂、意想不到的方式面對。多半的我站在這裡悲痛，但我不得不承認，還有一部分的我是為了某種病態的試車。死亡從媽媽的病床上搭上我胸部的這輛便車，一路追到殯儀館後面的這個停車場。
　　火化場在這棟波紋金屬建築最裡面的角落裡。以前，媽媽沿著北卡羅萊納鄉下的高速公路行駛，看到這種廉價的金屬建築時，常常會說這是「醜化美國」。不久後，達樂公司或者也可以叫菸酒商店，就在那裡開了幕。現在，就在這樣的一棟金屬建築裡，媽媽的遺體等待著最後的時刻。
　　我們知道工作人員會把她放進那個價值幾百美元的硬紙板火化棺材裡，這是我們在殯儀館為她選的，但沒想到這個棺材看起來像個大號的白色蛋糕盒。
　　工作人員看到我們想待在這裡，好像有點不安，好像我們才是怪胎似的。說實話，我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待在這裡，但查理強烈感覺我們應該目睹整個過程。我們也一致同意，不管媽媽去世的這件事會讓我們經歷什麼迂迴曲折的離奇事件，我們都要盡力相互扶持。
　　我們守在媽媽的床前，直到她去世。她去世後，我們將遺體留在家裡幾天，輪流坐在她的身邊，看著她的遺體慢慢改變，看著她越來越不像生前的樣子。
　　現在。
　　「這就是終點了。」我心想。
　　三天前，我們跟另一位承辦殯葬的人員坐在殯儀館辦公室裡。他就是我們隔壁的鄰居喬，是我們的朋友，也是位新手爸爸。我們向他諮詢觀看火化過程的事宜，他的女兒是在我媽媽去世的那一個星期出生的。
　　「嗯，當然，當然可以安排。」喬說道，他這個人最大的兩種天賦就是聰明和善良。
　　殯儀館光滑如鏡的紅木桌子上擺著我們從家裡帶過來的盛滿了鮮花的罐子，這是媽媽保存東西用的容器。「你能把她的骨灰放在這裡面嗎？」查理問，「抱歉，味道有點大，這是她生前用來放大麻的。」
　　「哦，當然可以，」喬點頭道，眼睛都沒眨一下，「沒問題。」
　　其實決定把這個罐子帶過來，我著實鬆了一口氣。當我去接爸爸前往殯儀館時，他其實抱著那個20世紀70年代買的橙色特百惠水桶鑽進了車裡，我們一直用它來沖即溶檸檬水。「這個行嗎？」他問。
　　「我覺得不行吧，爸爸。」我說，「要不，別從廚房裡選？」
　　等爸爸跑回屋裡再找合適的容器的時候，我把這個水桶放在副駕座椅上，拍了張照片發給媽媽，並寫道：「拜託你快回來吧，爸爸想把你裝進這個水桶裡。」
　　沒有回覆的簡訊，但這只是第一封而已。
　　在這棟「醜化美國」的殯儀館裡，裡面比停車場還要熱，像個車庫，帶著個大型冷卻器，還有個更大型的烤箱，烤箱好像正在預熱。
　　「你們想先看一下遺體嗎？」一位殯葬工作人員問我們。
　　媽媽在冰箱裡待了5天了，工作人員掀開蛋糕盒蓋子時，我們看到她臉上覆著一塊布。所有的這一切中，我最討厭這一點。工作人員揭開那塊布，莫名帶著點炫耀，我們四個人往前傾，看了看她。
　　她不再是我的媽媽了，看到躺在金屬盒裡的她，我想我應該明白這一點。雖然我早就知道，在凌晨3點電話響時我就知道了，在查理說「我覺得你必須馬上過來」時我就知道了。當我跑進車道時，驚到了門口草坪上的一隻兔子，它一動不動地回頭盯著我，我摔上車門，越過了它。我知道我已經晚了。
　　媽媽的遺體沒有任何腐爛的跡象，但膚色明顯已經蠟黃，臉上凝結著水珠。只有頭髮還有原來的樣子，一小縷一小縷的灰棕色秀髮從前額往後攏起。她早上死去時，我們撒在她身上的紫色花朵已經枯萎發黃，像被丟棄的花束。媽媽的眼睛並未嚴絲合上，上下睫毛並不勻稱，像我三年級時她跟我縫的玩偶裝的眼縫。她的嘴也沒有合上。
　　「她一定不喜歡現在的這個樣子！」我跟爸爸輕輕說，他握緊我的肩膀。
　　另一位工作人員轉身對我爸爸說：「你們想按下焚屍爐按鈕嗎？」好像爸爸是特別派對上的壽星男孩似的。他開始為爸爸示範控制桿和不同的旋鈕。爸爸一向什麼都不怕，但此刻我知道他順著工作人員的意思，讓場面變得這麼滑稽，只是不想跟對方再多說任何話。他按了那個綠色的按鈕。
　　烤箱門慢慢開啟，隨之突然傾斜，上一具遺體留下的骨灰輕輕飄到空中，像思想的泡泡，也像一個夢，訴說著我們如何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紛紛往後一退，我幾乎聽到媽媽在衝爸爸大喊：「我的老天，彼得，你要對我做什麼？」
　　門全部打開後，工作人員關上蛋糕盒子，將它放到短短的傳送帶上，烤箱門「哐噹」一聲把媽媽關在了裡面。裡面沒有窗戶，我一直莫名覺得這個烤箱跟鑄鐵爐一樣，裡面會有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小窗戶。但是，這裡只有一扇厚厚的金屬門，將媽媽隔在了另一側，我們不能進去，而她也無法回來。
　　要花四五個小時，火化才能結束。
　　「好了，我受夠了。」我幾乎立刻說道。我有點頭暈，雖然有一萬種理由要目睹媽媽的火化過程，但無論是什麼理由，我都覺得怒氣難遏。我站在外面的柏油馬路上，因為眼睛需要適應太陽強光，所以我蹲了下來，爸爸跟我一起出來，他揉著我的背。查理和阿蜜莉雅在裡面又待了幾分鐘，不過很快就出來了。
　　查理比我小10歲，是父母逆轉結紮之後的又一次重振雄風。我們兩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吵過架，也沒跟爸爸發生過爭執，我們的童年沒有這種經歷。但是，我們倒是經常跟媽媽爭吵。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跟查理都是這樣。我跟她吵，可能是因為我跟她很像，個性衝動、要求高，又非常情緒化。查理跟她吵，可能是因為他常常反對她的意見，查理很淡漠，有時候媽媽會覺得他只有對她才這樣。
　　我們四個手挽手朝車子走去，「對不起，」查理又哭又笑，阿蜜莉雅頭靠在他身上，「我不知道那樣做是好還是不好。」
　　「沒關係，」爸爸說，「只要下次不那樣做就好了。」
　　火化結束後，我們整個下午都往返於機場和家，接了好多通電話，晚上跟親友在後露臺上喝湯、喝啤酒、聽音樂。一位很久不見的老朋友騎著摩托車駛到路邊，她是從紐約趕來的，騎了一天才到。阿蜜莉雅的父母也來了，約翰的媽媽和姊妹都從很遠的西部飛了過來，她們穿過大門走進來。鄰居們端來了甜品。而與此同時，在這座城鎮另一面的停車場後面，那個烤箱一直在運作。
　　我們舉辦了兩場追悼會，第一場是在聖瑪麗家小教堂裡，父母以及我的朋友們擁擠地圍坐成一個大圈，相視哭著笑著。孩子們坐在地板的墊子上，跟他們的朋友們組成了一個臨時樂隊，馬克彈吉他演奏Everybody fields樂隊的《在你身邊》，孩子們給他伴奏。他們吹口琴，打對鼓，用手拍打著地板，完全沉醉其中。
　　我也跟大家說過，如果有人想穿亮色衣服，儘管穿，因為媽媽喜歡亮色衣服。她最喜歡的顏色是紫色，但她在去世前三天最喜歡的顏色變成了橙色。
　　「橙色，」她一直告訴爸爸，「橙色最好。」
　　「你想吃橙子？」爸爸回應她，他總是想辦法餵她吃東西。
　　「不，」她用力搖頭，「我愛橙色。」
　　她去世前兩晚做了個噩夢，夢到自己要被誘拐了。她醒來時很激動、不安，也很緊張。她一直做那個夢，服安定也沒用，服止痛藥也沒用。「我們就想想橙色，」爸爸最後試著說，「就想橙色，什麼都別想。」他揉了揉她的雙腳，在凌晨3點，爸爸絞盡腦汁，把所有有關橙色的東西說給她聽。最終，她的呼吸平穩了下來，再次睡著了。
　　一位朋友告訴我這事意義重大，因為在佛教中，橙色是一種高度進化的顏色，代表著光明(誰會相信那道光？)和本質，充滿了智慧、力量和高貴之感。
　　媽媽一生都熱切地喜愛紫色，然後在生命最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轉而以同樣的熱情喜歡橙色。我很喜歡這一點，這很像她：很有主見，從不懼怕改變，無論是演變、取消還是變更自己的想法。媽媽最喜歡以此開始一句話「你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嗎？」也很喜歡以「你知道我哪裡弄錯了嗎？」開始一句話。
　　演奏結束後，查理讀了一首詩，朋友們分享了關於媽媽的回憶。爸爸不喜歡在公眾面前講話，握著我的手坐在教堂溫馨的長椅上。
　　我沒有應媽媽生前的要求，在追悼會上唸那首關於義大利之旅的詩，我很抱歉，但我就是做不到，沒有聽從愛默生的阿姨瑪麗的建議。不過，因為我無法忍受看到別人不開心，我就講了些媽媽過去也很愛講的無聊荒唐故事。她說自己是滑稽事的磁石，身邊總是發生那些荒唐事。比如，她卡在機場馬桶上；大黃蜂飛進她的鼻子裡；她鏟狗狗便便時鏟到了自己頭髮裡；在舊金山時，她沒穿內褲就帶著還是嬰兒的我去銀行，然後填表時把我放在地上，我拉著她的嬉皮裙子拉到了腳踝處，還不肯撒手。我覺得自己現在嘴裡說的這些話，都是媽媽在說。
　　我講故事時，懸掛在身後牆上的一幅聖母瑪利亞圖突然掉到了地上。眾人紛紛倒吸了一口涼氣，還有人大笑起來。「天啊！簡(譯者註：作者母親的暱稱。)，」有人說，「算了吧。」
　　我們以無限的靜默結束了這場追悼會，跟大家說隨時都可以離開。之前策劃追悼會環節的時候，我一直擔心大家會覺得尷尬，或者不安，覺得應該跟其他人一樣待久一點。我希望這裡能有個鑼或鐘，可以在靜默結束時敲一下，好讓大家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離開。
　　查理更加直接明瞭：「在死亡面前，我們尊重未知，尊重我們的不知所措，尊重死亡的神祕感。」他說，「雖令人不安，但這都沒關係。」
　　「天哪！」我想，「我根本不知道死亡這件事，也根本不知道這一切到底該怎麼進行。」
　　距離收到媽媽的骨灰還要幾天時間。因為有一天早晨，殯葬師喬在車道上告訴我，遺體焚燒之後，類似高速攪拌機的骨灰研磨機會把人骨碎片研磨成大概四磅細沙。
　　追悼會結束兩天後，喬捧著骨灰盒來按我家門鈴。他是趁中午休息時間回來吃頓簡餐，靈車擠在我們兩家之間狹窄的車道上。他的妻子喬茜是位全職主婦，在家照顧剛出生的寶寶，而喬正努力回歸工作常態。他滿眼倦色，充滿了初為人父的震驚之感，透過我們兩家開著的窗戶，我每天都能聽到那個新生兒的哭聲。
　　「這是給你們的。」我開門時他說道，並交給我四磅重的骨灰盒。
　　「謝謝。」我說著，笨拙地用雙手接過來，想夾在手臂裡，但也知道那樣不合適，「希望你們照顧小寶貝一切順利。」
　　「還好，」他笑著說道，「有點累，但她太棒了。」
　　15分鐘後，我在廚房望著窗外。車道空了，我發現自己臂彎裡還捧著那個骨灰盒，藉助臀部平衡著身體。我把狗狗放了出去，並擺正了長沙發上的靠墊，列了張雜貨購物清單，但我還是沒有把骨灰盒放下來。透過紗窗，我聽到喬茜在哼唱，溫聲細語地哄嬰兒，漫不經心的曲調裡充滿了安慰與陪伴，這是最優美動聽的音樂，我想像那是我來到這個世界時聽到的第一種聲音。





