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黑暗的一天
現在正值聖誕周，卻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班級派對、假期朗誦會、糖果餅乾和薑餅人，「倖存者」這個詞十分擾人心神，就像橡樹上最後的幾片葉子，在我們周圍搖搖欲墜。我確診患癌差不多一年了，距我上次見卡西諾醫生也有幾個星期了，這是我30次放療的倒數第二次，還差最後一步這個癌症治療方案就結束了。媽媽已經走了近4個月了。
自從開始接受放療，我的後下背就一直不舒服，有時候是痛，有時候是抽痛，更多的時候是痙攣，但我一直在進行物理治療，還試著做普拉提，以重建早已被數月的化療以及缺乏鍛鍊毀得差不多的核心肌群。
我每個星期都會去見我的放射腫瘤師羅森布拉姆醫生，她的眼中滿是同情，很可憐我要遭受後背疼痛的折磨，因為她在教兒子蹣跚學步時患過椎間盤突出。她給我開了止痛藥和肌肉鬆弛劑，擔心我還患有椎間盤突出，所以推薦我去看一位骨科醫生。
有些天，我幾乎下不了床。約翰往樓上給我端晚餐，孩子們也過來看我，好像我在療養院似的。「你怎麼樣了，媽媽？你需要我給你帶什麼過來嗎？」
爸爸給我帶了張電熱墊、護背，還有媽媽以前的助行器，他坐在床邊為我揉腳。
「我的天哪，我最討厭這個助行器了。」我說道。助行器外面繞了一層類似博柏利(Burberry)的布料。雖然我很討厭它，但拄著它我就能下床，能慢慢挪去浴室。「真可悲。」我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有時，我在走路時後背會突然痙攣，會抽搐，我還會說幾句粗話。孩子們討厭我這樣，我大叫時看到他們僵在那裡。
「媽媽，你能不能別那樣叫？」弗雷迪說，「我有點害怕。」
3年前，媽媽因為多發性骨髓瘤入侵骨頭而引發了背部骨折，她狠狠地痛了好幾個星期。我有點擔心這種痛會不會跟癌症相關，但我的痛感偶爾會減輕，爸爸和約翰不斷提醒我：「你跟你媽媽不一樣，沒必要將自己的情形跟她比。」
當疼痛越來越強烈時，爸爸搬來了便攜式床邊馬桶，那是媽媽後背骨折後用的。她去世前的幾個星期裡，腿還未完全失去功能，在那之後我就沒見過這個馬桶。她當時身體太虛弱，我們必須站在她身旁扶著她，她用瘀青的手臂努力抓住我們，才能站直身體。
「如果你還沒替母親擦過屁股，就代表你還沒有在這世上贏得一席之地。」她曾這樣跟我和查理開玩笑說。
「哦，拜託了，媽媽，」我往往會說，「蒙田會這麼說：『如果還沒替母親擦過屁股，就不算真正活過。』」
後來她用上了護理墊。
我們幫她左右翻身，熟練地取出用髒的護理墊，同時又鋪上一張新的，這時我說：「現在，我們真的快在這個星球上贏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了。」而她則躺在那裡喃喃著「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哦，這個東西真該死。」看到爸爸把那個便攜式洗臉臺帶進來時，我說道。但自從昨天我在人行道上絆倒後，我就幾乎一動都不能動了。我不斷跟自己說：「如果踩到裂縫上，你媽媽的後背就會斷掉。」(譯者註：美國諺語。)
我難以成眠。在我費盡千辛萬苦坐到馬桶上後，又因為痛到難以自已，無法放鬆膀胱小便。
「我在受苦。」晚上我跟約翰說，我覺得自己有點誇張，但同時我也在想：沒錯，我相信這就是受苦了吧。次日清晨，約翰開車送我去治療，我需要坐輪椅。
「你不覺得我應該帶你去急診室嗎？」約翰說。我看得出，他在努力不讓自己崩潰。
「不！太瘋狂了，」我說，「我們已經在醫院裡了，不會有事的。」
接待員在我的手腕上一拍，繫上了一條黃色的「跌倒風險」手環。瑪麗和其他技術員一邊聽著《摩城聖誕》，一邊跳舞。有人做了一包包肉桂糖小圓餅。
我一邊抽搐著，一邊爬上放療臺。
「這真是越來越荒謬了，」瑪麗以最善意的方式說出這些字，「我覺得我們應該呼叫羅森布拉姆醫生。」
一輛公車，一陣咳嗽，一枚壞掉的指甲：死亡隨處都在。有時候，我們太清楚這一點，但大多數時候我們又對它不聞不問。有時候，它又跟生命一模一樣。日出日落時，天空的顏色都是橙色的。
「死亡並不是世界末日。」對於我媽媽那小小的放棄，蒙田會怎麼說呢？
蒙田30歲時，他的知己和摯友艾蒂安·德·拉波哀西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可怕瘟疫而去世，蒙田在拉波哀西的床邊，內心充滿了愛和恐懼，對瘟疫也有了初步的認識。之後他在寫給父親的信裡，無所畏懼地將好友的死分毫不落地記錄了下來。他那麼崇敬拉波哀西：「他是我認識的人裡最偉大的人……他有著真正完整的靈魂，從內到外散發著美好的光彩。」好友去世的打擊令蒙田下定決心要意識到死亡隨處都在，並在多疑之境裡一直保有這種認知。
有人呼叫了羅森布拉姆醫生，醫護人員把我抬到了擔架上，推著我穿過一條條走廊。我終於離開了癌症中心的放療側廳。
「死亡」走進了急診室，就像一位年輕有朝氣的主治醫生。「是好消息，」他坐在轉椅上滑向我，「你的化驗指徵大部分都正常。」
「但有件事需要注意。」他在轉椅上扭動了一下，「從核磁共振結果來看，你脊柱的第二腰椎有一處很嚴重的骨折。骨折的方式非常棘手，這不是創傷性骨折，而是病理性骨折，很可能是由乳腺癌轉移到此處引起的。」
「好，」我說，我無法直視約翰，「有沒有可能是別的原因？」
「很抱歉，只能是這個原因，」他說，「十分抱歉。我討厭跟病人說這種事，我還不太擅長。我們要送你上樓住院，你需要馬上進行手術。」
之後又來了一連串的醫生，其中一位是我最近認識的放療住院醫生，她蹲下來，視線與我齊平，並緊緊握住我的手，沒顧上擦去臉上的淚。然後又來了位外科醫生，接著是神經科醫生。後來羅森布拉姆醫生也來了，她站在我旁邊，臉上的表情像是在等待晚歸的女兒。她一直輕輕拍著我的頭髮：「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種地步？我真的太……抱歉了。」
約翰坐在訪客椅上，他看向我，眼中一次次映出我的臉龐，裡面的我像是在說：「等等，這是怎麼了？」我們不斷問彼此，「這是怎麼了？」
2 直升機
多疑之境：9樓，腫瘤病房。窗外可以看到在醫院樓頂起飛和降落的直升機，轟隆隆的聲音都消失很久了，旋翼卻還在轉，但比想像中安靜多了。「如果你家孩子來探望的時候碰上直升機，他們一定會樂壞的，對不對？」一位護士正在我身後某處的電腦上打字，我看不到她。
「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嗎？本尼還是嬰兒時，很喜歡風扇和直升機，他把直升機叫作『克古伊』。那跟口渴有什麼不同？」體內的嗎啡在作祟，我只擁有一半的清醒。我特別特別渴，這一刻，口渴卻變成了有史以來我要解決的最大的難題。我微微一笑，因為現在我只能這麼做。「還是說，喜歡風扇的是弗雷迪？不，絕對是本尼。弗雷迪喜歡燈。」我模糊地記得自己被送到了這裡。約翰在這裡。孩子們呢？誰照顧他們？大家都在照顧我的孩子，除了我。誰有冰塊？一位醫生剛剛住了口，另一位醫生正要開口。今天是平安夜，我已經做完手術了。醫生移除了我的第二節腰椎，裡面有個大的惡性腫瘤。醫生往裡面裝了一個鈦合金脊椎椎體護架，上面有不可思議的螺紋，他們在我醒來之前拍了Ｘ光片，然後用電子郵件發給約翰，之後可以讓我看。
「你現在很好，」一位護士說，「醫生允許你嘗試站起來。你想不想試試看？」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不過隨後我站了起來。約翰給我照了張相。「哇哦！」他說著就傳上了臉譜。「我的天啊！」我認識的人都這樣在底下評論，「太不可思議了！」臉譜上有人說，「真不敢相信你遭遇了這些！我們可以為你做什麼嗎？」我不斷往下翻。「謝謝，」我對臉譜說，「我真是太愛太愛你了，勝過這世上任何事。你太美好了。」
約翰發來簡訊：「也許，你該收起手機，再睡一會兒；也許現在並不是上臉譜的最佳時機。」我掃了一眼病房，他不在這裡，哪裡都沒有他的影子。天太黑了，我看不清直升機在做什麼。我想像旋翼安靜了，不動了。也許因為平安夜，沒人用得上它們。約翰打來了電話，他變成了一種聲音。
「我在格林斯伯勒，你爸爸家裡。孩子們也在這裡，還有查理和阿蜜莉雅，還有珍妮。」珍妮是約翰的姐妹，也是我的閨密之一，她住在圖森。大家都趕來過聖誕節。「珍妮要跟你聊一下。」約翰說。
「我在想辦法準備長筒襪。」她說。
現在我才想起來還沒有給孩子們包禮物，但是我的背太痛了，拿不起紙和膠帶。我跟她說，床單後面是我的毛巾櫃，長筒襪就在毛巾櫃後面，我床邊的小櫃子裡也有，壁櫥裡也有，冰箱上面也有。綠椅子後面的T.J. 麥克斯包包裡也有。那副哈利·波特的撲克牌是給弗雷迪的，那塊神奇寶貝手錶是給本尼的。無糖蠕蟲軟糖和巧克力包裝得像個漢堡。珍妮一邊大笑著說：「你究竟是怎麼記住這一切的？」又一邊哭著說：「真等不及想要見你。我能去見你嗎？」
夜裡，我有時候會醒來。約翰回來了，我看到他窩在那把不太舒適的椅子裡睡著的身影。「我有點事要跟你說，」他翻身時我跟他說，「有票，我的信箱裡有兩張票，是用我們兩人的名字訂的，為了慶祝你的生日。」
「什麼？」他還沒有完全醒過來，「你在說什麼？」
「一月底，」我說，「本來想給你一個驚喜的。」
再過幾個星期，他就滿40歲了，這一年過得無比艱辛，我想帶他去法國，出於衝動花了一大筆錢。新婚時，我們住在巴黎，那時約翰在讀研究所——在他讀法學院之前——我們生了孩子之後還沒回去過。在這個地球上，那是他最喜歡的地方，他理所當然屬於那裡，勝過我屬於其他任何地方。
「你說真的？」他說，試著在椅子上翻個身，「你用這種方式給我驚喜，會不會有點誇張？」
「我想讓你知道票在我的信箱裡。」我說，「以防萬一。」
「好，」他說，「明早我就給航空公司打個電話，看能不能取消。」
「不，」我說，「我們要去巴黎。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去，不過我要跟你一起去巴黎。」
「好。」他說。我聽到他均勻的呼吸聲，他又睡著了。
幾小時後，也就是聖誕節早晨，黎明之前，我醒來了。直升機的黑影停在更黑的夜空中，旋翼靜止不動。「聖誕快樂，」一位護士說道，她在浴室裡把我的尿液倒入尿壺中，「你還想不想要止痛藥？想不想再吃一粒多庫酯鈉膠囊(譯者註：大便軟化劑。)？」
蒂塔和爸爸陪我坐著，這時有個叫納斯·喬恩的男人來到我的病房裡。他跟我們說，不在腫瘤科那層上班的時候，他還身兼壓力管理專家。他的聲音很有催眠的效果，幾乎控制著整間病房，非常詭異。他輕輕地跟我們說了呼吸的技巧和咒語，讓自己沉身靠在床或椅子上。「你們要放鬆腹部，」他說，「氣沉到那裡，最柔軟的腹部，最柔軟的呼吸。讓肌肉放鬆，讓腹部柔軟。讓這個世界撐住你。」
「需要我展示一下技巧嗎？」他問，我們已然沉迷於某種咒語中。
爸爸閉上了雙眼，蒂塔靠在椅子裡。他的聲音把我們帶入了一種完美的寧靜之地，時間在延伸、彎曲。我感覺到鎮痛泵從我的手上掉了下去，但我沒有伸手去找它。護士和技術員好像在門口徘徊，但他們感受到了他的咒語，不由自主地沒有打擾我們。
只有一個人敲了敲門，是卡西諾醫生。這是我入院以來第一次見到她。她微笑著，但在她大海一般深邃的眼睛裡，我能夠看到屬於癌症醫生的海溝和暗礁。
「我從沒有來過病房，」她說，「但是覺得你很特別。」
隨之，她看到了護士納斯·喬恩，她愣了愣，開始往門外走。「哦，是你！」她說，「我待會兒再來！」我覺得卡西諾醫生這種狀態很不同尋常，但我再怎麼強調，都形容不出來。
「不不，請進來！」我堅持叫她回來，於是她在我的病床邊上坐了下來，加入了我們4個人的密室。
對於喬恩的在場，卡西諾醫生異乎尋常的冷靜和放鬆，我敢打賭，她肯定有他的呼吸技巧碟片。在她跟我討論最新的掃描結果時，喬恩好像消失在了房間的角落裡。卡西諾醫生告訴我，現在癌症集中在我的脊椎下部，手術固定了我的脊椎，但並沒有徹底清除腫瘤，要集中對那個部位進行放療，雖然這樣也不能徹底清除癌細胞，但可以緩解疼痛。脊椎比較靠上的位置也有幾個亮點，他們會繼續觀察。器官CT掃描看起來並沒有腫瘤，大腦掃描也是這樣。他們過一兩個星期再掃描一次，制訂下一步的計劃。