5　戰利品


　　一天下午，我順路經過父母家，給已經復工的爸爸拿了幾份文件。媽媽的普銳斯停在車道上，她的皮包還掛在廚房內的椅子上。
　　「哦，還好，」我無法阻止自己胡思亂想，「她在家。」
　　家裡養的一隻小獵犬克萊德，已經老邁。它癱在大廳那裡打鼾，頭都沒抬一下。家裡寂靜無聲，鋪滿了下午的陽光，餐桌上的一株蘭花正在盛放。一切好像還是原來的樣子。我走進媽媽的臥室。
　　好像，這個詞真鬼祟。
　　她去世後的幾天裡，我們都發現，臥室裡還殘留著一股死亡的氣息，也不是徹頭徹尾的難聞氣味，而是像混合了最後幾個星期、幾天、幾個小時的所有氣味。乳液、次氯酸鈉、薰香、藥物、花朵和呼吸，還混合著其他味道，我想大概是腐敗的氣息吧。這氣味在我的鼻子裡殘存了許多天。
　　媽媽是星期五凌晨4點左右在床上去世的。我們把她的遺體保留了兩天，一直到星期天上午十點左右。星期五傍晚時分，臨終關懷工作人員過來幫我們清理和打扮遺體，我們拉開所有百葉窗，大聲地放著披頭四樂隊的歌，給她穿上最新潮的衣服，在她周身鋪滿紫色花朵。她容光煥發，如果看到自己的皮膚這麼光彩熠熠，她一定會被迷暈。
　　我沒想到的是，她並不是一下子就離開我們的，我並不是在說什麼神祕的方式。起初，她還在，雖然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但我每次進出她的臥室，都會想到她越來越不在「那裡」了。她的手指在胸前彎曲的樣子(是我有記憶以來最柔軟、最纖細的手)，她的嘴唇，她皮膚的顏色。星期天早上，她的雙眼變成了保鮮膜的樣子，再也不是她原來的眼睛了。
　　死亡的氣息也是這樣變化的。當我走進她的臥室時，看到裡面乾淨清新，就像她之前打掃過的樣子，其實她病入膏肓後，就將家務都交給了我們。清潔女工來過，印有金盞花的床單洗得很乾淨，有股清新的氣味，四角平整。她的藥膏在床頭櫃上整齊地碼成一條線，旁邊是她的眼鏡和綠梳子，還有疊得整整齊齊的一疊疊背心和瑜伽褲，全都散發著清新的洗滌劑的味道。
　　我在她的臥室裡轉了兩次，嗅著所有東西的味道，想要尋找她的哪怕一點點的味道，有機的、活著的或臨死前的她的氣息。但那種氣息已然不在了，我站在那裡哭了很久。
　　然後，我偷走了她所有的鞋子。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這種情況在她還沒去世時就開始了。那時候她逐漸不能下地行走，我會過去陪她，趁她打瞌睡的時候，四處翻她的衣櫃，穿著她的拖鞋、靴子或木屐，而在此之前我從不留意這些。回家時，我就會帶著她的一雙鞋回家。
　　她比我的腳小半碼左右，而且我們兩人的品味都不太合拍，但我就是想要那樣做。我把她所有的鞋都堆在一個大購物袋裡，然後拖回了家。現在，我在自己的臥室裡穿著她的鞋四處走動，腳趾都擠在一起。





6　紅色魔鬼


　　孩子們非常討厭我回去做化療，因為這樣我就沒辦法去學校接他們，沒辦法陪他們慢吞吞地去上鋼琴課、游泳課，也沒辦法為他們準備零食，幫他們籌備班上的派對了。我很慶幸，他們龐大的自我中心主義尚且完好無損。
　　「醫生不是已經給你做了很多次化療了嗎？」弗雷迪在晚餐時問道，「這次又是哪種？」
　　「這次是阿黴素，」我說，「是亮紅色的，跟『酷愛』飲料差不多紅。護士把它叫作『紅色魔鬼』。」
　　「我跟媽媽會給你們帶點回來試試。」約翰說。
　　「不了，謝謝。」本尼非常不快地說。
　　我跟兒子們說，這次化療跟上次差不多。
　　「但這次你就沒有你媽媽陪了，」弗雷迪一針見血，「要是我的話，肯定很討厭這樣。」
　　「沒關係。」我說，「我有你們，你們好像有超能力，還有了不起的戰術，說不定你們可以幫我對付『紅色魔鬼』。」
　　「但是他們兩個很懶的，」約翰說，「他們兩個只有在心情好時，才會有興趣去征服魔鬼。」
　　「確實如此。」我說。
　　那晚，約翰發現兒子們在他們的上下鋪上睡著了，燈還亮著。弗雷迪睡前在畫漫畫書，名字叫作「紅色惡魔VS細胞討厭鬼」。你應該猜到故事情節了吧……





7　勞動節


　　第二場追悼會是撒骨灰。勞動節那天，我們開車前往海角的家族度假別墅，會上來了幾十位表親和叔伯姑姑。這裡是度假勝地，兒子們都興奮不已，因為可以不用上學，可以再過幾天暑假。山上已經慢慢變黃，小島在海浪的侵蝕下逐漸稜角分明，大海也從淡淡的灰綠色變成了寒冷的深藍色。
　　我感覺未來就要如約而至：沒有了媽媽的9月，然後是新一輪的化療，再然後，就跟被醫生發配到治療後的大海上一樣，隨風漂流，不知道會發生些什麼事。
　　我坐在門廊鞦韆上等待追悼儀式的開始，看到一隻雌珍珠雞惴惴不安地在草坪上四處啄食。它的頭時而露出草叢，時而隱在草叢裡；一會兒警惕地看著腳下，一會兒看向地平線，如此循環。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裡，就這樣晒著太陽無所事事，和風吹過乾枯的草叢沙沙作響，海浪在海灣裡拍打著，浪尖堆積出白色泡沫，而你卻感受到冬天即將來臨的氣息，悲痛頓時湧上心頭。我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這八隻長得很有異域風格的雌珍珠雞開啟了這個季節。它們聲調很高，身上點綴著斑點。島上生著很多壁蝨，而它們則是出了名的吃壁蝨的鳥，非常美麗，卻容易受驚。白天時，它們自由自在地在院子裡漫步、下蛋，一起消失在高高的草叢中，嘰嘰喳喳地爭鬧，津津有味地吃著壁蝨和其他蟲子，隔一段時間就會莫名其妙地大聲咯咯叫起來。
　　「哦，冷靜點，女士們。」看到它們突然繞著角落轉圈或瘋了一樣地蜿蜒穿過草坪，發狂似的衝向或躲開空無一物的地方時，我們通常會這樣說。它們像一群互相講鬼故事的小孩子，彼此越來越害怕。「你們沒事，鳥兒們，不要擔心。」
　　晚上，我會把它們關在懸崖邊的雞舍裡，它們就安靜地棲息在那塊冰河世紀留下來的大圓石和晾衣繩旁邊，免得被在小島海灘上徘徊嗥叫的土狼吃掉。媽媽去世之後，我有時甚至能在那裡感受到她的鬼魂，旁邊還有畫著美人魚的戶外淋浴房，那裡是觀看漁船、帆船和載著遊客穿梭往返於小島和葡萄園的渡輪的前排觀景點。
　　初夏時，珍珠雞在毒葛叢中築巢，就在去穀倉的路邊。一天，這些珍珠雞在亂騰騰地拍動翅膀咯咯叫過一通之後，路邊就出現了一群毛茸茸的小雞。我們才發現這些珍珠雞不一定都是母雞。
　　如果一隻珍珠雞死了，或者說馬上要死了，其他的珍珠雞就變得不那麼機靈了。孩子們整天跑來跑去向我報告小珍珠雞們的狀態，吵著要給它們取什麼名字，討論每隻珍珠雞的個性。孩子們試探著警惕性最高的珍珠雞的警戒線，但絕不會越過，以免它們呼啦啦啦撲著去啄自己的頭。然後，孩子們再去觀察情況的時候，發現雞群的騷動更加嚴重，嘰嘰喳喳的聲音變成了警報。孩子們看到一隻鶚從天上猛衝下來，抓走了一隻小雞，那隻小雞不知道是叫克拉倫斯、羅伯托，還是小絨毛球。孩子們大聲尖叫起來，自己也做拍翅膀狀。
　　幾分鐘後，雞群又吵鬧起來，孩子們拉著大人去應對這場逐漸演變發酵的危機，那隻鶚又回來抓了一隻雞，然後又抓了一隻。
　　我們衝著天空大喊：「馬上停止！」然後所有的珍珠雞都尖叫起來。孩子們衝著天空丟棍子，那隻爪子裡握著小雞的鶚盤旋著升空飛走了，消失在山巒和灰綠色的海浪之後，像個安靜的紙飛機一樣靜默無聲。就算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失去了所有小雞。我們走回屋子裡，跟他們解釋生命的循環，聲音裡帶著猶疑。
　　在這之後，我們就對這些珍珠雞的易驚喧鬧比較能容忍了，並對它們持續的暴躁產生了一種親情。當這些珍珠雞裡有一兩隻雞落單並開始咯咯叫時，我們就會跟它們說：「等一下，你們很快就找到同伴了。」然後我們就伸長脖子四處找，直到發現那群珍珠雞正從船屋那裡走來，或從門廊底下鑽出來。
　　夏天一天天過去，它們也一隻隻消失了，因為災難不時發生，草叢裡不時散落著深灰色的羽毛。我們過去也失去過幾隻珍珠雞，但從沒在這麼短時間內失去這麼多隻。珍珠雞互相靠得更緊了，甚至咯咯叫得更大聲、更刺耳了。我們每晚都會清點數目，確保它們都擠在雞舍裡，並關上門，然後才會鬆一口氣。當只剩下最後一隻珍珠雞時，叔叔在懸崖邊發現了一個狐狸窩，距雞舍大概有75英尺遠。
　　最後一隻珍珠雞白天在門廊下和小路旁忙來忙去，在草叢中穿來穿去。它從不停下，直到每晚天黑後，它才獨自返回雞舍。作為同族最後一隻還活著的珍珠雞，在這座夏末逐漸蕭肅的大西洋小島上，好像很難找到平和之感。它在想什麼？它內心的恐懼肯定大過一切。它偶爾會站在山頂上對著這個世界大聲地咯咯叫。風在吹，陽光照耀大地，孩子們和狗狗在草坪上嬉鬧追逐，卻沒有它在意的生靈回應它。
　　我看著這隻珍珠雞想起了做過的一個夢。夢裡的我獨自待在一間白色的空房間裡，我能聽到弗雷迪和本尼在聊天，然後他們兩人吵了起來，不知道是誰先哭起來。但我看不到他們，也說不出任何話。
　　中午時，爸爸龐大的家族裡來了大概60個親戚。這麼多年以來，這個大家族成了媽媽的家人，還來了很多她最愛的人，他們聚在媽媽最喜歡的旗杆旁。我喜歡在這裡回憶她坐在阿第倫達克椅裡跟女眷們聊天，回憶她俯瞰著遠方的海面大笑。
　　微風吹來，山上陽光和煦。我們違反了國旗法案，因為降半旗需要國會出臺法案或有總統令，而我們則是應弗雷迪和本尼的要求這麼做的。這樣的事，祖父是不會允許的，但時代變了。
　　1974年，媽媽從舊金山返回東部途中，第一次造訪海角別墅。當時祖父母還精神矍鑠，大權在握。一次，他們一家人騎馬去野餐，精神飽滿地進行清理步道的探險(他們親切地稱之為「砍草派對」)，之後大家都聚在客廳裡喝雞尾酒。祖父喜歡滔滔不絕地講故事，比如哈佛的惡作劇、賽艇、藉助強健的體魄所取得的功勛等，還有那些拜倒在他魅力下的女士。
　　媽媽坐在塞滿了馬鬃的粗笨墊子上，從身旁寬闊的落地窗眺望著大海和沿著「葡萄園之聲」而建的祖上遺留下來的別墅。她環視了房間，把酒杯放在曾屬於愛默生孫子的木櫃子上，抽出一根菸，用火柴點上，吸了這世上最長的一口菸。我相信之後的四十年，她都在品味這間房裡的安靜以及看到祖父時的震驚情緒。壁爐架上方的那幅肖像畫中，愛默生的臉上掛著淡淡的笑容，這說明這位「康科德聖人」自己還未恢復——「永遠做你害怕去做的事」。
　　爸爸的家裡有六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是最小的那個，也是最不傲慢的那個，他找到了自己的標籤。他不知道自己是想消失還是想慶祝，但他知道跟她在一起，有了家的感覺。
　　爸爸也站在旗杆旁，就在我的身旁。我能感覺到他在顫抖，他輕聲地對我說謝謝。我想大概是謝謝我安排了這場追悼會吧，也大概是因為我還在這裡。我的手放在弗雷迪和本尼的肩上，他們兩個因為受到所有人的關注而興奮地扭來扭去。約翰的手放在我的後腰上，我們家以這種方式，彼此扶持，站得筆直。
　　首先是爸爸，然後是查理和我，我們都握了一把媽媽的骨灰，面朝大海，揚在微風裡。弗雷迪弓腰跳起，假裝投出一個快球。人群排著隊慢慢地移動，我們看著每個人輪流撒骨灰。有片刻的時間，微風將每一把骨灰帶到空中，像個美麗的幽靈一樣注視著我們這一群人，眼看著就要飄到我們跟前，卻被風吹走了。有時候，空中的骨灰會形成一個可以辨認的形狀，有時候又是全然陌生的樣子。