「我不能說自己不擔心，」她說，「跟你情況相近的病人，有些撐不到做下次全身掃描，有些卻堅持了好幾年。我們只能走著看。」
我試著放鬆腹部，試著感覺這個世界支撐著我。
「聽聽這個人的話，」她離開時說道，並看了一眼在角落裡的納斯·喬恩，「我並不是要嚇你，但他能教給你的遠比我的治療更寶貴。」
那天晚些時候，蒂塔發資訊告訴我她安全回到格林斯伯勒了，但德魯在我們家附近的街上出了車禍。
「他沒事，」她寫道，「大概斷了根肋骨。他在街角闖了紅燈。孩子們沒在車上。另一個人也沒事。他說他當時有點分心，根本沒看到紅燈。車子可能完全報廢了，不過他沒事，我保證。學著納斯·喬恩那樣呼吸，趁著嗎啡的作用多睡一會兒。」
後來，我出院回到家，她跟我說當時她接到德魯的電話，然後把孩子們塞進車裡，冒雨開了三條街趕到那個街角。鳴笛聲，救護車，歪歪扭扭地橫在路上的事故車輛，圍著車子站著的人們。「因為他之前給我打電話了，所以我知道他還活著，」她說，「但我看到現場那麼糟，我不知道該怎麼相信他沒事。」
我完全明白蒂塔是什麼意思，自從上次在急診室裡見到那位醫生，每一秒我都是這種感覺。
很久以後，德魯告訴我他當時一直在哭。那天蒂塔來醫院看過我回到家後，他去了附近的雜貨店去買雞蛋和帶骨豬排。在店裡，他意識到自己的腦子很不清醒。
「我真的一點兒都不記得這場事故了，」他告訴我，「安全氣囊彈出來後，我只聽到自己在車裡尖叫。」我知道德魯在聖誕節那天晚上家裡所有燈都關了之後，坐在聖誕樹前哭泣，一邊喝著蘇格蘭威士忌，一邊聽著瓊妮·米歇爾的《憂鬱》。兒子們穿著連體睡衣輕輕走上樓梯時，他哭了。
我知道他這時候的哭泣有點不同，因為他還想到了我的病情。我依然在等待自己哭，等待感受我的鋼鐵之軀與另一具鋼鐵之軀相撞。
聖誕節那天，家裡人都趕來醫院看我，大家都緊緊抓著我的床，因為他們也別無更好的選擇。我在想，媽媽該坐在哪裡？這種新情形下，恐怕沒有媽媽待的地方了。
我指向那架直升機，可兒子們完全忽視，我也沒有再強求，他們大概已經過了迷戀這種大場面的年齡。好幾年以來，每當我們開車繞著城裡轉，我都會指著強鹿拖拉機和推土機給他們看，儘管他們早已不感興趣。他們興沖沖地給我展示珍妮幫他們在新筆記型電腦上做的聖誕節PPT，讓我看一看我沒有在家過的這個聖誕節。「媽媽快樂、快樂、快樂，」上面寫著，「真希望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他們準備離開時，弗雷迪問我：「醫院今天就會把直升機派出去執行任務嗎？」
「不，今天不需要。」我說。
「那就好。」他將頭靠在我的肩膀上說。
3 毀壞的小碎片
很多年來，我一直在做一個重複的夢，夢到自己吞電池時被噎到。各式各樣的電池，有7號電池，9伏電池，還有手錶鋰電池。我每次都在驚恐中醒來，而且能清晰地記得那種硬物消失在食道中的真實感覺。「這次危機解除了，」我想道，一邊咳嗽，一邊喘氣，「不過我還是在劫難逃。」
出院回到家的第一晚，凌晨兩點我又做了同樣的噩夢，然後驚醒了。之前我沒有刷牙，沒有洗臉，就合衣睡著了。
但突然之間，電池、恐慌，還有其他的一切都回來了：前門旁桌子上未歸還圖書館的書，未收聽的語音留言，還沒有遛的狗狗，還沒垮掉的垃圾箱，未讀的郵件，未寫的感謝信，未完成的為人父母的責任，還有在縫隙中分崩離析的宇宙。
「今晚你又要吞下什麼難事呢？」我躺在那裡捫心自問，「哦，只有這必死的命運而已了。哦，只有這毀壞的小碎片而已了。」
這樣的崩潰持續了40分鐘，我想起了納斯·喬恩：放鬆腹部，讓世界撐住你，在每一次吸氣、呼氣中嵌入樂觀的咒語。「謝謝……你。」我聽到自己說，先說了「謝謝」，然後是「你」。慢慢地，太陽照亮了天空，孩子們爬上了我們的床。
1838年，愛默生在日誌中寫道：「這一個小時，濕氣溫暖，閃閃發光，嫩芽吐露，旋律優美，我感到愉悅，推倒了我靈魂中那道狹隘的牆壁，並將其靈魂的悸動和生命拓展至極限處。這就是清晨，停下來享受這燦爛的一個小時，不再當這具病弱軀體的囚徒，心胸越來越開闊，可以比肩整個世界。」
還差幾個小時就是新年時，我的表妹邦妮抵達格林斯伯勒。她是從華盛頓特區搭火車來的，因為她閨密的父親因前列腺癌去世，所以她去了一趟華盛頓。
「邦妮的死亡之旅，2015！」我們擁抱時我說道。我們並沒有如往常一樣緊緊擁抱。過去的16年間，她一直住在舊金山，職業是按摩師，現在她在接受職業理療師訓練。我們平時不太見面，如果走運的話，8月我們會在避暑別墅相聚幾天。
「現在，馬上讓我開始工作吧。」她說著揉了揉雙手，然後按摩我的頭部、頸部和背部。在我看來，邦妮一直都是我們這一大家人的縮影：她堅強無畏、才華橫溢，又很神奇，湛藍的雙眼跟愛默生的很相似，相似到讓人不安的程度。年幼的她曾跟父母和哥哥一起航行環遊世界。她穿著泳衣在搖晃著一棵棕櫚樹，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張照片。在舊金山的時候，她為一家女同性戀自行車快遞公司服務。她的小腿內側有塊巨大的疤痕，是她小時候在一場摩托車事故中留下來的，疤痕的形狀跟紐芬蘭一模一樣。
「我帶了按摩油、桌遊、花紙，還有全世界最好吃的摩洛哥燉湯用的香料。」她說。
傍晚的時候，家人、朋友一起在樓下玩猜字謎遊戲，喝酒歡笑，孩子們像野生動物一樣到處亂跑，約翰和爸爸在烤新年前夕夜羊排。我躺在床上，邦妮揉著我的雙腳。
「原來，我差不多就要死了。」我跟她說，我還從未對任何人直接說過這句話。
「是啊，」她說，「那又怎樣？不管做什麼事，你為什麼總是先我們一步？」
「你能教教我怎麼摺紙鶴嗎？」我說。
「我以為你永遠都不會問。」她說。
我在急診室的時候，主治醫生說過：「我不知道你的病情接下來具體會怎麼演變，但你知道，癌細胞轉移了，所以已經是第四期了。顯然，你的癌症極具侵略性，我們還沒結束對它的治療，它就已經復發了。雖然這樣說會讓你很難接受，但現在可能是時候了，你需要安排好一切事宜，整理遺願清單。」
這個遺願清單把我難住了，也讓我十分鬱悶：「我的天啊！我是有多笨，連個有意思的遺願清單都想不出來。」我在醫院裡抱怨道。
「那寫個『去他媽的』清單怎麼樣？」約翰曾這樣建議，「跟遺願清單有點相悖，我們想一想可以跟什麼說『去他媽的』，然後把這些倒楣事統統沖進下水道，不再為之煩惱？」
可問題是，原來並沒有那麼多這樣的事。
所有與活著有關的事，我都想留下來。我想讓這些事一直都很凌亂，讓人困惑，有時還會覺得無聊。共乘專用道，雙肩背包，在孩子們上鋼琴課的那棟大樓裡，我等他們出來時屋內的燈光。卡西諾醫生坐在病床邊看著我，她承認自己很害怕。樓下我那一大家人傳來的笑聲。化療後掉光的頭髮，突然之間一大叢一大叢瘋狂地長出來，現在已經很濃密。
孩子們用光劍砍壞了聖誕節裝飾物。一個科學展覽計劃在遙遠的某個房間裡初具雛形。潮濕的後院裡細流密布，泥濘不堪。院子裡滑溜而不知名的小生物通常會將自己埋在堅硬的土壤中好幾個月過冬，但不知怎麼回事，它們紛紛鑽出頭，享受這溫暖的新年氣息，並吱吱地發問：「等等，這是怎麼了？」
4 完美的沙發
如果我現在足夠健康，我會在一間叫作「空間」或「慾望」的超級時尚展銷廳裡，一邊品嚐免費的紅酒，一邊摩挲著優雅的墊子，聽銷售助理為我講述苯胺革相較於半苯胺革有哪些優點。
「所以你真的認為買這些烘乾硬木，值得多花這筆錢嗎？」我會這樣問，還會問，「這裡有三人座的嗎？」
但是，我不夠健康，所以我在床上靠著一堆枕頭，抱著筆記型電腦，瀏覽網路上的傢俱店。比如，西榆家飾、歡樂鳥、木箱＆木桶家居，還有一家叫作Chairish的店。
我痴迷於在網路上買沙發，直到羥考酮的藥效上來，腦袋開始搖晃，我才休息一下。在沒有從網路上看遍20世紀中葉現代風格、哪怕帶一點點波希米亞風的沙發之前，我不能休息。我瀏覽各種設計網站，比如公寓治療室、設計海綿、多米諾，一直不停地搜索著網頁。
我跟約翰在16年前結婚，但我們從來都沒買過真正屬於成年人的沙發。我們有過很多很多頗受青睞卻並不適合我們的沙發。比如，宜家AS-IS特價沙發、父母給我們的沙發、克雷格列表上拍賣的堪稱奇蹟的沙發、路邊撿來的沙發。最開始時，我們身無分文，後來我們有了寶寶，好像從來就沒有合適的時機買些精緻的東西。
我們靠這些不適合的沙發也能過得很舒服，因為我們不新潮，品味不拘一格，而且我們家還有很多外表不怎麼好看卻個性十足的東西。比如，爸爸和伯父們小時候坐在上面綁雪橇靴鞋帶的木箱子，前窗那裡的粗笨躺椅——這世上最溫馨的閱讀角落。
總之，我們無論何時要著手處理這件人生中的大事時，都會退回床上，因為那是我們的戰情室，是我們的繭，是我們的安全艙口，有時候也會成為我們的餐廳。
不過，這幾天以來，找一張最完美的客廳沙發，好像已經成了我有生以來最重要的事。
我剛才找到了一張很喜歡的沙發，卻無法下決心點擊「馬上購買」。其實，我在做出承諾方面基本上不存在問題。不管是房子、汽車、換工作、生養孩子、買機票，還是選餐廳、買鞋、做乳房切除術，統統放馬過來。我通常會選個看起來還不錯的，然後不再回頭。
跟約翰在墓地只聊了不到10分鐘，我心裡已經認定了他，雖然我等了起碼一個星期才告訴他這件事。
但是買沙發這事，我做不到這樣快刀斬亂麻。也許，我在拖延時間，拖到下次跟腫瘤醫生約見之後再做決定，好像卡西諾醫生說的話，會幫我決定要不要多花一筆錢買的確良絮片和人工纖維填充的沙發墊。她答應我會考慮新的治療方式，比如免疫療法、臨床試驗藥、未被臨床試驗認可的藥物、鍼灸療法，還有可怕的「警惕等待」療法。
這是個複雜的計算題。一方面是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買了一樣東西之後，我可能就不在這世上了，如果不能真正享受它的話，我想為它花多少錢？另一方面是買一張昂貴的長沙發，不就是一種表達希望的極好方式嗎？我死後，難道不想讓來家裡做客的人享受舒適和時尚嗎？接著我又想到——啊，最黑暗的惡魔想法！——也許我應該買那種又醜又不舒服的沙發，這樣跟約翰再婚的女人不得不留下它，因為這是他的亡妻買的。
住院時，儘管有很多社工分發給我們各式各樣的小冊子，但我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跟兒子們說這件事。他們知道我得了癌症，也知道我後背骨折了，但他們不怎麼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我沒有直接跟本尼聊這個話題，而是問他：「你覺得皮革沙發怎麼樣？」
「這要看它滑不滑，軟不軟。」他說。
說得好。我想我要把人造皮沙發從最喜歡的沙發列表裡剔除了，不管它們看上去多可愛，或多划算，我要買的是頭層皮沙發。
那天，卡西諾醫生坐在病床床尾，我看到她看了一眼放在床頭櫃上的小冊子——《如何告訴孩子們你日益惡化的疾病》。
「是時候灰心喪氣了嗎？」我們聊著疼痛管理和放療時，她粗略看了其中一本小冊子的標題，她如是說，「不能！」她宣布，直直看向我，「不能，還不是時候。」
我完全信任她，雖然化療已經失敗了兩次，雖然她說過我的癌症不會擴散卻還是擴散了。不管腫瘤醫生是為了什麼想成為腫瘤醫生，他們都既強悍又樂觀，既倨傲又富有同情心，我都有點受到了感染，就好像一見鍾情，或飛蛾撲火，也好像做出選擇之後，不再回頭。
約翰有點不願意買新沙發，但他現在如履薄冰。他很了解我，所以他知道我在高談闊論植絨沙發墊的優點時，其實心有他想。
「訂製沙發，你說真的？我們家可有兩個兒子！」他說著草草翻閱了一下櫃子上的保險單，「好，不管你喜歡什麼，我都覺得你該買。」
得知自己患有無法治癒的癌症有一個大大的優勢，那就是這麼多年以後，當我做了個他不贊成的決定後，他不再高高在上地說「你死定了」。
「你今天在網路上花了幾千塊，是不是？」他下班回到家，發現我的枕頭和熱水袋還放在那張並不完美的沙發上，跟他早上出門時擺放的位置一模一樣。這張沙發是我父母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買來的一個低背藤製沙發，用來放在露臺上。