8　避暑別墅


　　這就是我們的避暑別墅。這裡有野餐餐具，抽屜裡放滿了不太鋒利的刀。繩子上晾著白床單，在涼爽的天氣裡就像是船帆，也像是走失的靈魂。如果想像力再豐富一點，還可以將其看作翅膀，它被風吹得鼓脹起來，盈滿了整個院子。
　　這裡有70歲的鹿角、玻璃浮標、微型鵝卵石堆、泛黃的平裝書、西洋棋，殘破的信號旗、穀倉屋簷下家燕壘的結實小窩。
　　這裡有隻突然俯衝、盤旋、嘰嘰喳喳的燕子，它急著回巢餵那四隻嗷嗷待哺的小燕子。
　　這裡是一條通往墓碑的小路，像一張假地圖，又像個惡作劇，還像一種未來得及收尾的思緒。新郎曾在這片草坪中找到了新娘。回憶洶湧襲來。我們在這裡，做喜歡的事。
　　在這裡，孩子躺在我的大腿上，睡夢中聽到舷外引擎的哀鳴聲。門廊那裡結著圓圓的甜李子，我們在這裡咬破果皮，就像猛然打開一道門，像洪水，像來世。
　　在這裡，孩子們玩著沙丁魚遊戲，一個個紛紛縮進一片漆黑的壁櫥裡，直到剩下最後一個孩子還沒進入房內，他大喊著，在一片安靜中感受到其他人都已經找到了彼此，他的手就要握住門把手。





9　我也一樣


　　金妮寫道：「我們周圍有很多瓊·克勞馥(譯者註：好萊塢女星，以私生活不檢點而聞名。)這樣的人，還有我丈夫這樣的渾蛋，而你的媽媽卻去世了，這簡直是胡扯。」
　　幾年前，金妮的爸爸去世了，自殺。她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我們把親愛的爸爸的骨灰撒進了博福特河裡，天空中盤旋著三隻鶚(他很喜歡鶚，因為這種鳥是由雄性負責照顧小鳥)。他的骨灰重歸大地，非常了不起。」
　　為了保險起見，醫生把金妮沒長癌細胞的那隻乳房也切除了，但是那側乳房的重建手術出了大問題，發生了感染，醫生不得不取出乳房植入物，等情況穩定再試著植入。目前，我們兩人總共只有兩個左乳房，只不過我的是真的，她的是假的。
　　「媽媽去世帶給我的感覺，像極了胸口上的這道疤痕。」我給她發資訊，「有時我都不知道自己感受到的到底是哪一種痛。」
　　「我懂的，」她說，「我也一樣。」





10　嘿！你好呀！


　　我從媽媽那裡順走的另一樣東西是她的藍色沙灘車。爸爸將車調整得非常適合我，騎著非常舒服，不像媽媽的Teva涼鞋那麼不合腳。
　　化療開始了，我又要輸入類固醇了。趁孩子們還沒有放學回家，我騎著車沿著山上的門登豪爾街一路疾馳，沒有握煞車。我沿著蜿蜒的林蔭路前行，有蟲子飛進嘴裡時，我才發現自己一直在大聲狂笑，上氣不接下氣。
　　回家路上，我不得不推著自行車往門登豪爾山上走，路過一位正在遛狗的鄰居時，我衝他說：「嘿！你好呀！」他看著我以及我像心臟病發一樣紅的臉，茫然不知如何回應。隨後我深深吸入一口氣，繼續說，「我是妮娜，綠房子紅門的那家，得了乳腺癌的那個。」我為什麼要說最後這句話？
　　他終於想起了我。「哦，你好。」他說，「你還好嗎？」
　　首先，我回答他：「哈哈，當然，完全沒問題。」
　　其次，我不知道，真希望當時有第三個人在場，那樣我們就可以問他這個問題。





11　這不公平


　　就在所有頭髮脫光之前，我的頭皮開始疼痛，像紮了很久的馬尾辮那樣。甚至在頭髮掉光以後，我徒勞地在空中亂抓，像揉頭髮那樣，還是無法緩解那股疼痛。
　　追悼會結束後的第一個星期五，約翰跟我找了個保姆，然後跟馬克、安妮，還有爸爸去酒吧聚一聚。進去之前，我在車裡坐了幾分鐘，用力甩了甩頭，希望讓已然脫落的頭髮能鬆一點兒。我們坐在桌前，我的情緒明顯比離家時要不對勁。我拚盡全力不讓自己痛哭流涕，安妮握住我的手，她問我感覺如何。馬克說：「這不公平。」
　　爸爸媽媽跟馬克和安妮每逢星期五晚上，都會約在一起，這種習慣幾乎一直延續到媽媽去世。在她生病不舒服到出不了門後，媽媽和安妮會在家裡的「沙龍」間聊天，馬克則會和爸爸去街角的酒吧。然後，喝一肚子雞尾酒之後，他們兩個會再聚在一起吃東西，有時候也會在媽媽床前。這時候，媽媽也會小酌點杜松子酒和奎寧水，大家都笑得抬不起來頭，說著黃色笑話，有時還會唱歌，演奏曲子，一直到過了休息時間。
　　媽媽最擅長講黃色笑話。從中學到成年，我跟查理常常因為她說的黃色笑話感到無地自容。「你怎麼讓一個女人尖叫兩次？」「飛行員對空姐說了什麼？」不出所料，她這個人最不會挑時機講，總是把笑話講得很尷尬，令黃色笑話更加好笑。
　　在酒吧裡，我坐在爸爸旁邊，替代了媽媽，但她從來不會像我這樣哭。換作是她，就算癌細胞已經侵蝕到骨頭，她還是會逗得滿桌人大笑。