「今天沒有。」我說。
「很好，」他說，「想不想一起躺在床上望天花板？」
我想。我們就躺到了床上。
現在是一月，才下午就已經像晚上了。
「不誇張地說，我們發現你得了不治之症那天，是今年最黑暗的一天，你能相信嗎？」我們兩人雙手緊握，躺在床上盯著上面空蕩蕩的天花板時，約翰這樣問我。
「相信啊，當然相信。」我說。我們兩人都笑了起來。
我一直都很喜歡他的笑聲，既柔和又舒服，既樸實又特別，明顯帶有20世紀中葉那樣圓潤的聲線。
他小心翼翼地將我攬在懷中，好像一對青澀的少年。我的後背抽搐了一下，但我還是掙扎著靠他更近了一點兒，然後將頭貼在他的胸膛，聽著他的心跳。
孩子們在樓下的遊戲室裡，坐在舊舊的蒲團上，盯著螢幕。我們會盡快想清楚該怎麼跟他們說我的病情。他們大概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正等著我們想出合適的方式告訴他們。發生的這一切中，他們的存在是我無法應對的一種黑暗。我可以對很多很多東西放手，比如計劃、朋友、職業目標、這世上我想去看看的地方，也許，我甚至可以放棄一生的摯愛，但我仍然不知道該怎麼對不能再做他們的媽媽這件事釋懷。
所以，也許我沒有試著去釐清思緒，也許我只是想買到合適的沙發：結實的框架、高品質的動物皮革，樸素又真實。它的外觀說明它曾經活過，我們觸碰它時它會變溫暖，離開時它又可以變涼。
而且，我還可以買一張可以坐下我們幾個人的寬闊長椅，幫我們熬過前方的一切，無論是愛、崩潰，還是依偎、死亡和悲慟。
臥室裡幾近全黑，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大概與約翰的背道而馳。他沉默著，也許他在打瞌睡吧。
從網路上買張沙發，就好像我人生中其他的重大決定一樣，需要花時間研究，也需要信任，但最重要的還是信任。我躺在這裡，約翰的胸膛在我的臉頰下起起伏伏，我必須相信不管臨床試驗效果如何，不管他將來的妻子怎樣，不管免不免運費，等我找到合適的沙發，一切都會豁然開朗。
5 亮點
關於孩子們，我的心理治療師說：「好吧，他們大概很難接受，大概會一團糟。我們先談一談，設想一下那個場景，越具體越好。」
「監獄。」我說，「感恩節時，他們自己坐在Bojangles炸雞店裡，想買點毒品。他們在電話裡讓約翰去死，然後就掛斷了。他們咒罵彼此去死。」
「很好，」治療師笑道，「想像黑暗對你來說不成問題。」
然後他又說道：「可是他們也許會應對得更好，也許會變成了不起的人。我知道有很多年幼時經歷過失去的人，都長成了特別優秀的人。也許媽媽在他們幼年去世的這段經歷，可以啟發他們寫出石破天驚的黑色喜劇劇本，備受讚譽並收穫奧斯卡大獎。想像一下他們捧著獎盃，站在領獎臺上。」
我喜歡這個遊戲。約翰在前排挽著一位法國女演員大聲鼓掌。兒子們各自拿著獎盃，乾杯式地對碰，舉著獎盃跟約翰示意。然後他們向天堂致敬：「獻給媽媽！」
一位退休的猶太教拉比——我朋友的朋友——突然給我發來一封電子郵件，上面寫著他9歲時失去了媽媽，還寫了他關於媽媽的所有記憶，他的生活裡仍然留著媽媽的印記：她最喜歡的花、她為他讀過的書、她的幽默感。「她絕非我生命中的黑洞，她那麼強烈地存在過，永遠都無可取代。」他的話是一份禮物，伴我度過了幾個難熬的夜晚，我任其在房間裡盤旋，像顏料一般刷過我的肌膚。
現在癌症已經擴散，我每隔6～8個星期就掃描一次。有時我在想這6～8個星期我可以做哪些事：懷寶寶一個半月，學會用義大利語對話，練出結實的腹肌，刷《權力的遊戲》，走完聖雅各朝聖之路。但其實，6～8個星期就在眨眼之間，彈指一瞬；只夠我一次悠長的呼吸；只夠約翰撫摩著我的背滑下，他的唇掠過我的頸部；也只有我們初次相遇時的那個夏令營那麼長。
蒂塔每次都會陪我過來做掃描，她跟我一樣熟悉整個流程：穿寬鬆的衣服，不穿胸罩，不穿帶拉鍊的衣服，喝大量的液體。接待員喜歡開玩笑。門口的義工聽力不太好。技術員卡拉帶病人回到更衣室時，喜歡談論耶穌和祈禱的力量。有時候，她會在工作中途停下來，開始唱《奇異恩典》。蒂塔和我不知道要不要跟她一起唱，所以我們拍手叫好。「非常感謝你，」我說，「很動聽。」我聽到她一路哼唱著返回技術站。醫生先採血，然後給我注射進行骨掃描所需要的放射性造影劑和做CT掃描所需的顯影劑。我做CT掃描時，蒂塔在更衣室等我；但我做骨掃描時，工作人員讓她進來坐在我身邊。技術員在毗連的控制室裡操作著掃描器。
骨掃描室裡有一臺特別大的螢幕。我的腳上綁著彈性繃帶，雙手包在緊身衣裡，身上蓋著暖和的毯子，以保持冷靜。醫護人員也給蒂塔拿了一條毯子，讓她保持冷靜。掃描差不多要花20分鐘，你從儀器裡出現時，螢幕亮了起來，即時形成了骨架成像，從頭蓋骨到肩膀、脊椎和臀部，再到腿和腳。
從蒂塔坐的地方看螢幕，比我的位置更一目了然。我們試著聊些別的事：照顧孩子，她寫了一半的小說，她牙根管治療的冒險故事，她的朋友托尼的媽媽就要做手術了，我們在讀書會讀的短故事集，但我們還是不自覺地盯著螢幕，就好像在看老師在面前給你打分，就好像你坐在飛機裡看到這架飛機的現場直播一樣。
「我一開始覺得你肯定是得了陰道癌，不過現在我想那只是你膀胱裡的放射性物質，」最近一次掃描，當儀器掃描我的腹部時，蒂塔坐在椅子上說道，「那裡跟其他亮點完全不一樣。」
我們審視著那團亮點。過去6個月裡，我做了三四次掃描，我們覺得自己都是骨掃描分析專家了，顯然這可以成為我的副業。之前我們看到過我脊椎、臀部、肩膀上新腫瘤的亮點，所以我們早就料到它們會出現。
「啊，」我說道，「如果是陰道癌的話，就真的是傷口上撒鹽了。」
蒂塔說對了。次日，約翰陪我去見卡西諾醫生看掃描結果，我確實沒得陰道癌，不過骨骼上多了很多亮點，肩胛骨、骨盆、胸骨，我好像避無可避。
亮點和暗色的螢幕。「亮點」這個詞完全有了一層新意，更像是一線希望的反義詞，意味著危險、骨痛、病情惡化、要做更多的放療、服用更多的止痛藥、做更多檢查。癌症這東西既亂七八糟又詭異：做完掃描後，你希望看到黑暗的螢幕，希望骨架掃描圖像一座熄滅燈火的城市，一塊塊骨頭都像被查封的區域。希望沒有房間亮著燈，街上沒有任何路燈，沒有悶燒的篝火，樓上的雙層床上也沒有照亮書上的恐龍的床頭燈，沒有等待壽星許願的生日蠟燭。
沒有生命的跡象，沒有任何事物即將開始的跡象。
「我聽到你剛剛說你的牙根管治療很糟糕，」上次掃描結束時，技術員回到辦公室時對蒂塔說道，「你一定要服用抗生素，因為細菌可能會要了你的命。祝你們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6 警惕海盜反恐計劃
約翰滿40歲了，我的身體狀態也還好，還能去法國。旅程定在二月，八天的時間。爸爸替我們照顧孩子們，約翰的媽媽也會飛過來幫忙。
「我們不能一起去，這完全說不通啊。」臨行前一晚，弗雷迪在我的床上抱怨。
「其實說得通的，」我告訴他，完全沉迷於圍巾和靴子中，「只是對你說不通而已。爸爸和我需要這麼做，我們要經營婚姻生活中的所有事。有時候，我們兩個需要全心全意地關注這件事，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吧。」剛進入青春期的小傢伙說完就拖著沉重的步子走了出去。
我確實這麼認為。雖然我體內的內臟糾纏在一起，疼痛難忍，但在得知新的診斷結果以後，我覺得我的世界都萎縮到我們家這個繭中。
這間西提島的公寓是從我們一位密友的祖母那裡借來的，很精緻典雅，透過拉開的百葉窗，我看到塞納河上反射的光束，先是灰色，然後是黃色。景色那麼美，以至於我頭一晚躺在那裡不睡覺一直哭，哭到胃攪在一起，然後幾乎在浴室裡度過了整晚。
浴室只比我的身體大一點點，讓我覺得很安全，身處其中，感受它在支撐著我：河流從這座小島的兩側流過，巴黎的第一批定居者就出現在這座島上，隨後市中心的城牆反覆調整。我蝸居在這座大樓內的這間公寓裡，蝸居在最深處的角落裡，這間浴室就是世界的中心。在那裡，我發現了一包未開封的悲痛。我的母親。我試著放鬆腹部呼吸。
她一定沒料到我會在巴黎，但她此刻就在這裡。爸爸、孩子們，還有我們認識的所有人，都遠在一個大洋之外，我莫名覺得，她跟我之間隔著更加無邊無際、深邃遙遠的距離。我想聽聽她的聲音。她第一次帶我來到這座城市時，我十六歲。我記得我們叫車沿著碼頭行駛時，她對這些公寓大樓讚不絕口：「你覺得這世上誰住在那裡？簡直無法想像！」
早上，約翰出去買牛角麵包，還有他最喜歡的報紙；我握著手機蜷縮在前窗旁的椅子裡，一邊聽之前的語音留言，一邊看著全世界最幸運的巴黎人醒來，然後匆匆忙忙趕去上班。「剛辦完入住手續，」她說，「想聽聽你的聲音。」
約翰和我初次搬到巴黎住，是2001年的9月5日，當時距離我們的結婚一周年紀念日剛過去1個月。那時，我們努力活出大人的模樣——那是我們年輕版本的大人——規劃著未來，約翰是華盛頓特區的法國哲學研究生，而我則剛剛放棄康乃爾的一個藝術創作碩士項目。根據約翰研究生課程項目的要求，他有機會在巴黎教學和上課一年。我本來在馬里蘭的貝塞斯達有份穩定的好工作——在一間私立男校教英文，但有一天，在芒特普萊森特的公寓裡，我衝完涼走出那一片蒸汽時，憑藉24歲的清晰思路宣布：「我們必須這樣做。」幾個星期之內，我們賣掉大部分所有物，我辭掉工作，買到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機票。
抵達巴黎之後不到一個星期，國內就發生了紐約世貿雙塔被劫機撞擊的事件。那晚，我們與家鄉隔了一個大洋，在我們位於第三區的那間擺滿了宜家傢俱的公寓裡，吃著從街角買來的麥當勞漢堡，看著電視上播放的新聞報導。這個世界就在這臺小小的電視機裡，真是不可思議。約翰跟我好像孤身漂蕩進入了一個未知的世界裡：全新的語言，全新的規則，全新的影像，讓黑暗的夜晚越發漆黑，一座塔倒了，然後另一座也倒下了。
「等等，這是怎麼回事？」我們互訴道。
9月11日，巴黎迅速進入警報狀態，叫作「反恐計劃」，顧名思義就是警惕海盜。地鐵裡派駐了武警，政府機構前面的廣場上設置了路障，每個街區的垃圾桶換成了透明的綠色袋子，這種戒備態勢直到次年夏天我們離開時依然如故。我捲了捲舌頭，用我中學學的法語，從令人費解的法國新聞報導中提取出這個詞：「反恐計劃」。
劫機的法語是pirates de l'air——「攔路的強盜」，我還學了個詞terreur——「恐怖」，還有attentat——「暗殺」、état d'urgance——「緊急狀態」、menace——「恐嚇」和complot——「共謀」，後來又學到了guerre——「衝突」、manifestation——「示威」和ADM——「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我在看報紙和新聞時苦苦掙扎，在地鐵裡、雜貨店過道、餐廳點餐時也遇到了重重困難。無論去哪裡，我都帶著筆記型電腦，在博物館裡遊蕩，在標新立異的咖啡館裡寫作，希望沒人跟我聊天。我一整天除了問好和謝謝，再不說其他。天黑時，我逛到精疲力竭，回到我們的公寓裡。約翰學習新的語言和文化，跟我狼吞虎嚥軟起司一樣容易，他去上課，去聽講座，去看電影，去參加派對，去書店，跟講法語的朋友們去酒吧，沒有計劃逃生路線就去巴士底獄附近參加大型示威遊行，他還去起司店和政治集會。
有一次，約翰懇求我跟他一起去大學附近的電影之家，看一部叫作《社會學是種武術》的無字幕紀錄片，是關於最近去世的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電影之家裡面只擺著折疊椅，沒有暖氣。即使這部紀錄片是英文發音，但我還是看不懂——習慣和常識信念，結構和能動作用——在這部冗長的電影播放期間，我一直偏頭看向約翰，發現他非常興奮，充滿激情，十分痴迷，他的臉上出現了我幾乎無法辨認的情緒。離開電影之家時，我大發雷霆，因為我又冷又不舒服，又挫敗又難堪，眼中噙滿了淚水。
「我覺得你是故意要我跟你看這部紀錄片的，」我說著衝向回家的街道，「你只是想讓我意識到自己很差勁，你不可能真的喜歡這部片子。」
我說出那些話時，就知道自己錯了。
「你在說什麼啊？」他大喊著跟我並排疾走，「你怎麼能不喜歡布迪厄呢？他的影片是一種藝術！而且，那麼有魅力，又那麼專注！他跟福柯和德里達不一樣，他們也都十分才華橫溢，舉足輕重，但你真的無法想像他們兩人會跟布迪厄一樣參與社會革命。」
「拜託你別說了！」我大叫，「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我這星期上的法語課學的都是羅伊克和雅克去哪裡買洋蔥！」
來到巴黎幾個星期後，我在家附近的雜貨店外的塞瓦斯托波爾大道旁看到一位女士跌倒了。她絆倒在馬路旁上，手提包裡的東西全撒在了人行道上，散落碰撞的聲音像子彈聲，聽來非常危險。我看到一對遊客躲閃著走過如彈片般散落在地的口紅管、化妝鏡、薄荷糖，一個持機槍的憲兵停在她旁邊一臉苦相，他揉揉額頭。
沒人主動上前去幫她，我也沒有，但是她很快就站起身，整理好自己。「我沒事，」她用英式口音大聲地說，帶著點戒備，「別碰我。」
我們在巴黎生活的那一年，我感覺自己多半跟那位女士很像，總是磕磕絆絆，時時警惕，跟那裡格格不入，喜歡獨來獨往，又害怕一個人。晚上的時候，我有時會跟約翰爭論，直到說著說著睡著了。還有的時候，我們會吃完晚餐，站在街上接吻。
「我只是想讓你能喜歡我喜歡的事物。」約翰懇求我。
「我也在努力，」我說，「但我覺得自己像個偽君子，別人隨時都會發現我根本不懂，我最想做的是日落時安靜地坐在前廊上喝威士忌。」
「那我也是偽君子，」約翰把臉埋進我的脖子裡，「我不討厭前廊和威士忌，拜託你再陪我在這裡假裝一陣子。」
「好。」我說。
我交了一群移居在此的朋友，經常去瑪黑區喝咖啡，參加詩歌朗誦和寫作小組。我參加了一個工作室，導師跟我說，那首關於我和媽媽在義大利旅行的詩，如果能分割成一首首小詩，再隨意打亂順序的話，會加分不少。我還手寫了一冊詩集。
一天，我在街上撿到一張掉落的海報，宣傳的是電影《社會學是種武術》，我收了起來，後來回到美國後，我把海報裱了起來，在我們結婚周年紀念日的時候送給了約翰，現在那張海報還掛在我們的客廳裡。
「啊哈！」約翰展開海報的時候說道，「我知道你一直都暗暗喜歡那部電影！」
15年後，我們又回到法國，我的後背也在慢慢康復，而巴黎則因為幾個月前的恐怖分子槍擊案和去年的《查理週刊》遭受恐怖攻擊——就在我最初確診前幾天——的陰影，再次啟動反恐計劃。我們愜意地依偎在孚日廣場的長凳上晒太陽，我看著往來的路人往綠色垃圾袋中扔冰淇淋杯。附近的街道上傳來幾聲尖銳的警報聲，我看到人們紛紛駐足，看向附近的憲兵，街角咖啡店的服務生走到門口四處張望。空氣中瀰漫著一絲冷意，但很快人們就會跑去哪裡喝酒了。
約翰找到了他過去經常流連的地方——穆浮塔街的一家書店。那裡逼仄擁擠，我就在外面等他，背靠在一堵滋滿了尿液的古老牆壁上稍作休息，看著窗戶內的約翰抱著很多書在一排排書架前徘徊。15年過去了，我突然又覺得自己跟那個在塞瓦斯托波爾街上出醜的女士一模一樣：一個恐怖分子，一群海盜，一個偽君子。我又聽到警報器在嗚咽，感覺像是衝我而來，又像是因我而起。憤怒的眼淚在堆砌。警戒狀態的巴黎在我心頭始終揮之不去。舉目四望，每個人都在往某個地方走去，大家好像都知道該怎麼抵達目的地。遊客手中也都拿著地圖。沒有人像是身上綁了定時炸彈在街頭遊蕩，還想著要對那些她最愛的行人說：「對不起。對不起。我為自己即將給你們造成的災難感到很抱歉。」
拉丁區昏暗的克魯尼博物館(今稱國立中世紀博物館)在展覽《貴婦人與獨角獸》。我曾經一遍又一遍地在此流連忘返，審視這些中世紀掛毯：天馬行空的想像，自以為是的猴子、兔子和野獸，鍍金的貴婦人平和的眼神，惡名昭彰的獨角獸。他們乘著一塊小小的藍土地，穿越兩個永恆的時空。好像不為人知的部分是紅色和花朵遮住的部分。獨角獸凝視著鏡子中的自己。
我過去常常想獨角獸在鏡子裡看到的是一匹馬：不死之身窺探著終有一死的自己。我喜歡這一點，它發現了這一點卻滿不在乎。「沒關係，我活過，我死去，而後會重生。」不過不是這樣的：我現在發現這隻傳說中的獨角獸透過鏡子的折射與反射在尋找永恆。獨角獸之所以自命不凡，是因為它從未真正存在過：它只是一種想像、一種想法、一種藝術，只是飄蕩在古老的羊毛毯上的一場祕密騷動。
在克魯尼博物館那間展室裡，參觀者紛紛在此駐足，看得入神。貴婦人和獨角獸冷酷的凝視，我們永遠都無法完全理解。我們也凝視著貴婦人和獨角獸，因為想知道他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的事情：臣服於什麼，何時臣服，為什麼只能抵抗那麼短的時間。我們是活著的人，必須不斷問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不過於憂慮，不期望太多。
在巴黎的最後一頓晚餐，約翰和我回到了以前特別喜歡的餐館：阿納希——法語發音很難——這是家小巧的阿根廷牛排餐廳，就在我們以前住的那條沃特博爾老街上，餐廳老闆是一對年長的西班牙姐妹。餐廳很安靜，因為我們去時才晚上8點，在巴黎來說，這個時間吃晚餐還太早。我們靠窗而坐。窗戶外的巴黎人行色匆匆，從公司往家趕。哦，對了，對世界上的其他人來說，今晚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日夜晚。
餐廳裡沒有餐廳名字的痕跡，不過所有的裝飾都在致敬過往：泛舊的地鐵瓷磚，鍍金椅子，天花板上褪色的Art Deco壁畫，每個窗臺都有很多融化的蠟燭。一整晚，我們都可以看到金繕修復藝術的光彩，那是一種日本修復破碎瓷器的藝術。我們兩人在這裡有種莫名的歸屬感，修葺好的開裂牆壁，補過的石膏，填了水泥漿的大理石，我們都融入其中。我們一半的回憶，已過去的半生。
「你40歲了。」我對約翰說。
「你也快了。」他說道。
在金繕修復藝術裡，破損和修復與器物的歷史是一體的，不需要掩飾什麼。金繕修復藝術就是中年人、衣衫襤褸者、病人中的鬥士。我把搭在椅背上的冬衣疊好放在身後撐著後背，燈光昏暗中，我拿起菜單。
老闆變了，不過服務員跟我們保證除增加了一點點的「法式」風味，其他東西還是原樣。精調雞尾酒的時尚好像也來到了巴黎。約翰喝的是南美的「布萊特酸」酒，由波本威士忌、蛋白調出來，也許還加了苦味劑。我點了杯柯爾酒，很好喝，不過很明顯我輸了。
晚餐的分量比我們印象中要大一些。以前，這裡供應三種肉，都是寫在小手寫卡上的，肉是放在砧板上端上來的，配有帶穗烤玉米和沙拉，每一道菜都特別美味。現在有了開胃菜、共享菜和配菜。我們隨便點了幾道菜。在一個勇敢的新世界裡，我們都是倖存者。
我們先點了酪梨沙拉醬和酸橘汁醃魚。服務員先上了小五香肉丸，我們蘸著綠辣醬汁吃。我說：「吃牛排之前，我們要先吃迷你漢堡！」約翰說：「這就是我理想中的漢堡味道。」
酪梨沙拉醬配的是硬皮麵包，酸橘汁醃魚附了份食用說明：吃一口醃魚，然後直接用烈酒杯喝下加了糖的酸柳橙汁。我們照做了，口感很好。我們已經對日漸變化的菜單釋懷了。
牛排是肋眼牛排，差不多有一公斤，是「帶血」烹調的。服務員還上了一碗蔬菜沙拉，一平底鍋金黃薯條，還有我們點的紅酒。上來的一小盤阿根廷香辣醬，可以在吃牛排時淋一點兒，但最後我們並沒有用到它。牛排的紋路比凡爾賽宮的大理石還要精緻，我們兩個是無法拒絕美食的倒楣貴族。我們風捲殘雲般吃掉了桌上所有的食物，只剩下一小塊厚厚的肉，不知怎麼搞的煎到了五分熟。
現在，餐廳裡客人已經越來越多。我們略帶醉意，談論著藝術、回憶、痛苦和超然，甚至審視著曾經的自己。我們簡單揣測了一下，星期一見卡西諾醫生時，她會說什麼。但喝著無咖啡因的咖啡，吃著無可挑剔的法式焦糖吐司，我們差不多都在聊過往。
「這是普魯斯特的瑪德蓮蛋糕，」我說，「人們應該叫它『回憶』吐司。」
「哦，25歲，」約翰尷尬一笑，「以前我以為自己會成為法語學者。」
過去一個星期，我一直在面對過往，我知道並非只有我這樣。當年我們離開法國時，約翰離開了研究所，他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他的研究生項目像進了條死巷子，所以他也申請了其他項目，但是很難獲得獎學金。最後，我們決定我重讀研究所，而他則轉而爭取進入法學院的機會，也許可以利用外語為移民服務。北卡羅萊納格林斯伯勒的一位寫作教授曾提到他會坐在門廊前喝威士忌。
「沒想到，你成了一位出色的律師，」我說，「你基本上就是普魯斯特的反面。」
「謝謝你，寶貝。你說的話，總是讓人覺得很舒坦。」他說著握緊了我放在桌上的手。
我們穿過瑪黑區，走回位於西堤島的燈光溫暖的家，不時聽到街上女孩的笑聲，漆黑的街角總是簇擁著一群年輕男子，女人們踩著高跟鞋揹著托斯特包下班回家，路上傳來高跟鞋的回聲。天很冷，雖然我們很累，但是吃得很飽，我的背也在痛，但我們還是拉了拉帽子，合著他們的步調，步履輕盈地走著。
做完掃描後，我們乘坐蒂塔的小廂型車從杜克趕回家，她告訴我最近讀了一篇文章，裡面提到一位作家在自己家一個很小的空間——她的壁櫥裡——工作，這樣能讓她覺得有所依，很安全，能夠敞開心扉，訴說害怕的事。
我在教自己說出那些害怕的事。
「很有道理啊，」蒂塔說，「我是說，我的小說一直都沒寫完，很明顯是因為我家沒有一間可以在裡面寫作的小壁櫥。」
她剛租了一間辦公室，卻越來越憎惡去那裡。她一直為了怎麼裝飾辦公室而困擾不已，比如用什麼顏色的油漆，選什麼書桌椅和地毯，這些都是阻止我們敲出一頁頁字的重要因素。
我想起了巴黎的那間浴室，想起了那臺核磁共振儀。「你就得一直一直買傢俱，」我說，「把辦公室填滿了，你動都不能動，自然就會文思泉湧了。也許，你買得越多，寫出來的字也越多。」
她說就是那篇文章讓她想起了大學時修的一門文學課，叫作「罪惡研究」。在這堂課上，他們讀了《貝奧武夫》《理查三世》和《創世記》，探討我們的文化裡多麼害怕無法控制的混亂意象。(比如，剖腹。我們其實不喜歡看到內臟裸露的樣子。)教授把這類東西叫作「卑鄙的意象」。我們規制事物，讓它們成形，是為了不那麼害怕它們。
對。精心記下自己的想法，能減少我們的恐懼感，這就是我寫作的原因。比喻也能產生同樣的效果，完好無損的身體也可以。有時候我擔心控制事物，是為了不讓自己感受那些恐懼。
克魯尼博物館有一組14世紀的與真人一樣大小的耶穌石像——他去釘十字架的路上，然後被釘在十字架上，最後死在瑪麗懷中——那麼飽含人性，那麼痛苦，那麼坦然地接受一切。複雜的眼神，毅然決然的雙唇。但就算在這麼殘忍的聖殤中，我還是不禁注意到耶穌的傷口，被雕刻成了最精緻的割傷。沒有了混亂。
呈現痛苦，卻隱藏殘骸。我聽到蒙田在喊：「打開它，看看裡面，感受它，將它寫下。」
克隆尼博物館裡還有一個地方：沿著耶穌那組石像下樓，可以看到一間明亮的石灰岩展室，裡面陳列著一排排巨大的雕刻頭像，大多數都很慘白，偶爾可以看到些許殘留的顏料碎片，證明這些頭像曾經有著泛紅的臉頰、藍色的皇冠。這些頭像的標籤上寫著：1220年，《國王頭像》和《天使頭像》，來自原巴黎聖母院的正面。然後，沿著一道獨立的牆，來到一條陳列著一排排的軀體雕像的走廊，這些雕像像唱詩班，我想之前那些頭像應該是這些軀體上面的。這些屍體。
我喜歡凝視他們那些空洞又巨大的臉龐。嘴唇微啟的頭像最有趣，彷彿他們在說話時被打斷了，一直耐心地等了這8個世紀，等著再次說話。在社會保障辦公室等待申請殘疾證明時，我一直在想那張臉，耐心、平靜、優雅。我還在想像一拳打在他們臉上，嚐一嚐石頭粉末的味道。
蒂塔說：「你腰椎第12節旁邊那個新亮點，你怎麼看？」
「哦，我也看到了。」我說。我看到它在螢幕上閃閃發光，就像個深處黑暗水流中的磷光水母，「我想我們只得等等看。」
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們還是永遠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明天我們總會知道更多的資訊。不知道怎麼回事，現在學校通知明天停課，網路上也說整個區明早天氣都不好，雨夾雪變成冰雹，也許稍後又會下雪。
7 死為何物