12　小磚房


　　新一輪化療開始一個月後，我們返回麻薩諸塞州參加家族婚禮，把孩子們留在家裡讓朋友照顧。我把頭髮剃得乾乾淨淨，光頭參加婚禮彩排的晚宴，見到了我的阿姨卡米，她已罹患乳腺癌兩次。她拉我入懷，攬著我搖了一會兒。
　　我們跟愛默生家族的表親住在康科德，他們家距我們小時候住的地方僅隔著埃斯特布魯克森林，走一小會兒就可以到。我們的家是一座小小的磚房，是曾祖父母的房產，當時離查理出生還有很久。穿過龐卡塔瑟特山、一座可以滑雪的山、哈欽斯湖，越過鬼影幢幢般的白樺樹林，穿過草地，一路沿著防火路往上走，我的親戚們就住在曠野對面，我已故的曾祖父母的房產中，還有更多親戚住在這條路前面的一棟房子裡。
　　幾十年前，這處房產已經賣給了有資金維持此處的家族。現在，豪華的馬廄就蓋在原來穀倉的位置，還添了一棟整潔嶄新的木瓦農舍。那裡曾經是曾祖父母凌亂無序的住宅，是棟高大但雜亂的三層樓，配有後樓梯，裡面還住著一個名叫達頓先生的鬼魂。舊車道是我跟表親們一起學騎自行車的地方，現在已經改建成了一個緩緩的斜坡，這簡直就是回憶的惡作劇。但曠野的另一頭，那座小磚房依然屹立在那裡。
　　爬滿玫瑰的架子、周圍一圈尖樁籬笆、屋頂的採光窗、亮藍色的門，比過去更加古色古香，但依然清晰可辨。我和約翰沿著防火路朝它走去，小磚房裡好像空無一物。
　　媽媽經常說，我們住在這裡的那段時光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候。這樣說有點奇怪，因為她是在巴拿馬出生長大的，後來從加利福尼亞輾轉搬到這座北方的小房子裡，還經歷了降雪最多的一個冬天。1981年冬天，大雪一直下到4月，大到前所未見，我跟媽媽在夢裡都沒見過這樣神奇的景象。4歲那年，11月的一天早上，我睡在後門旁用毯子臨時湊成的床上，醒來後，吹來一床風雪，晚上的暴風雪把門都擠開了。我記得自己的腳趾冰冷潮濕，就爬上了爸爸媽媽的床，用他們熟睡中溫暖的身體暖和我的腳。後來，爸爸修了個通往閣樓的樓梯，閣樓就改成了我的臥室。
　　爸爸教我跟媽媽越野滑雪。每次我們坐在後露臺上繫緊滑雪板，不需幾分鐘便消失在埃斯特布魯克森林靜謐茫茫的雪地裡。後來，就算我當時才五歲，都覺得這種生活太過簡單，無以為繼。如果閒晃來到穀倉，你會看到雞，看到一位叔叔在修理拖拉機引擎，還有做了一半沒完工的風箏，會聽到爸爸在田野對面砍木頭的回聲。記得有一次，我跟表妹邦妮在磚房旁邊的院子裡挖洞時，聽到了一聲尖叫，然後又聽到了大笑聲，原來是媽媽從花園那裡傳來的。媽媽踩到了一條花紋蛇，並被它咬了一口。「你真勇敢。」我記得媽媽在廚房邊洗萵苣邊冰敷腳踝上的傷口時，我這樣對她說，「我真不敢相信你被蛇咬後活了下來！」
　　我內心焦慮的種子最早是這麼種下的：第一次上幼兒園的前一晚，我躺在閣樓的床上，不敢翻身，不敢深呼吸，因為我害怕聽不到火燒起來的第一下劈啪聲——起煙著火的第一跡象，我們家有可能被燒成灰燼，那我就再也沒機會上幼兒園，隔天也不能跟邦妮一起穿嶄新的紅色高翻領毛衣和褐色燈芯絨裙子了。那些衣服已經擺在我的梳妝臺上。
　　兩年裡，祖父母的癌症擴散至全身。大人會越來越老，他們考慮事業，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走，考慮有自己的房子。埃斯特布魯克森林的房子要出售或修整。媽媽開始逐漸蔑視冬天，因為冬天令人覺得與世隔絕，要穿很多層衣服，跟北方人的內心一樣冷漠。
　　「跟你聊你的感覺，就像是在結冰的路上往下滑。」她常常這樣跟爸爸說。「聽上去蠻有趣的。」爸爸往往會這樣回應。後來的35年裡，他們之間的關係「滑倒」，維持一陣子，「滑行」，再「滑倒」，反反覆覆。
　　「給我在臺階這裡照張相好嗎？」跟約翰在這座空磚房周圍踱步走向後露臺時，我問。我記得自己跟邦妮把一隻喝麥片的碗埋進了土裡，希望數千年以後人類學家會發現它，藉此開啟這個文明。
　　我調整了一下化療帽。
　　「生命是個過程，而非車站。」我的高曾祖父愛默生如是說。1837年，當時距他在自己家裡去世還有45年，從這裡往前走一段就是他當時在這座小城的家。他在日誌中寫道：「我在清醒時說過：醒醒睡睡過後，我會因病躺在這張床墊上，然後死去；我愉快地穿過入口，他們帶著我這具遺骨。到那時我會在哪裡？我抬起頭，看著早上從幽暗的群山照向無垠的宇宙中去的橙色光線。」
　　橙色。「你一直都朝著某個地方孜孜前行，但你會不會覺得永遠都無法抵達？」蒙田問。





13　淡淡憂鬱


　　約翰有項任務，他要找那種能叼東西的動物，不過這樣倒是將事情複雜化了。「你覺得這個怎麼樣？」他正在讀今天早上收到的第五封電子郵件，裡面有領養寵物的連結。「它喜歡快步走、喜歡小孩子。它陰囊感染正在恢復中，喜歡挖洞。但除此之外，它堪稱完美！」
　　我想，我並不阻止約翰繼續找下去，因為這些天我想買一隻可以抱著和靠著的動物。我們的老拳師狗埃莉可不能讓我靠著。
　　所以我們開車三個小時前往夏洛蒂鎮，收養了布盧，一隻澳大利亞牧羊犬。
　　我喜歡爬坡駛上維吉尼亞29號國道，這是一條並不擁擠的小路，路旁有很多家庭餐館，有昏昏欲睡的服務區，赫特和泰斯奎茲小鎮，和賣地上泳池、倉庫、裝卸卡車的商人。沿路還有部分改建成另一個蒙蒂塞洛(譯者註：傑斐遜總統故居。)的大型農場，無數的十字架，冰雪皇后速食連鎖店。
　　兒子們想給布盧取個新名字，坐在汽車後座上的他們一路上都在說：「我們能不能叫它馬弗里克？能不能叫它謝里夫？能不能叫它阿爾貝託？能不能叫它奧普斯汀？」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後座上，坐在大腿上的這條新狗狗一直在舔我的臉。我沒有覺得路途有三個小時那麼遠，因為我愛上了它肚子上密密麻麻的黑斑點，和弗雷迪口中所說的「男孩子氣的眼睛」，還有它靦腆、聰明的臉。它從身後舔兒子們的耳朵，引得他們咯咯大笑。它痴迷地看著人們一個個從加油站裡出來，當走出來的人終於是約翰時，它開始嗚嗚吠叫起來，興奮地來回扭動，就好像已經認識他好多年。
　　我跟約翰在後視鏡裡眼神相碰，我不由得衝他笑。「叫潘喬怎麼樣？」我們開到林奇堡附近時約翰說道，好像很適合它。
　　「潘喬，你叫潘喬了，」我對狗狗輕輕說道，「而且我們是一家人了。」
　　大家都很開心，好吧，除了埃莉，它趴在駕駛座後面靜靜地、慢慢地精神崩潰。
　　兩隻狗狗在夏洛蒂鎮初次碰面時，似乎彼此都很冷淡，在家過了一天一夜後，它們逐漸演變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它們不能同時待在一個房間裡，不然，潘喬就會欺負埃莉，會咬它，埃莉顫抖著到處躲。後來，我們抓住了想要挖洞跑出後院的埃莉。
　　次日早上，我們去諮詢狗狗行為學家。「我可以修復它們的關係，」她說，「但有點棘手，而且到最後這有可能對兩隻狗狗都不是好事。換作我，我會把它送回去。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被遺棄的好狗狗，你們要找到適合你們家所有成員的那隻。」
　　兒子們難過極了，他們早就在商量怎麼搭個斜坡，讓潘喬睡在他們的上鋪。我們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宣布後，他們把潘喬帶到院子裡，他們一起打籃球，玩了將近一個小時。弗雷迪投籃，本尼東奔西跑把院子裡的葉子到處踢，狗狗則跳起來頂籃球。我用手機拍下了他們玩的場景，保存了下來，結果事情越發糟糕。
　　次日，約翰帶兩個孩子上學後，我和潘喬就啟程前往夏洛蒂鎮了。埃莉藏在臥室椅子底下用來尿尿的新箱子裡，不肯出來。
　　一路上，我們聽著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和保羅·西蒙的聲音，車裡也沒人不讓我們聽。潘喬喜歡聽《非洲天空下》，但因為荷蘭人將馬來西亞飛機在烏克蘭上空失事的事件報導得不清不楚，它有點生氣。
　　透過車窗縫隙，它精力滿滿地嗅了嗅維吉尼亞的早晨，然後嗚嗚地叫了一會兒，最後身子彆扭地搭在變速箱和副駕座位上，頭枕在我腿上睡著了。
　　你在開車時，一隻狗狗頭枕在你的腿上睡著了，跟這個相反的是什麼？
　　來來回回共四次，最後開回家的那段路，我開得最慢。我多半都在想工作和待辦事項，又哭了一會兒。第二天，我要趕去杜克中心見放射腫瘤醫生，聊下一步的治療計劃，所以我腦子裡還在想腫瘤和癌細胞的事，還在想如果他們盡了一切心力，癌細胞卻依然留在我體內，醫生究竟會跟我說什麼。
　　我想：「此刻，這就是悲慟。」我感覺媽媽遠在百萬英里之外，那個距離永恆而不可言喻，我受夠了總是如此擔驚受怕，總要失去什麼。我在想這一輪化療過後我頭髮掉光的那天，我為什麼不由自主地重寫了喬伊斯《死者》的最後一段，用頭髮代替雪花：
　　頭髮又開始掉落。她無精打采地看著銀棕色的頭髮，一根根斜斜地落在燈光下……也落在床單的每一個角落和浴室的地上。洗手臺裡漂著厚厚的一層，淋浴下水道也積了很多，木地板縫裡、洗手皂上也滿是頭髮。她聽到自己的頭髮無聲地在這個宇宙裡飄下，虛弱地墜落，就像墜落到最終點，落在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她的靈魂也逐漸昏厥。
　　「那就是悲慟，」我對自己說，「讓我們的心靈變得黑暗，變得有點瘋狂。」
　　那時，我正在拖延返回格林斯伯勒的時間。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徑直開往塔吉特百貨，因為我原本就計劃為弗雷迪的巴拿馬社會研究項目買海報板。
　　在塔吉特，我又丟了樣東西：我的錢包。由於我一時興起(跟你說吧，有點陰暗，也有點瘋狂)在格雷格列表上賣了我繼承而來的餐桌，所以我的錢包裡異乎尋常地塞滿了錢，但我把它落在停車場的購物車上了。
　　我是在車開到半路時才發現的，然後像個瘋子一樣開回戰場大道。購物車還擠在歸還區，錢包卻不在裡面。我又翻遍了我的車裡，也沒有找到。我想我走進店裡時，盯著保全的眼神一定非常狂躁，所以她馬上就朝我走過來，嚴肅地說：「夫人，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嗎？」
　　錢包在他們那裡，有人剛剛把它交上來——是一位年長的女士，其實她還站在那裡。從她臉上的表情，我看得出來她顯然已經看過裡面的現金了。「遇到我，是你走運，」她輕輕說，「要不然你今天會過得很慘。」
　　我往車那邊走時，錢包裡傳來簡訊的聲音，是約翰。
　　「你回來了嗎？快看看這隻狗，它很聰明，很低調，跟其他狗狗也很合得來。而且，看看它的耳朵！」
　　於是我就坐在停在塔吉特停車場的車裡，車門還開著，我點開連結，因為我們目前就是在找狗狗。





14　贖回


　　約翰終於在莫克斯維爾的一個收容所找到了我們的「理想狗狗」，距格林斯伯勒約一個小時車程。狗狗是一隻柯基和柯利牧羊犬的混種，它長得有點滑稽，因為根據網路上的照片，它長著個巨大的黑色幸運龍的頭，配著一身白毛，短小身材，像是修過圖。它叫阿祖。一個上學日的晚上，約翰和我爸爸下班後，跟孩子們還有我擠進車裡，前往收容所，壓得車子咯吱響。孩子們一直在號叫「阿祖祖祖——！」埃莉坐在後座上發抖，還沒有從布盧給它造成的心理創傷裡走出來。
　　一個叫托尼的男人將我們帶到一座沒有標記的倉庫裡，裡面鋪著斯特羅特夫人工草皮，擺著二手的教堂椅子。他讓我們安靜坐好不要動，然後從小型卡車上取下來一個狗籠。托尼接近七尺高，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準軍事化兼嬉皮氣場，他不太像一個收容所所長，更像是個管理員。
　　「我今晚帶來了三隻狗狗，」他說著走在我們前面，踩在草皮上，「一隻是阿祖，就是你們要求收養的那隻；一隻是喬丹，柯基混種，你們也很感興趣；還有一隻不知道名字，它剛來我們家農場，還沒放到網路上，不過我想我還是把它帶來，以防萬一。我會一隻一隻放出來，讓埃莉見見它們。不要讓孩子們冷不防動起來，得等狗狗在屋裡放鬆下來。」
　　埃莉蜷縮在教堂椅子底下，像個瘋女人一樣粗粗喘著氣。
　　我們喜歡阿祖，它跟照片裡一樣，毛色像是拼起來的，很奇特，而且埃莉和阿祖也互有好感。但是孩子們一靠近，阿祖就躲到托尼的雙腿間緊張兮兮地顫抖吠叫起來。「我想阿祖可能喜歡精力沒那麼旺盛的家人。」托尼說。
　　喬丹進來時像一隻回力網球，在牆上和椅子間彈來跳去，越過門邊的小障礙物，跳到爸爸的腿上。孩子們咯咯笑個不停，埃莉躲在角落裡發抖，嚇到尿出來一點。
　　神祕狗狗出場時，我盤腿坐在地上，本尼坐在我身上。它聞了聞我們兩人，一下子撲到我們身上。埃莉過來聞了聞它，搖了搖尾巴。它毛髮特別蓬鬆，看起來像個大提線木偶，也像是穿著狗狗樣式的連體睡衣。「不知道，」托尼說道，「這個傢伙好像在告訴我，一定要把它帶給你們看。」
　　抱了它15分鐘，我費了點力氣從地上站起來，我正在進行最後一輪化療，身上很痛，後背時而會不舒服。爸爸伸出手拉我，「大提線木偶」躺在我腳上。孩子們蹭著它的肚子。約翰和我對視了一下，眼神中充滿了希望。
　　「我看到你頭髮掉光了，」托尼頭一次直接對我說道，「很像我妻子，她得的是卵巢癌，已經過了地獄般的一年，幾週前我差點失去她。」
　　他告訴我，他妻子的病還是他們家狗狗發現的。「它一直嗅她腹部上的一個點，有一天差點攻擊那裡，它跳到她身上，用鼻子撞那裡，後來她就去了醫院。果然，醫生發現了一個葡萄柚大小的腫瘤。」
　　「真不可思議，」我說，「在我們需要的時候，狗狗自然知道怎麼照顧我們。」
　　「我想你們找到最適合的狗狗了。」托尼說。「大提線木偶」正和埃莉一起在椅子底下嗅什麼東西。於是，我們收養了它。
　　開車回家路上，我們討論該給它取什麼名字，我想叫它蒙田。
　　「別惹人討厭了。」約翰說道。最後，我們決定叫它麥克達夫。





15　迷離時空


　　秋天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爸爸騎著一輛紅黑色摩托車駛入我們家的車道。我站在院子裡，起初都沒有認出戴著頭盔的人是他。
　　「我做到了。」他說著摘下頭盔，但沒有要下車的意思。這輛摩托車是他從鄉下一位退休警察那裡買到的，是本田焰影，很漂亮，附帶很多裝置，比如：後車箱、皮護腿套褲、手套，還有幾個頭盔。我馬上就猜到，爸爸買摩托車肯定是跟媽媽立的生死約定，她一定這樣說過：「除非我死。」而爸爸肯定也贊同：「好。」「想不想去兜兜風？」他問。
　　我爬到後座上，雙手摟著他的腰，往小鎮北部駛去，經過古老沉寂的革命磨坊，迂迴駛過吉爾福德縣北部區域，飛馳在秋風呼嘯的路上。我戴著頭盔靠在他背上，感受太陽溫暖著我的手臂和雙腿，感覺全身充滿了年輕的活力。有人在自家的院子裡焚燒落葉。引擎轟隆作響，無須說什麼話。那是悲慟，我心想。有時候，悲慟並不黑暗，也不瘋狂。回小鎮的路上，我們路過臨終關懷所。媽媽去世幾個星期後，我跟爸爸一起坐在僵直的布面椅上，在一位二十幾歲的哀傷諮詢師面前痛哭流涕。媽媽過世後，我們經人介紹找到這位諮詢師，她的手握起來像絲巾一樣柔滑。
　　爸爸跟她說，他一直在看老劇《迷離時空》，一集接一集地看。
　　「有時候看多了，」他說，「我就好像分不清現實和電視劇情了。」
　　「我完全想像得到。」我記得她說過，「也許別一次看那麼多集，除此之外，都算正常。我喜歡提醒大家，你所有的感覺都完全正常。」