天氣稍稍合適一點兒，爸爸就會騎著摩托車，一直沿著小路駛進維吉尼亞的群山中，找個適合的地方吃炸雞當午餐。在天氣暖和的週末，爸爸會騎著摩托車載著本尼環城騎20分鐘左右。弗雷迪對騎車不感興趣，他從小就很討厭噪音，但本尼對此特別痴迷，他跟我爸爸喜歡邊說「極速快感」邊擊掌。
我的脊椎斷了，這些天一直待在家。
放任孩子坐摩托車這樣輕率的行為，本來不是我的作風。當然，他們戴著頭盔，爸爸最注重安全了，但平心而論，這種行為並不謹慎，甚至可能都不合法。不過，這完全是另一回事，既冒險，又不可思議。我想起自己車裡的五點式安全軟墊座椅，人類的邏輯竟然可以扭曲到如此不可置信的地步，我喜歡看本尼雙手牢牢地抱住我爸爸的腰。
本尼跟我說，他最喜歡的就是在摩托車疾馳的時候大聲喊叫。「我尖叫著『噢噢噢——咿咿咿』，感覺特別爽！」
爸爸跟我說，有一次他們一起出去，想騎遠一點兒，順暢地騎了15分鐘左右，剛出城他就感覺到本尼的雙手有點鬆了，他的頭盔靠在他的背上。本尼睡著了。
「別睡，本尼，醒醒！」他說著輕輕弓了弓腰，想叫醒他，又不能嚇到他。
本尼醒了。
「你不能再那麼做了，」等紅燈時，爸爸說道，「那樣不安全，你必須一直保持清醒，才能抓緊。」
「但是真的特別舒服。」本尼說，回家路上他一直都保持清醒。
有時，我也會想起這種感覺，我能想像稍稍鬆手的感覺，溫暖、危險、誘人。如果那就是死亡的感覺怎麼辦：在你身下穩速前進的引擎，那些緊緊抱著你的人，和煦的陽光？
我想也許愛上那種感覺也沒什麼不好，鬆開緊握在別人腰上的手，讓地心引力和命運主宰一切，這像是一種好到令你無法拋棄的念頭。
8 夢裡的媽媽
「我做了這樣一個夢，」有一天我跟爸爸說，「媽媽回來了，她很生我們的氣，在她的臥室裡一直大吼大叫，說我們不肯釋懷或沒有處理好其他的事。比如，我們就看著植物枯萎，把髒碗碟堆在洗滌槽裡，還沒有給狗狗床吸塵，諸如此類——有點像她突然間開始對某件事固執己見的星期六清晨。她跟你說所有要在勞氏買的東西，我跟她講道理，但一點兒用都沒有，於是我把你拉到大廳。『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們必須找誰調停一下！』我說道，『我們得跟她說她是鬼，不應該出現在這裡。她總出現嗎？』然後你說：『對，好吧——這些天以來，她幾乎每週末都在，下午我下班回家時，她也在。』我說：『爸爸，我們得跟她說她死了。我們得讓她知道不能老來這裡，不能跟我們說要做什麼。』」
爸爸大笑起來。「真是太奇怪了，」他說，「我昨天做的夢幾乎跟你的一模一樣。我坐在露臺上，她勃然大怒地跟我說哪些地方沒有清理雜草，還跟我說車庫所有需要修補的地方。」
我可憐的媽媽，她給我們留下了雷厲風行的傳統。爸爸跟我坐在門廊上，互碰了一下啤酒瓶，望著天空。
9 你一直孜孜前往的地方
媽媽去世約6個月後，我們的讀書會重新啟動了。大家從沒有正式討論過這件事，但是有一天，安妮發出一封電子郵件，邀請所有人去她家。我們從容地將椅子拖近了一點兒，聚在一起，各自說著玩笑話，我們從六個人變成了五個人，這竟然使人有點震驚。我一直在想，她去哪裡了？
「我從來都不敢想像失去了她的讀書會是怎樣，但現在我們再次聚首了。」我對大家說。我們坐在安妮家的客廳裡，圍成一個圈，碟子和酒杯擱在旁邊的桌子上，我們的手中都捧著書。
我們選的是海倫·麥克唐納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寫的是她在父親突然去世後，如何痴迷於訓練一隻蒼鷹的故事。這本書的黑暗無其他書可及，甚至封面差不多都是全黑，好像我們每個人都手捧一座小小的墳墓。
「好吧，現在讀這本書可能並不是最好的時機，」琳達說，「我一點兒都讀不進去！」大家紛紛大笑。我們都記不清當初為什麼選這本書了。
「而且，素食主義者或膽小的人絕對不適合讀這本書。」蒂塔說。
這本書裡面全是生肉、老鼠屍體，而且是站在捕食動物本能的角度進行描述的。我很喜歡。
「很奇怪，」我說，「此刻，我根本不覺得一本書能有多陰暗。」
我這些天喜歡的東西都不太好，不過沒關係，或者也有關係。蒙田懷疑道：「你一直都朝著某個地方孜孜前行，但你會不會覺得永遠都無法抵達？」
10 根本睡不著
大概在我的癌症轉移8個月之後，金妮的癌症也轉移了。「你那艘該死的船上還有地方嗎？」她在醫生辦公室給我發資訊，「肺上，骨頭上。好像我們沿著乳頭高速公路前進的旅程走進死巷子了。」
次日，她賣掉了馬自達跨界車(休旅車)，換成一輛紅色敞篷金龜車。接下來的那個週末，我去查爾斯頓拜訪了她，她帶我出去兜風，過了一段改編版的《末路狂花》時光，但我們都知道，每個人偶爾都會想做點危險的事。
「我晚上睡不著。」她說。開上通往棕櫚島的大橋，我們兩人化療後的頭髮都微微捲起，在風中恣意飄舞。「我就是太他媽難過了，根本睡不著。」
11 餘燼
4月，我做了最新的掃描——所有的腫瘤暫時穩定，沒有惡化。
作為癌症第四期病人，其實我並沒有期望會有如此的結果。我沒料到暫時得以喘口氣，沒料到災難般的消息之後會跟著好消息。
我反而開始注意這些事情：在北卡羅萊納格雷漢姆旁邊的40號州際公路出口匝道路肩上，有一座孤孤單單的「餘燼」汽車旅館。我不知道它的經營狀況如何，但我希望它有過輝煌的日子。而且，我同樣希望這個名字永遠都不會變。如果我有一天精神崩潰，想跑出來跟快遞男來一段風流韻事，請首先來這裡找我。
這裡大部分時候都很安靜，人行道上偶爾會停著清潔雜物車，整潔幽暗的客房門口放著一把折疊金屬椅，停車場裡停著一兩輛車。雖然我以每小時70英里的速度行駛著，看不清太多細節，但我仍覺得人們在這裡入住，會一住就一週或一個月。去年我多次往返於杜克癌症中心，這家旅館倒數第二間客房外面停著的那輛小型摩托車一直使我目不轉睛，它幾乎每次都停在那裡。
摩托車在對我咆哮「寫一本關於我的小說」：它忠心耿耿地停在那間客房外，堅硬的小行李箱裝在車後座上，用來運送各種身外之物，駕駛員有可能因為酒後駕駛才買下這輛摩托車。去年摩托車主人成年累月地住在其中一個拉下窗簾的房間裡，她(可能是個女主人公嗎？)努力振作精神，申請54號公路交流道下那間鬆餅屋的工作。她每晚都鬱悶地躺在凹凸不平的床墊上。我感覺去年這一年裡，我們兩人可能有些共同的故事——等待燃燒。
金妮從查爾斯頓趕到杜克，看醫生對她的病有沒有第二意見。我跟她說過小型摩托車的事，她便在開往達勒姆的途中繞出匝道，停在那間汽車旅館前。她在停車場發給我一張照片，汽車旅館房門上彎曲的房號上懸掛著心形花冠。
「小說情節越發複雜了。」她寫道。
我們給虛構的女服務員取名萊娜，然後我們設定她在找她父親——萊爾——但她只有父親的一張老照片，還有她在媽媽去世後在衣櫃裡發現的這個心形花冠。由此，我們莫名想像出這個世界上存在的無數種脆弱和故事。
預約做全身掃描那天，週末去沉思冥想的卡西諾醫生提醒我目前必須跟腫瘤共處，而不是試著去推斷未來會如何。
「我不是在跟你承諾什麼，我也不知道這代表著什麼，」她說著從椅子上轉過身，「但是，讓我們暫且停在當下，此刻承認這是個好消息。」
我看著她時，她閉上雙眼，好像進入了冥想狀態，放鬆腹部，呼氣吸氣。
然後，片刻或更久之後，她忽地睜開眼：「你知道——不要抓得太緊，也不要太過放鬆——這跟佛教徒說的是不是有點像？」
「我的天啊，是啊！」我想大喊，而且，「如何才能做到？！」這才是我整個人生的關鍵，說實話，這是我們每個人人生的關鍵，不管我們有沒有察覺，承不承認。
我由此想起一位表親，她的丈夫在去年由於身患殘酷的癌症，很快就去世了，最近她發給我一封電子郵件：帶著末期癌症生活，就像是在無比駭人的深淵上面走鋼絲，但是就算沒有末期癌症，人生也是如此，只不過周圍的雲霧讓腳下的深淵顯得沒那麼清晰可見罷了。有時候風會吹開雲霧，有時候雲霧會濃得化不開，遮住了我們的腳下。
說到深淵——聽醫生宣布了那則好消息後，我們回到家後，我有史以來第一次登入Google查詢了自己的存活率。雖然別人跟我說過那些數據毫無意義可言，但是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我的存活率真的低得可怕，這對我來說不是什麼新消息，不過直視那刺眼的螢幕對我來說仍然是種挑戰。
之後，我再也沒看醫療網站，又重新關注起「餘燼」汽車旅館。我搜了網路上的資料，偶然間發現了一個冷門的旅遊網站，於是我對這家旅館的歷史有了些許認識：一位匿名投稿者在聊到他父親還是個少年時，曾在隸屬於汽車旅館的牛排屋打工，他的同事——汽車旅館的女服務生——嫁給了大聯盟投手湯姆·扎卡里，他是北卡羅萊納格雷漢姆本地人，促成了1927年貝比·魯斯破紀錄的全壘打，因此聲名大噪。
現在「餘燼」牛排屋所在的地方變成了一家香菸折扣店。
扎卡里打了近20年的棒球，於20世紀60年代末逝世於州際公路旁的伯靈頓。我想像他的妻子，也就是那位女服務生，日復一日地為客人續水，汗如雨下地詢問客人的牛排要幾成熟。姑且就叫她「費絲」吧。我想像她騎著小型摩托車沿著54號公路行駛。
往返於癌症中心做放療時，我曾經連續4天看到旅館前原本停放的那輛小型摩托車不見了。
「一定發生了什麼壞事，」我一直對約翰說，「我就是感覺得到。」
「不一定是什麼壞事，」約翰說，「有時候那只不過是正常生活中讓人心煩的事而已。」
我坐在副駕位上，有些懷疑地盯著他。
有一次，我注意到「灰燼」裡有的房間的門是開著的，門框上繞著黃色封鎖帶。
「我的天啊。」我說。
「嘿，別這樣，不一定是因為罪案拉起的封鎖帶，」約翰說，「也許人家在改建，提醒大家『油漆未乾』。」
下一次我們開車經過「灰燼」時，封鎖帶沒有了，白色小型摩托車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我們摸索著走向未來。春天來了，我們在花園裡又種上了植物。我們在後院的火坑裡烤復活節棉花軟糖。兔子和蚊子出來了。我的光頭上又長出了鬈髮，懶懶地萌生出來。我又開始做物理治療和普拉提了，儘管鑑於我只有一兩年的存活時間，脊椎醫生認為這些事「可能不值得」。
我吞下一瓶又一瓶的藥丸、草藥和維他命；我往腳上擦乳香提高抵抗力，減少炎症；我練習放鬆腹部呼吸。孩子們報名參加了棒球和游泳隊。我在他們發燒時照料他們，在各種家長同意書上簽字。約翰下班回到家時，他上樓下樓搬了很多籃衣服。
約翰扛起了那麼多東西。
我們在吃晚餐時哈哈大笑，互相挖苦，又試著控制自己不那麼做。我們又開始制訂暑期計劃。聽說太陽上形成了一個相當於50個地球大小的洞，我們為之著迷，人們叫它日冕洞，炙熱的電漿體以每秒500英里的速度，每天每分鐘都在往太空中噴發。
「我們有危險嗎？」本尼問。對他而言，恐龍滅絕絕不是遙遠的事，「那些東西燒得那麼炙熱，離我們這麼近，就連科學家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不是很糟嗎？」
「他們不太確定，」我說，「類似一個謎，但是大家都不會特別擔心。」
同時，我們讀到的報導告訴我們要提防日冕洞美麗的副作用：洩漏出來的炙熱電漿體已經在地球上引發了壯麗的極光。天空像著了火，但基本上不會有事。
我們開車前往醫院時，路過「餘燼」汽車旅館，看到那輛小型摩托車停在旅館前面，我有種預感，我的掃描結果會很好。
我兀自想著：「萊娜和我都是一個月一個月地過著日子，狀態始終保持穩定。一場可控的大火，非常可怕，但也有可能就這樣好好地再過很久很久。」
12 娜塔莉·波曼會怎麼做
有時候，任何東西都讓我覺得非常悲傷：烤起司三明治的味道，襪子有多舒適，約翰在廚房裡放的歌。有一次，他播放著羅頓·萬萊特傻里傻氣的歌，是我們剛結婚即將寫下新篇章時，我在貝塞斯達男校上下班途中常聽的歌，並把它收錄到了自選曲集磁帶中。想到一切轉瞬即逝，我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弗雷迪過來看到我正在床上抽泣，而我也沒有想要刻意掩飾。
「怎麼了？」他說著爬上床，湊到我旁邊，拍著我的肩膀，「你在傷心什麼？」
「我想到我就要死了，」我說，我不知道應不應該對9歲的孩子說這些話，「而且我那麼愛你。」
「天啊！那很沉重，媽媽。」他說，「傷心的時候，我就會打鼓，改天你也應該試試看。我進房間的時候特別生氣難過，但是打完鼓之後，就覺得像換了個人。」