16　對稱


　　卡西諾醫生根本不想讓我做乳房重建手術。
　　「那是痊癒之後要考慮的事，」她告訴我，「我們還沒到那一步，而且我不想讓你的免疫系統分神，只想讓它集中精力對付癌症。」
　　她說得有道理，但我有時候真的懷念兩邊對稱的感覺。我往胸罩裡塞了個乳房樣子的手縫的墊子，本尼在我的梳妝臺上看到這個墊子時，把它叫作「小粉怪」。
　　不過，「小粉怪」凹凸不平，鼓鼓囊囊的。有一天，麥克達夫偷跳上我們的床，發現了「小粉怪」，然後咬壞了它，最後零落在走廊裡的幾片濕漉漉的棉絮就是證據。
　　本尼震驚道：「可憐的『小粉怪』！它那麼軟，那麼實用！我永遠都不會原諒那隻狗狗！」
　　約翰打電話給馴狗師，我打電話給卡西諾醫生的護士，問她有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法，找一種麥克達夫不太想吃的東西。卡西諾醫生給我開了義乳的處方，讓我去找癌症中心一樓禮品店的阿萊西婭。
　　蒂塔陪我一起去。我們找到阿萊西婭，但她當時並不在禮品店，而是在禮品店後面一間無窗房內，那是她自己的房間，裡面堆滿了盒子、文件櫃，衣架上掛著各種樣式、尺寸和材質的特製胸罩，裝滿義乳的抽屜一層又一層。所有胸罩都縫了個口袋，可以從一側或兩側塞進義乳。
　　阿萊西婭跟我們打招呼，彷彿好久未見，將我們兩人抱在她胸前，這是到目前為止這間房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跟乳房有關的東西。
　　「歡迎！」她說，「我給你找一個乳房！」
　　她跟我說根據我的保險，我可以選六個胸罩和一套義乳，有黑色、白色、膚色，一件無肩帶的，一件運動胸罩。
　　「你想穿蕾絲的性感胸罩嗎？」蒂塔說。我想像了一下約翰俯視著不著寸縷的我的樣子，看我的身體，看我被切除了一隻乳房的不對稱的身體。
　　「不了，」我說，「不太想要那種。」
　　我又選了一個黑色胸罩，上面帶著個蝴蝶結，色澤最不起眼。
　　我們用手指戳義乳選擇，揉不同密度和形狀的義乳，那感覺介於記憶海綿枕頭和氣球之間。
　　「這是新款，防水的，」阿萊西婭在我們四處看時說道，「而且外觀不容易變形。」
　　我們咯咯笑著握著義乳，不知道該選哪個，不知道哪個最適合自己的身體曲線。我讓阿萊西婭替我選，她選了一個精緻的方形盒子，上面寫著金字：就是我。
　　「這個是由發明芭比娃娃的女士做的。」阿萊西婭跟我們說。
　　「哦，那麼就是它了。」蒂塔說。
　　我回到家，戴上義乳，穿著緊身Ｔ恤，像模特兒一樣展示給約翰看。
　　「你覺得我製造的視錯覺怎麼樣？」我問，「奇蹟般出現的女人。」
　　「很美，」他說，「但我仍然喜歡你不穿上衣，就算兩邊不對稱。」
　　「啊，」我說，「撒謊。」
　　不過我同意他的話。能夠讓別人覺得我兩邊對稱，我很感激，但有時我更喜歡這種單側、帶有凹陷和傷疤的不當之感。這是真理，是件手工製作的東西，是一種可以讓我用雙手去感受和清查自己失去了什麼的方式。





17　不是僧帽水母


　　媽媽去世後，過第一個比較重大的節日時，我們在海邊租了間海濱別墅。我早早起來做餡餅，爸爸和約翰照料火雞。海灘上很冷清，不過陽光很充足，還有很多死掉的螃蟹。孩子們一直跑一直跑，直到力竭。
　　一天早上醒來後，在視線可及之處，我們看到一串水母隨著海浪漫無目的地漂蕩。這不是僧帽水母，但也不是透明的，所以是有害的。
　　「我知道水母有點詭異，但我喜歡它們，」弗雷迪用木棍戳著一隻水母道，「我喜歡它們讓自己隨著水流漂蕩的樣子，好像總是準備好要去冒險。」
　　「我喜歡的是從外表可以看到它們漂亮的紅心。」本尼說。
　　「那不是它們的心，本尼！天啊！」弗雷迪糾正他，「那是它們的刺！」
　　「哦，」本尼說，「好吧，如果是刺，它們在冒險的時候就不容易受傷了。」
　　此刻，我們越發接近我一直以來試圖理解的一件事：擁抱恐懼。我們都是心，也都是刺。我們乘著風浪，我們相信會有阻力。我們隨波逐流，又拚死抵抗。
　　弗雷迪和我拿著木棍在濕潤的沙灘上寫下癌症和糖尿病。我們承認，這些病讓我們變得更強大，不過我們已經準備好跟它們說再見了。然後，我們就站在那裡，看著這些字被越漲越高的潮水沖走。本尼寫的是「便便」。
　　「怎麼了？」他咧開嘴笑著說，「跟便便說謝謝和再見也蠻好的啊。」