「那真是太好了，」我說著擦了擦臉頰的淚，想理直氣壯地攪了鄰居喬茜和喬剛出生不久的孩子的睡眠，甚至還頗為興奮，「我這些天應該試試的。我敢打賭，我一定會很喜歡。」
在我電影版的人生裡，一天，約翰在上班，孩子們在上學，那些即將消泯的海浪又席捲了我，我偷偷往弗雷迪的房裡看，決定打一通鼓，一邊哭一邊打鼓，然後找回自己的平靜感。我知道自己大概永遠都不會那麼做，但不管我何時看向他的房內，都喜歡如此想像一下。就像娜塔莉·波曼還有其他哭的時候鼻孔不會擴張的漂亮女孩一樣，俯身撐在爵士鼓上，對著整個宇宙歇斯底里，直到精疲力竭。
13 戰場大道旁
在科學中心的外面，一隻叫作基薩的母老虎死了。我在當地的報紙上到處搜索，但關於此事的具體資訊並不多。這隻老虎還有一個月就滿12歲了，它一直行為怪異，患有子宮感染，經歷了緊急手術，還沒有完全康復。現在只剩下那隻公老虎——艾克索。
我不記得上次去看這些老虎是何時了，因為孩子們慢慢到了不喜歡定期去科學中心的年紀。但是讀到基薩去世的消息時，我的腦海中充斥著過去那些日子的畫面：嬰兒車、尿布、麥圈、鴨嘴杯，彷彿絕地求生般地活了下來。兒子們沿著小徑跑著，穿過那些狐猴——被拋棄的狐猴——徑直跑向那些老虎。每次都是這樣，他們只想看老虎。「小獸貓！」他們喊叫著，「我要跟你們一起咆哮！」
這樣的日子會一直繼續下去：梅麗莎跟我推著亮色嬰兒車沿著小徑走，討論著乳腺炎、自閉症症狀，學校是選蒙特梭利還是華德福，結紮好還是口服避孕藥好。對於整天都在工作的丈夫，我們都很生氣，對自己的生活也很生氣，這麼渺小，又這麼漫長。我們談論著偷走朋友的女兒生命的腦膜炎有多恐怖，她只有16個月大。我們無法想像，無法想像，無法想像……「慢一點兒，孩子們！」我們喊，「你們得跟我們待在一起！」還有起司條、盒裝果汁、坐馬桶時間，「你們真的覺得就這樣對老虎咆哮是好主意嗎？」
艾克索在圍欄邊界處徘徊，踱來踱去，居高臨下地盯著孩子們，看著他們沾滿了紅色果汁的手指，還有黏糊糊的嘴。站在石頭上的基薩，凝視的地方遠遠高過我們的視線。我們開始說是時候午休了，快跟老虎說再見，然後回到停車場裡，將嬰兒車折疊起來，塞進大篷車裡面。
艾克索現在會跟誰進行精力旺盛又高頻率的性交？誰又能百分之百確定，戰場大道旁的樹叢中潛伏著怎樣的危險？誰又會聽著經過的汽車聲，聽著從頭頂掠過的、永遠不會降落在這裡的鳥兒？
我從報紙上得知，老虎是從伯靈頓保護中心(從「餘燼」汽車旅館處的出口出來，往北行駛，距州際公路大約一個半小時車程)來到格林斯伯勒的。
14 放療夏令營
現在是7月，學校放假了。我感覺他們已經放了很久的假，好像會永遠這樣放下去。這天早上，狗狗們鬧了點矛盾。它們通常嬉戲打鬧，互相咬耳朵和爪子，一玩就是好幾個小時。孩子們將這種打鬧稱作「清晨比賽」「下午進攻」和「晚間決鬥」。但今天，它們的打鬧有點激烈，一隻在呼救，另一隻在咆哮。「清晨比賽」時，一隻狗狗撞翻了飲水碗，另一隻則溜到餐桌底下生悶氣。也許，孩子們不在，它們就來補位，好讓屋子裡一直爭執不斷。
兒子們參加的為期一週的癌症夏令營已經結束，約翰剛剛出門去接他們回來，我想不能再用這麼雲淡風輕的語氣說「你們回家了」。Kesem夏令營接收的都是父母罹患癌症或死於癌症的孩子，是孩子們可愛又美麗的小巢。我原本想跟約翰去謝南多厄河谷接他們回來，但我去不了。因為最近的這次放療累垮了我。
我的胸椎第七節上又長出了一個新腫瘤，腰椎第二節上也發現了很多新腫瘤，臀部也是這樣。醫生在這次治療中設定的輻射劑量，遠高於我已習慣的劑量，而且因為腫瘤很靠近脊髓，所以放療的精準度更加重要。醫生給我做了個人體模型，治療的時候可以藉此支撐身體，讓我一直以同一個姿勢接受治療。
「稍微往上躥一躥你的支架，」放療醫生尼爾遜對躺在金屬臺上的我說，「我們要讓雷射排成行對準你腹部的十字。」
放療的45分鐘裡，我都在調整角度、測量、挪上挪下、等待，高舉過頭的雙臂都麻木了，而且開始抽筋。上次治療結束後，坐車回家的途中我一直在吐，現在還脫水。我扭了扭肩膀，尼爾遜的搭檔凱莉幾乎瞬間出現在我面前。「你不能動，親愛的，就算發抖也不行。現在我們不得不重新成像了。」
「真抱歉。」我說著，努力不讓自己哭出來。
「我知道，」她說著輕輕拍我的大腿，「這不是你的錯，但你必須再努力一點兒。」
過去5天，約翰和我坐在一起，做著同樣的事：沉浸在家裡安靜又整潔的環境中，坐在沙發上吃晚餐、喝啤酒，吃餅乾、起司，同時每隔兩分鐘都會刷一下夏令營的臉譜頁面，看他們發布的數百張照片。我們大概跟其他送孩子去夏令營的父母一樣吧。
「你看到弗雷迪突然出現在顧問合影的那張照片裡了嗎？真是他的風格。」
「看到了。你看到本尼跟他的毛絨動物玩具一起坐明輪船的照片了嗎？我想他是在笑，是不是？」
我們兩個都很擔心本尼，因為他是最宅的宅男，又是參加夏令營的小孩裡年紀較小的孩子，而且固執到讓人跳腳的程度。
不過，夏令營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我們，卻是因為弗雷迪的事。是喬伊打來的，她的夏令營暱稱是「春天」，「喬伊」這個名字已經非常好聽，很適合做夏令營暱稱了，對不對？大家都為自己選了夏令營暱稱，指導員分別叫「沙袋鼠」和「蓮花」。
「『狐步』和『鴨嘴獸』都沒事，」她說，「但是『狐步』過去幾天有點行為問題，別人讓他做什麼的時候，他有時候會不聽，昨天『上床睡覺』時間，他跟朋友大打出手，用膝蓋頂了那個男孩的私密部位。」
哦，「狐步」。
「很抱歉，不過聽到這消息我也沒有特別驚訝，」我說道，「『狐步』在家也有這些問題。」
「也不要緊。」她說，「他聰明歡騰，對自己的糖尿病護理也超級認真。我只是不希望隱瞞你們，因為如果他繼續這樣的話，下次Kesem夏令營我們就不歡迎他參加了，我們這個夏令營本來就很敏感。」
「當然。」我說。我躺在床上握著手機，眼上摀著薰香睡眠眼罩，以壓下噁心。「我明白。」你噁心想吐時，還聽到孩子即將被癌症夏令營踢出來的消息，抬頭仰望可能有點幫助。
有次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車裡，往麥當勞袋子裡吐個沒完沒了，爸爸——我可憐的爸爸！——在格雷漢姆上空的雲朵中看到了艘飛船，距「餘燼」出口並不遠。
「看那個。」他說。我們在高速路上看向天空，欣賞那種無聲、幾乎無法察覺的移動。我喜歡那種看似毫無目標實際卻並非如此的移動。它只是一種很微妙的移動。沒有希望，也不帶有一絲絕望。那不正是伊薩克·迪內森對寫作的描述嗎？活著也是如此。
「說到『鴨嘴獸』，」「春天」在我們掛斷電話前說道，「他自有主張，對不對？他做得很好。」這真是意外之喜。
這場持久戰始終讓人感到一頭霧水。雖然我體內的癌症病情總在變化，但除了放療，也沒有什麼別的治療方式可選。乳腺癌(還有很多別的類型的癌症)目前最受青睞的治療方法是免疫療法，但通常只有通過臨床試驗階段才能接受這種治療(要不就像卡西諾醫生說的那樣，我要為杜克醫院捐獻一棟大樓之類)。
不幸的是，我還不夠資格參加這些臨床試驗。必須在癌症遠端轉移後，經過一輪化療也無效之後，我才有資格參加。沒關係，但問題是卡西諾醫生極力堅持，她認為，現階段是我的免疫系統發揮了作用，體內的癌細胞才沒有像野火一樣迅速蔓延，所以再進行化療也於事無補，那樣只會削弱我的免疫系統。
「如果只是為了獲得臨床試驗資格，你就不能假裝吃下化療藥嗎？他們怎麼會知道？」爸爸問。
想到這種小小的叛逆行為，我不禁為之一振。
儘管如此，美國所有的免疫療法臨床試驗目前還是隨機且盲測的，也就是說你只有三分之一的機會能夠拿到真正的藥物，而不是安慰劑。
短期抗戰：狗狗們還沒有完全安靜下來。約翰應該在下午3點左右帶孩子們回家。麥克達夫在前門站崗，星期六早上，每當它聽到剪草機的咆哮聲、除草機的聲音、喀嗒喀嗒行駛而過的自行車，都會狂吠不止。
埃莉躺在床腳。它的聽力和視力都不那麼好了，不過如果它感覺到我在床上翻身，就會瞬間站起身，盯著我看。「我們要做什麼？」它似乎在懇求，「接下來呢？」
「我不知道，你這個瘋女孩。」我告訴它，輕輕拍它的頭。
「我們等等看吧。」
15 清單
約翰是超級明星爸爸，不過我還是在手機裡列了個清單，因為我擔心有些事沒人會教我的孩子。比如，餐桌禮儀、玩拼字遊戲時如何不打架、長除法、如何輕裝上陣、如何從冰箱裡找到柳橙汁……
「讓我們大聲說出所有可以幫爸爸照顧我們的人。」一天晚上，我哄躺在雙層床下鋪的兩個兒子睡覺時，弗雷迪說道。
他們兩人還是喜歡一起睡。
我們列了個清單。
「天啊！我兩隻手都數不過來。」本尼露齒笑道。
弗雷迪衝我伸手要我抱抱他，什麼也沒說。
16 跳來跳去
約翰午餐休息時，我開車去接他，要一起去醫療用品店約會，給我買根手杖。因為我的臀部和骨盆都有腫瘤，所以四處走動對我來說越來越費力。約翰想勸我選那種打獵用的偽裝顏色，還勸我買一根明顯很像他中學時期迷戀的《魔戒》小說裡的手杖，不過我最後選的是根深藍色手杖——舒服的橡膠握柄，還帶有花卉圖案，像是20世紀60年代的浴室壁紙。我佯裝自己將引發尚不為人知的時尚潮流，就像吸電子水煙、伐木工人鬍子或骨頭湯那樣的風潮。手杖，行走的新邊界。就像走路，只不過更好點。初次體驗，冷壓行走。
我拿到手杖後兩天，約翰、蒂塔、德魯跟我一起去聽閃耀大師的演唱會，晚上9點以後開始，就在市中心的大型停車場。目前來看，我們既不是最老的歌迷，也不是最年輕的。閃耀大師還差兩年就60歲了。我們跳著舞，在人群中碰碰撞撞，放縱了一個半小時。他演奏混音般的《跳來跳去》，我拄著手杖跳得更高了。
次日，我下不了床，不得不服用雙倍劑量的芬太尼止痛，貼了張更大片的芬太尼貼片。一旦增加了劑量，似乎就再也無法降下來了。
17 職業女殺手
一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自己被職業男殺手跟蹤——還是職業女殺手好了。她戴著徽章，打扮得像律師，但衣服稍稍有點凌亂，操一口法式英語口音。她跟蹤我好幾天了，我終於轉身面對她。「聽著，你不必這麼做，根本無濟於事。」我說道。「抱歉，」她說著把槍掖到西裝外套裡面，「我必須這麼做，職責所在。」
「拜託，」我繼續跟她說，「我有孩子，他們還很小，很需要我。你能再讓我多活幾年嗎？如果能讓我再陪他們幾年，我保證之後一定會俐俐落落地跟你走。」
在夢裡，我哭得歇斯底里，從沒這麼絕望過。那種情形太過殘忍，太令人難過，超乎我的想像。
「那我們再看看，」她說著聳聳肩走開，「我看我能做點什麼。」
醒來時，我跟約翰說了這個夢。
「天啊！」他面無表情地拉我入懷，「設想一下，如果那樣的事真的發生在你身上會怎樣。」我聽罷捶他的手臂。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寧，為自己再也無法去感受的東西擔憂不已。
18 成人監護
如果我說在金妮的癌症擴散的同時，「餘燼」汽車旅館前又出現了一輛小型摩托車，跟之前的一輛摩托車一起停在空落落的停車場上，你會相信嗎？後來，兩輛摩托車一起不見了幾次，但一般情況下，那裡至少停放著一輛。其中一輛有遮篷，另一輛就那樣暴露著，任風吹雨淋。
金妮的癌症轉移到了肺部，她的腫瘤比我的更容易進行活體組織切片和測量，所以她能接受免疫療法了。其實，她一直在找尋臨床試驗的機會，而且北卡羅萊納州大學醫院(UNC)好像有個很不錯的選擇。她簽署了幾千份同意書，接受了痛苦的支氣管鏡檢，又等了好多天實驗室出結果，最後還需要歷經一段史詩般漫長的等待期，看自己到底能不能獲得資格。實驗室必須將金妮的部分腫瘤組織送往歐洲。很顯然，某位歐洲官僚主義者誤了事，起碼UNC臨床試驗助理是這麼說的。
很多天過去了，幾週過去了，這對於患癌的病人來說，就好像是幾年甚至幾十年，好像生命最後的日子疾駛在繁忙的州際公路上。
「臨床試驗還是沒消息。」一天晚上，金妮發資訊給我，「我喝了兩杯伏特加，要睡了。」
「關鍵是你在照料一些重要的事。」我回簡訊。現在還不到晚上8點，而我也獨自躺下了。
她告訴我說她開始考慮錄音，等孩子們長成青少年，時機合適時，她的姊妹會將之發電子郵件給孩子們，教他們為人處世的道理。