18　你是羽翼下的風


　　過完感恩節，我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放療，聖誕節就可以做完。弗雷迪很喜歡熬夜讀原子和夸克的書籍資料，而且不幸的是，這陣子，他心心念念地要當個「億萬富翁武器發明家」。本尼有一整本配方筆記簿，上面寫的都是他想像出來的如何將人類變成各式各樣的動物的配方(威爾斯柯基犬尾巴上的毛、豹貓的口水、巧克力屑、海鹽)。如果將他們從暗黑科學的王國推向醫學科學的領域，好像也沒有違和感，起碼將來他們還有可能賺點錢，所以我決定帶他們去看一看醫療儀器。
　　我的放療腫瘤師羅森布拉姆醫生也有個小兒子，她覺得這主意不錯。
　　「務必要跟你兩個兒子說，這部儀器叫作『直線加速器』。」在我開始放療之前，她這樣對約翰和我交代。
　　「哦——等等——他們兩個幾歲來著？八歲和六歲？嗯，跟他們說，我們將使用雷射引著光量子還有電子指向正確的部位，雷達也是用的這種技術。我們全部從遠程指揮中心閉路監視器上操作！而且每臺儀器價值百萬美元！」
　　她雙眼放光，有點太刺眼。
　　晚餐時，我把放射腫瘤醫生說的話，盡可能輕鬆地告訴兒子們。
　　「唔，」弗雷迪有點感興趣，「你因此獲得超能力的機率有多大？」
　　「我想也並不是不可能吧。」我說道，自己也有點興奮了。
　　「我有兩個問題，」本尼說，「放療是種技術嗎？治療的時候會掉頭髮嗎？」
　　本尼又在操心我會不會再長出頭髮了，幾個月來他十分關心這件事。他每天早上都會爬到我們的床上來，興奮地拍著我剛冒出的頭髮。「你們這幫小毛球最柔軟了，我要把你們都揉起來。」
　　「對！」我說，「放療其實就是一種超高科技！一點兒也不會影響到頭髮！」我聽得到自己語調裡的所有驚嘆號。
　　一星期後，老兵節到了，孩子們不用去學校，約翰也放假了，而我不得不去杜克。我心想，這個機會真是好極了。我們開車載著全家人去達拉謨，像個新潮的美食家一樣在第九街吃頓午餐，翻閱「管理者書店」的實體平裝書，帶孩子們去參觀杜克大學醫院園區，還有那棟了不起的歌德式醫院建築，它在拯救我的生命，我和他們的外祖母在此度過了那麼漫長的重要時光。除此之外，這裡還有科學！
　　走出電梯走進候診室，我的第一「蜘蛛人」直覺就是，老師們不會定期帶興致勃勃的小學生們來參觀醫院的治療設備，也許是有道理的。我每天都會在候診室裡等待，那裡有我的固定座位，我跟固定的人打招呼聊天，然後進行固定的治療前準備流程。
　　放療是在地下室00層進行的，大廳裡有架三角鋼琴，上面放著一位醫學生的雙肩背包，他正在彈奏《你是羽翼下的風》。
　　突然間，我發現那裡有很多很多輪椅，有很多很多搖搖晃晃的病人，有很多很多蒼白的臉龐和稀疏的頭髮，幽靈一般窩在椅子裡。薄得像紙的發炎的皮膚，還未完全康復的刀口。還在生長的腫瘤，身體上的缺陷，簡直就是《格林兄弟》裡走出來的人。還有很多很多用手支著頭的人。
　　這些天來，與我每日相處的就是這幫「感覺糟糕的人」。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我們是這個樣子了——一支帶著傷口但(大部分)還能走的癌症大軍。我們都有些凌亂，身體大多並不對稱。我們穿著舒適的褲子，繫著鮮豔的圍巾。我們要嘛扯出一個轉瞬即逝的笑容，要嘛就面無表情。
　　我看著孩子們感受這一切，看到我置身於我的同類中。我們州的學校都放假了，所以候診室裡還有很多孩子，我看到他們都著急地掃視彼此，好像在濃霧裡尋找航道指向標。
　　我跟我的放療醫生瑪麗說，羅森布拉姆醫生允許我帶孩子們過來看一眼儀器，她眉毛一掀，似乎有點懷疑，我誤以為她可能並不歡迎我們。但她說：「當然，請便。」
　　我們回到直線加速器室時，她開始跟孩子們解釋儀器的工作原理。「你們的媽媽躺在那裡，」她說，「我們關上燈，這樣就不會干擾射線治療了。」
　　我發現本尼不願意全程待在這裡，他一直盯著13英寸厚的門上那個放大的輻射標誌。不知怎麼回事，我以前並沒有發現這個標誌，也沒留意到這扇門有多厚。這好像是和核爆炸庇護所反過來，將所有的輻射傷害都隔離在室內。
　　瑪麗打開這臺龐大的儀器，讓我們看它怪物一般的手臂如何旋轉，它既可以照Ｘ光，又可以發出放射束。儀器底下的地板開了，留出足夠的空間供射線繞著輻射板沿大軌道旋轉，我發現弗雷迪身體明顯變得僵硬了。
　　說實話，治療這麼久，我還從未發現底下的地板會像東尼·史塔克(譯者註：鋼鐵人。)的設計一樣打開，像是通往地獄的門，我倒有點希望從沒發現過這一點。
　　「我現在想走了。」弗雷迪堅定地說。他一向無所畏懼，給自己打胰島素針；半夜一個人下樓倒水喝；弟弟在浴室看到臭蟲時，他會雄赳赳、氣昂昂地衝進去徒手把蟲子丟進馬桶裡沖掉；媽媽去世一天後，他坐在媽媽遺體旁的床腳，揉她的腿，一坐就是近一個小時。
　　「我也不想看了。」本尼說道。
　　有兩個技術員在走廊上推著病床轉彎，我們就往旁邊挪了挪。病床上堆了一層又一層的被子，只露出病人的臉。我無法辨認那張臉是男人的還是女人的，年長的或是年幼的，只看到那張臉氣色不好，那雙緊閉的眼裡有眼淚滑落。
　　孩子們都沒有要問技術員的問題，換作平常，他們遇到什麼事都會問個不停。去年夏天，我們參觀了湯瑪斯·傑斐遜(譯者註：美國第三任總統。)相對罕為人知的府邸——白楊林，導遊為了回答兒子們接二連三的問題，導致行程耽擱。他們喋喋不休地問：傑斐遜養過狗嗎？他是死於癌症嗎？他喜歡露營嗎？大家喜歡當總統嗎？去年在幼兒園開放日，當校長問大家有沒有問題時，本尼在所有家長學生面前舉手，對著麥克風問道：「呃，如果上幼兒園很緊張的話，該怎麼辦？」
　　但在放射治療室裡，他們都沉默不語。
　　那天晚餐時，我爸爸問他們對杜克之旅作何感想。
　　「從頭到尾都太恐怖了。」弗雷迪實事求是地說。
　　「我討厭那裡，」本尼說，「真希望沒見過那儀器。」
　　「確實很嚇人，」約翰承認，「我想自己以前可能沒意識到這一點。」
　　爸爸跟我對視了一下。「哎呀！我想我今天可能給大家的人生造成了一點兒傷害。」我說。
　　「可不是，」爸爸說道，「這傷害可能有點大。」
　　但第二天早上，我們進行了例行的日常事宜。我穿好衣服、準備去進行放療前，坐在沙發上喝著咖啡檢查孩子們的練習作業。約翰繫好領帶，打包午餐盒，孩子們笨手笨腳地穿上鞋子和外套，都過來陪我坐著。
　　「媽媽，祝你今天放療順利！」本尼說著揉了揉我的頭，「希望你不要害怕，但如果害怕的話，你可以回家抱一抱麥克達夫。」
　　有時候我覺得麥克達夫是本尼用他筆記簿上的配方施法變出來的。
　　弗雷迪抱了抱我。「媽媽，你知道嗎，我想我終於知道長大後要做什麼了。我要當作家！」





19　地下


　　克里斯的腎上長了個新腫瘤，很痛，臉色也越來越黃。瑪姬的丈夫吃不下飯。那位總是在打電話的大嗓門兒又緊張兮兮的女人，今天剃了一半的頭。「對，我在地下00層，」她說，「你知道的，核武器這層。」我被叫回到長袍區，跟一個男人坐在一起，他特別高大，身上穿著的長袍像塊藍色餐巾，勉強遮過裸露的大腿。
　　「你身上晒得很好看。」瑪麗準備好儀器，檢查我的胸部和乳房切除術後的刀疤時這樣說道。這是我30次治療中的第27次，皮膚是那種被烤過的顏色，雖然治療的時候我從沒有感覺到火燒的感覺。「你身上的那個部位好像去過夏威夷。」
　　「阿羅哈。」治療結束時我說道，然後穿著長袍飄出了核武器室，回換衣間。
　　「阿羅哈！」三個技術員回應我，他們穿著手術衣擠在走廊裡，其中兩個人衝我慢慢地揮手，好像我搭乘的遊輪就要離開。瑪麗的眼神越過我，她跟長袍區的高個男人招手。
　　你每天都會見到同樣一群人，然後有一天他們突然不見了。你永遠都不知道他們是結束治療了，還是發生了別的事。我們彼此打聽，但從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情況。「抱歉——我們要遵守《健康保險隱私及責任法案》。」技術員說。
　　「我真是受夠這個地方了，」一天早上，我在00層發資訊給金妮，「我的心情很糟，你知道待在癌症中心需要耗費很多能量吧？我今天沒有那麼多能量，甚至都不想跟任何人有眼神接觸。」
　　「我倒是特別樂意看到你就此放棄，」金妮回簡訊給我，「去站到桌子上，跟大家說『去你的』，不管他們是給你拿暖和毯子的志願者，還是彈鋼琴的小夥子。」
　　我去接水的時候，彈鋼琴的人正在彈奏《歡樂酒店》的主題曲，我皺眉瞪了他一眼，心情馬上舒服了點。
　　「拉里，今天胃口怎麼樣？」回到候診室座位時，我有了問瑪姬這個問題的能量。





20　我們終將失去它


　　「我們要好好利用時間，」蒙田在他最後一篇隨筆中寫道，「我們還有那麼多閒置而廢棄的時間。」
　　他大概不會贊同我花這麼多時間睡覺，花一整晚時間瀏覽72頁美捷步裸靴的網頁，雖然頭髮才長到豆芽菜那麼長，我卻迷上了雜誌上的髮型(我還需要很多年才能做那樣的髮型)。
　　蒙田日漸年老時寫道：「我讓自己準備好失去，無怨無悔，但生命作為一種東西，就其本質而言，我們終將失去它。」
　　晚上哄孩子們睡覺時，我給他們哼唱一首媽媽過去常常唱給我聽的老露營歌：
　　嗯，我想在這裡徘徊
　　嗯，再流連一會兒
　　嗯，再跟你待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