她的兒子跟弗雷迪一般大，她會在錄音中對他說：「除非你一個人待在房間裡，除非你在洗澡，不然一定要讓『它』待在你的褲子裡；不要讓阿姨去你的房間裡四處找僵硬到嘎吱作響的臭襪子。你完全可以搭飛機，只不過要注意。」
她答應我，如果我需要，可以借來用那一條錄音。
至於她十一歲的女兒，她會在錄音中對她說：「如果有男孩抓住你的後腦勺，想拉你的臉到他的胯下，那你絕對不能接受(除非他剛剛鑽到你胯下……就算這樣，我想你最好還是離開)。」
我心裡默默說了一句「哈利路亞」。我一直想要個女兒，甚至都很嫉妒有女兒的媽媽。不過想到要在墳墓裡教育青春期的女兒，那好像比末期癌症還糟糕。
金妮又給我發了一則簡訊：「孩子們，在跟別人親熱時，一旦覺得害怕，突然想到『該死，我媽媽會看到』，這時請記住，如果天堂存在，而且如果我在天堂，能看得到你們在做什麼，我就會禮貌地為你們拉下窗簾，給你們隱私的空間。至少，我想我會試著那樣做。不，也許我會看著你們，以免你們做出令人噁心的事。」
很奇怪，我很喜歡這條簡訊，自媽媽去世以來，我就一直在想，死亡好像讓我們變成了比父母健在時還強大的人。現在，她應該會神奇地知道，我基本上不怎麼清掃樓下的浴室，也不怎麼會結算支票餘額，還有我已經連續三天穿著這條牛仔褲了。
孩子們小一點兒的時候，約翰和我跟他們說，「監護」這個詞是指別人會像超級英雄一樣擁有全視的能力，大人們尤其有這種能力。比如，成人監護、父母監護，我們就有這種能力。比如，按摩浴缸上面寫著「需在父母監護下使用」，就是為了確保你在按摩浴缸內的安全，父母必須有「監護」的超能力，不管大人看不看你們，他們都知道你們乖不乖。
也許有時候走運，有時候能憑直覺猜到他們做了什麼，所以這個策略也算有用。但也許我死時，他們能更篤信我的超能力，而且這種意識恰好可以在他們青春期時得到強化。我不希望他們太過偏執，不過我也不介意撒個無傷大雅的小謊，讓他們老老實實的。金妮的朋友李跟她丈夫騙孩子們說，如果冰淇淋車音樂響起來，就說明車裡的冰淇淋賣光了。相比之下，我們的小謊簡直是班門弄斧。
「如果我們一直開著Email信箱，把密碼告訴你姊妹跟約翰，如何？」我回覆她，「那樣的話，如有需要，他們就可以直接收到『媽媽在盯著你們』的電子郵件了。」
「完美。」金妮說，「我們事先寫好郵件，我姊妹還有約翰只需要點擊發送就好了，『弗雷迪，我發現你一直在電腦上看色情片。這樣不好，一點兒都不好。這是對女性的不尊重，而且你有可能因此失明。請合理利用時間。愛你的媽媽』。」
最終，金妮加入了臨床試驗。在此期間，只要她的病情不馬上加重，只要她不在安慰劑組，免疫療法就有五分之一的可能性奏效。
也就是20％。金妮的腫瘤醫生告訴她，有效的話就堪稱奇蹟，否則就完全無用。
「最起碼，我在那裡毫無壓力，」金妮說，「不用每天醒來都要面對巨大的壓力。」
金妮做臨床試驗肺活體組織切片的前一天晚上，我們在市區的一家高品質酒店碰面。她最好的朋友李跟她一起，我則跟蒂塔一起。在那樣一個秋天的晚上，我們四人坐在酒店餐廳的露臺上喝雞尾酒，跟城裡外出尋歡的女性別無二致。服務生過來點著了煤氣取暖爐。
「看到你們早早出來，玩得這麼開心，我也很開心，」他說，「今晚適合玩樂。」
其實，我們這麼早出來，是因為金妮在午夜過後就不能進食或喝東西了。這天晚上，我們坐在豪華的特大號露臺沙發上，她靠向我，而我也靠著她，我聽到她說：「我一直在給孩子們買長大後的衣服，是不是一團糟？昨天，我去癌症中心附近的奧特萊斯，買了一堆12號、14號的男孩褲子，還看了很多舞會禮服。」
「完全是一團糟。」我說。
我是說，我的朋友，那是我聽過的最明智的做法了。我是說，這個世界殘酷無比，同時又妙不可言，永遠都不乏驚喜。
19 不知道該如何撒手人寰
一天下午，我在從杜克癌症中心回家的路上瞥見「餘燼」停車場上有個人，那個人只可能是萊娜。兩輛小型摩托車都停在那裡，房門也開著，她穿著緊身牛仔褲，手中拿著根香菸，跟破舊不堪的跑車裡的人說著話。她比我想像中更豐滿，有著亮桃色皮膚，披散著金色的頭髮。
「那是萊娜！」我叫道。約翰也大叫：「天啊！別叫了！你要讓我撞車嗎？！」我依然在叫：「萊娜！放下那根菸！」然後約翰說：「萊娜當然要吸菸，你都在說些什麼？」我說：「我真不喜歡在車裡跟她聊天的那個男人的樣子。」
「好吧，我大概應該停車，掉頭開回去，讓你跟她說一下你的看法，順便宣揚一下你的吸菸公益廣告。」約翰說。從杜克開車回家的路上，他總會揉揉我的後頸，但是因為我嚇到了他，所以他停了下來。我希望他會繼續。
萊娜總是做出糟糕的決定。她花了四分之一的薪水在奧特萊斯商場買了雙高筒靴。她睡過頭，錯過了自己申請的註冊助理護士項目的篩選面試。在華夫餅屋，她對無理取鬧的客人最是笑容滿面，比如那個想辦法去切諾基賭場的人，那個暗示她只穿靴子是什麼樣子的男人，還有那個無家可歸、失去女兒監護權的男人——因為他媽媽在他們住的公寓內做日託工作，一個3歲的孩子將果汁灑在了他的微軟遊戲機控制器上，他就罵那個小笨蛋吸他的玩意兒，現在他面臨兒童性侵犯的指控。
但是，萊娜也做了一兩個明智的決定。有時候空調在晚上出現故障，那個喪失女兒監護權的男人打鼾又放屁，屋裡悶熱不堪，她腿上的汗毛因為汗漬而黏在一起，所以她騎上小摩托車，沿著54號公路向南行駛，一路來到縣裡。這時她摘下頭盔，想揮霍幾塊錢的油錢，全速行進，也不算太快，足以讓貼在頸後的頭髮飛起來，她也可以在空氣紋絲不動的時候體會微風拂過的感覺。
還有時候，她從汽車旅館溜出去，輕輕走到香菸店後面。那裡有幾把椅子，供員工吸菸休息。她喜歡拉出把椅子，拉到最前面坐下來，腳也放到椅子上，看著州際公路往西向格林斯伯勒延伸，接下去是溫斯頓，然後是沒有燈火的地方，也就是群山中的切諾基。萊娜在開卡車的那段日子裡，經常說起地平線上綿延數百英里的群山，它們像怪物一樣，比漆黑的夜空還要黑。
「餘燼」汽車旅館外面從來沒有真正黑到漆黑一片過，因為州際公路、速食招牌，還有附近格雷漢姆加油站閃爍的橙色燈光——看上去像著了火，像點著的香菸，像她胸口熾熱的東西。那個東西在說：「沒有未來，只有這個，只有這把結實的椅子支撐著你。」住在城裡某處的小女孩並不明白「監護權」是什麼意思，她還在想念自己可惡的爸爸。這個人不是萊娜，但也有可能是萊娜。川流不息的車流不知道開往哪裡。也許在往西30英里處的某個地方，有個女人難以成眠，她就要死去，不知道該如何撒手人寰。
20 周年紀念
媽媽去世一年後的8月，我剛經歷了一輪放療，治療脊椎裡新長出的腫瘤。現在，我們回到了海角別墅的旗杆處，懸崖邊上擺了一圈阿第倫達克椅。我說，這杯酒敬簡，她喜歡喝雞尾酒。我的幾位密友也來了，蒂塔和德魯，亞當和梅麗莎，不過除此之外，就只有我們這個新近發生改變的小家庭了——我、約翰和孩子們，爸爸、查理和阿蜜莉雅。
周年紀念令我緊張不安，因為它總能喚起你對於某人某事的感受，因為某人某事與這一年中的某一天相對應。有時候，回到那個地方的確有所幫助，可以讓你想起那些無形的氣味，想起當時的光線看起來如何。
按照那種邏輯，我們都應該緊緊圍繞在媽媽陳舊的臥室裡。不過置身於這座小島，也讓人感觸良多，不只是對她的死——她的骨灰是否仍散落在周圍的草叢中？——她的一生也讓人回味。我們在海灘上待了一天，都有點晒傷，然後輪流進行日光浴，用不成套的杯子喝酒，這群孩子——六個男孩——在岩石邊瘋跑，正在編一齣戲劇，今晚要為大人們表演《開始革命！》，類似即興版的《漢密爾頓》衍生的戲劇化搏鬥場面。我們答應孩子們喝完第一輪酒，就跋涉到海灘旁冷冷清清的圓形露天劇場上，在堆肥區旁充當觀眾。
「你能感受得到她嗎？」我問查理。
「我想，如果感受到她已經離我們而去也算得上感受到她的話，那我想自己感受到了。」他說，「我一直都覺得，我們還在等一個人坐下來共進晚餐，就好像她去了洗手間，很快就會回來。」
「對，我也有同樣強烈的感覺，」我說，「還感覺她很快就會因為什麼事把我叫出去。」
家庭旅行的時候，她最喜歡保持真我。我們一起在按摩浴缸裡泡澡放鬆時，她會突然說：「你知道我一直打算跟你說什麼嗎？」你會馬上被捲進某個宇宙，在那個宇宙裡，很明顯除了你，大家都知道你一直以某種深刻、微妙卻惱人的方式搞砸了人生。在那裡，穿破洞襪根本就是不尊重別人的行為；你總是溺愛孩子，就算他們不遵守就餐規矩，還是禁不住他們的央求而妥協，給他們甜點吃。
看得出來，爸爸也一直有所感覺：就算有點晚了，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動身去野餐呢？我們可以在窗邊看一整天書嗎？今天有人清掃廚房了嗎？在這裡沒人告訴我們該做什麼。出於恐懼，我一直在整理客廳裡的咖啡桌。「如果能讓你心情好點，我可以痛快地罵你一頓。」查理開玩笑道。
父母通常睡在我祖父母的舊臥室裡，但今年，爸爸選擇在我的曾祖母原先的房中睡，所以我和約翰就睡在了祖父母的臥室裡，那是間朝西、帶獨立衛浴的海景大臥室，盛行風吹過時，房內通風很好，走過紗門就是門廊。
我坐在床邊，在這鹹鹹的空氣中，透過梳妝臺上褪色的鏡子，審視自己的頭上長出來的一團團鬈髮，它們比往常更有生氣。我的臉晒成了棕褐色，身著無袖背心，沒有病態。
「我肯定會死在冬天，」幾年前，媽媽這樣跟我說過，「夏天很好過，但是冬天似乎總讓我受罪。」
現在，我能感覺到她就坐在床上看書，在這樣一個傍晚時分，陽光偏移，微風漸起，爸爸沿著小徑往下走，趁著晚餐前的時間去岸邊的船上釣會兒魚。處處都是媽媽的影子。孩提時代，甚至是青少年時期，我都喜歡來這裡找她，一個人占有她，雖然我知道她會跟我說我最近的毛病。但我就想那樣跟她一起坐著，享受著周圍的平靜，很多孩子似乎並不明白，其實我們的出現打擾了母親獨處的寧靜，但我們還是喜歡待在她身邊。就在剛才，我聽到本尼「咚咚咚」沿著走廊跑過來：「媽媽！你在哪裡？我要跟你挨著！」
直到夏天真正過去後，我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媽媽已經過世一年了，當然這種感受來得頗為突然。9月末，我們離開海角回到家，孩子們回去上學，查理和阿蜜莉雅剛剛抵達我們這裡。他們決定逃離麻薩諸塞州西部的冬天，在爸爸家住一段日子，查理趁此時間寫論文。
他們養了隻新寵物犬——露娜——年輕活潑的混種斑點狗，熱衷於插足一切。它一直都在動，夏天時它跟臭鼬在森林裡打架受了傷，現在還在恢復中。查理和阿蜜莉雅幾乎管不了它。
他們搬進鎮上住的第二晚，露娜和爸爸之前養的年老體胖的小獵犬克萊德就因為搶吃的而大打出手，露娜抓傷了克萊德的臉，它鼻子那裡被撕下了一大塊肉，傷勢非常嚴重。克萊德已經徹底老年痴呆了，大小便完全失禁。屋裡像是積滿了屎尿的雷區，克萊德太脆弱了，如果要將它臉上的傷口縫合，它根本無法承受。次日早上，爸爸決定讓它安樂死。獸醫說可以到家裡來。
爸爸打電話給我：「大約10分鐘後，就要給克萊德執行安樂死了。」「好。」我說著跳上車，在停車等紅燈時給約翰發了一堆自動更正後亂七八糟的簡訊。「露娜靈魂列車克萊德；趕往爸爸家；草藥晚了；拍他倒下；他媽的。全都錯了。我們必須讓克萊德安樂死。說來話長。抱你，親親。」
我開始出現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趕到爸爸家時，我看得出查理一團糟，阿蜜莉雅也有點驚慌失措：他們把露娜關在樓上，關了一早上，克萊德則在花園裡無精打采地徘徊。
「實在是太糟糕了。」阿蜜莉雅說，她坐在露臺上的桌子邊，下巴靠在膝蓋上。
查理擦了擦鼻子。
「有點可疑，」我想開玩笑，「每次你們兩個來這邊，都會有人死掉，或快要死掉。」我們互相看了一眼，卻沒有人想笑。爸爸和獸醫來了。
從獸醫擁抱和問候我的方式，我馬上就察覺到她以為我是我媽媽。不太認識我們的人，可能會將我們混淆，而且我拄著手杖，一定更顯得老了。
「哦，可憐的克萊德！」她吐出這些飽含情感的話，「真的很遺憾，今天就是它離開的日子了！它跟你們擁有了如此美好而悠長的一生。」
「謝謝你能過來。」我說道。爸爸一如往常沉默寡言。我們都圍站在一起，內疚地看著腳下。我一直跪在那裡，不由自主地愛撫著克萊德，比往常更加溫柔，因為我知道爸爸此刻一定已經六神無主，所以我覺得應該有人給它最後的關懷。
「我們要在這個露臺上執行嗎？今天天氣這麼好！」獸醫說，「你們要不要把它的狗狗床拿出來？它有可能很喜歡。」
「真是個好主意。」我說道。爸爸衝進屋裡，取出來浸滿了尿液的墊子，那是它臨終所臥之床。
我們並沒有這樣計劃過，但是此時正好正午，大學教堂的鐘聲響了。獸醫為克萊德靜脈裡注射了劑量格外大的戊巴比妥，它躺在床上，我們尷尬地圍著它站了一圈。大約過了一分鐘，獸醫檢查它的脈搏，決定再給它打一針，然後克萊德就去世了。
當然，獸醫並不知道自己身上刷手服的顏色，還有髮型和整體的氣場，都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帕蒂——媽媽的臨終關懷護士。她不知道媽媽去世後的那個早上，我們是如何聚在這個露臺上，是如何坐在同樣的椅子裡，是如何感受沒有了她的第一天。那天，太陽也是如此刺眼，卻又很溫暖。她對我們失去了什麼一無所知。事實上，她以為我媽媽就是我。
「你會覺得這種哀慟很奇怪。」克萊德的爪子和下顎不再抽搐時獸醫說道。她未婚，今年剛失去了15歲高齡的臘腸狗，「你覺得你搞得定，事實卻全然相反。」
她跟我擁抱告別時，緊緊握了握我的手臂。「看到你過得這麼好，我很開心。我聽說你病得很重，上帝還是很仁慈的。」她走後，阿蜜莉雅跟我坐在露臺上。爸爸和查理在院子裡車庫對側的柵欄旁挖了一個大坑，克萊德生前喜歡躺在那片連翹旁。我們看著他們從床上抬起克萊德的遺體，放到泥土中，然後填滿了那個坑。
「露娜不會把它挖出來吧？」我對阿蜜莉雅說。「也許會吧。」阿蜜莉雅擔憂地說。
但爸爸已經著手防患於未然了，他用車庫裡的雜物——幾張夾板、一條梯子——蓋住了那道土壤的「傷口」。
「這應該就可以了。」他說道，爸爸做什麼事都不會考慮是否美觀。
「安息吧，我的老友。」我說道，並擁抱爸爸。
對媽媽，我從來都說不出這句話，因為感覺有點恐怖，而且都是陳腔濫調。每年萬聖節，兒子們都喜歡把刻著這句話的聚苯乙烯墓碑豎在前院。不過，我當然最希望她，也希望自己能夠如這句話一般：安息吧，媽媽。
「安息吧。」爸爸說完便爬進他破舊的貨車裡，上班了。
21 第18條Ｂ款
約翰和我去約見了財務策劃師，這像是成年人該做的事。約翰今年40歲了，而我在今年春天也要滿40歲了。
策劃師人很好，跟我們差不多的年紀，很親切，也有孩子，與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總之跟我們很合拍。約翰打電話提前告訴了他我的情況。
「聽說你身體抱恙，真的很遺憾，」我們抵達他的辦公室時，他正視著我這樣說道，並熱忱地跟我握手，「很難想像我要如何面對你每天要經歷的事。」
我有點尖刻地想：「好吧，彼此彼此。」不過我還是立即開始感激他，感激他這麼善良，這麼快人快語。他與我握手時，還能心算長乘法，他那明亮的辦公室裡擺滿了一疊疊的表格，以精心規劃出我們的未來。辦公室的窗戶面朝西北方向，窗外就是格林斯伯勒那綠意最濃的地方。
「那麼，請告訴我你們的優先順序，」我們坐下來後他說道，「什麼對你們來說最重要？你們對自己的人生又有什麼期許呢？」
這個問題明顯很沉重，不過我喜歡考慮此事。就其根本而言，財務規劃原來是種樂觀的努力。
我跟約翰有點不好意思地彼此看來看去，接著我說道：「我想盡可能地多去旅行，給孩子們多留下些回憶。」
「沒錯，」約翰同意，「而且我真的想遠離孩子們去廁所，我是說跟他們離得很遠很遠。」他的意思是，有一天主臥室能有個洗手間。
「哦對，而且還要讓他們都上大學！」我補充道。
「明白了，明白了，」策劃師微笑著說道，「聽起來都不錯，都可行。」我們給他帶來了我們一生中所有的重要文件——銀行對帳單、納稅申報單、退休金報告，等等——我們在家裡把這些都塞進了一個大文件夾裡，上面標記著「重要文件」。那是我23歲時的筆跡，現在，他全部影印了一份，整整齊齊地在面前堆成一疊。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查閱這些文件，計算一下，然後下次見面時我會給出我所認為的好規劃。」
下次會面那天，我要見醫生，所以就沒能過來。但等我從醫院回到家後，約翰遞給我一份27頁的報告，簡直令人嘆為觀止：表格復表格，方案復方案。
「第18條Ｂ款是亮點。」他說。
這項條款是按年齡預估的我們每年收入和支出的分解，約翰的那一欄一直增長到93歲，而我的那一欄在44歲就戛然而止了。
「咦，」我說，「他對我太沒信心了，是不是？」我一開始在想他是不是跟卡西諾醫生交流過，所以知道了些我不知道的事。
22 信念
幾個星期之前，技術員卡拉陪同我去做CT掃描，往我的手杖上貼了張小四方字條，貼合在手把處，上面寫著「信念」，全部大寫。
「相信我，」卡拉往我的手杖上黏時說道，「你必須有信念，你需要信念。」
我不知道該作何感想。「信念」這個詞，我曾經為之掙扎過、奮鬥過，這是我無法解決或放下的一個密碼。我養成了一個習慣，經常用左手食指摩挲那張小字條。有時候如此招搖地展示這個詞，就好像在說這是我的標籤。這讓我有點難堪，我不想如此引人注意。有時候，這個詞會讓我陷入沉思，它提醒我要再努力去想清楚這一切的意義，提醒我對於未知或一知半解的東西要更加從容冷靜。
對我來說，信念包括凝視無底深淵，看到黑暗和所有未知之事，並與之相安無事。如果我能做到——呼吸，停止呼吸，呼吸——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都意義深遠。
鑑於這個標籤，孩子們將我的手杖稱作「信念」，這也很適合它——花朵的圖案，結實的橡膠手把。「別忘了要有『信念』！」弗雷迪咧嘴笑道。「你又失去『信念』了嗎？」我開始懷疑卡拉是不是在惡作劇。有些日子，我根本不需要「信念」手杖，其他日子，我很依賴它。我靠芬太尼、氧可酮和布洛芬過活，但「信念」支撐我繼續前進。
很難說清楚疼痛在每一天是如何塑造我的，它就像天氣、番茄和小孩子一樣善變。有時候，我在床上一翻身就痛起來；有時候參加派對時間長了才會痛；有時候疼痛就是我的一切——真正的我——還有些時候，我只有在其他人彎腰向前的姿勢裡和臉上，才認得出它就是疼痛，然後說出它的名字。疼痛——你也是個密碼。
我跟朋友一起去吃午餐，把「信念」掛到椅背上，讓它休息。朋友們又問了個新問題：「今天怎麼樣？但願今天的疼痛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
蒙田談及埃及人在大辦筵席時喜歡向客人展示死亡的意象，比如骨架、頭骨，還有個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表演藝人在大聲呼喊：「飲酒作樂，這是你死時應享的殊榮！」
有時候我會想，信念就是筵席上的頭骨。我看到一位年輕媽媽又看了我一眼，孩子們盯著我，服務生緊張地瞥了我一眼，朋友們站起身調整我的椅子。也許，筵席上的頭骨就是我。
23 死神
萬聖節前夕，弗雷迪打扮得儼然是「槍炮與玫瑰樂隊」中的史萊許。他戴著大禮帽，身穿皮夾克，露出黑色假鬈髮，捧著電吉他，一副搖滾明星的姿態。本尼在最後一刻打扮成了死神。
「你不是要扮成溫馴的小狐狸嗎？」本尼穿著弗雷迪去年的哈利·波特連帽黑斗篷出現在樓下，手中還握著用黏了一圈牛皮膠帶的樹枝做成的鐮刀，足以以假亂真。「我喜歡你穿上之後，那小小的橙色尾巴和橙色小耳朵！」
「對不起，」他鄭重其事地說，「我只是沒有心情再穿狐狸裝了，我跟你保證，明年我會扮狐狸。今年，我真的只想當死神。」
「沒關係，」我說，「我明白你是怎麼想的，前一秒你想當一個快樂的森林小動物，下一秒你就成了死神的化身。」
「對，媽媽，」本尼說著將鐮刀揮過肩膀，在餐廳鏡子前欣賞自己的模樣，「就是這樣。」
24 沉重的殘片
感恩節後，我得以加入臨床試驗。卡西諾醫生發現，我最初的腫瘤檢測雄性激素受體呈陽性，起碼有一點點呈陽性，也就是說如果使用抑制體內雄性激素的藥物，有可能減緩腫瘤的生長。她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研究該理論是否可行。
有資格參加臨床試驗讓我頗為欣喜，跟我想像中入選奧運會選拔賽的感覺一模一樣：你成功了！恭喜你！你堅持不懈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回報！我獲得了實驗室抽血的金牌，在書頁結尾寫出新篇章的金牌，耐心的金牌。這構成了一種古怪的平衡：你的病情嚴重到可以參加臨床試驗，但是沒有嚴重到失去參加的資格，而且其特性值得研究。
「我們這就召集試驗方案組人員，讓你馬上簽署同意書。」卡西諾醫生說道，經過崎嶇之路後，她終於回到正軌，駕輕就熟，明顯像打了雞血一般。「現在，我們可以大顯身手了，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了，斯坦。」在這種情形下，那條崎嶇之路正是科學試驗之路，我頗費了一番功夫才明白這一點——做出假設，收集數據，等待未知的情形。
運作該研究的方案組人員帶著我瀏覽了幾十頁文件：可能的副作用、潛在的副作用、罕見而嚴重的副作用、涉及的隱私問題，還有研究方法。
還寫著：你必須明白，我們對此並沒有完全理解透澈。
可能的副作用：疲勞、疼痛、顫抖、思維混亂、噁心、發汗、新生兒先天性缺陷。
腳下到處都是地雷：
「你需要採用第二重避孕措施。」方案組的護士說道。我嗤笑了一聲，想到我們最近每晚都過得「純潔無比」：我跟約翰一起在網飛上看關於英國偵探、超級英雄或精英特種部隊的節目，我靠在他的肩膀上流口水，他則儘量不擠到我，要不然我可能需要再吃顆止痛藥。我想我們準備好了。
「子宮內避孕器或輸精管切除術？」她問道。
所有人齊刷刷地看向角落裡的約翰。
「我沒問題！」他舉起雙手喊道，「我幾年前就準備這麼做了！」
「不行。」我斬釘截鐵地說，「那我儘快置入子宮避孕器。我想我們這個星期肯定能跟婦科醫生預約好並置入。」
護士做了個標記。「好，一切聽你們的決定，只不過得讓我們知道。」
「我們決定置入子宮避孕器。」我重複道。
「你是什麼意思？」工作人員離開檢查室之後，約翰對我說道，「你為什麼這麼確定要置入子宮避孕器？」
「你不能做輸精管切除術，這樣感覺不太對，」我說道，往包裡塞進厚厚的文件，並沒有看他，「你不知道自己將來想要什麼。」
「天啊，妮娜……」約翰說著遞給我手杖，「我只知道自己最不想的就是再要孩子。就算是跟你，我都不想再生孩子了！」
「你永遠都料不到你將來的妻子想要什麼。」
「去他的砂鍋菜賤人！」約翰說道。
子宮避孕器。簡易爆炸裝置。我對地雷一無所知，只知道如果踩到了，就沒辦法脫身，否則地雷就會爆炸，或者如果沒有特種部隊出現，沒有將你腳上的重量奇蹟般地用別的東西替代，比如另一個人，或旁邊沉重的殘片。
我們在檢查室內待了一段時間，就好像正在進行上述行動的兩個人。約翰用雙手環繞著我，我的頭靠在他的胸口，我們都還沒準備好轉移重量，然後放手。
25 臨床試驗品
我打電話給金妮，告訴她我已成功參加臨床試驗。
「哇！」她氣喘吁吁，「我們兩個都正式成為醫療系統的試驗品了。」
金妮肺部的腫瘤越長越大，導致胸部積滿了液體——胸膜積液——因此她講話困難，也無法深呼吸。或者，這可能是免疫療法起了作用。不管怎樣，醫生在她的肺部插管引流後，她的呼吸才順暢了點。「現在，我背上有個水龍頭，」她說道，「我再也過不了性生活了。」
「哦，得了吧，」我說，「我敢打賭，肯定有這樣一種文化形態下的人喜歡這種調調——醫療設備癖。你只需要上網搜索，找到他們。」
「你真的以為我沒試過嗎？」她說著大笑起來，咳嗽不止。
26 燃燒的思想
羅伯·理查森在他所著的《愛默生：燃燒的思想》傳記中寫道，愛默生在去世前6天住在康科德的家中，最後一晚上樓睡覺前，他堅持親自關好書房：扣緊窗戶，拴好百葉窗，將壁爐裡還在燃燒的煤塊戳散。我想像他頎長的身軀——伴有老年痴呆，由於肺炎而瘦弱且發燒——手中緊握著火鉤，撥開木灰，探向深橙色的餘燼。也許，餘燼狀似美麗，非常溫暖，又很神祕。
在他的一生中，他經常寫自己很喜歡微弱的火焰慢慢融入烈火中的景象，借指創作衝動是精神上溝通的管道。「火星無限深邃，一團火焰從地面一直燃燒至天空，代表著強健、團結、燃燒又光芒四射的靈魂。」1842年時他在日誌中這樣寫道。
瓦爾登湖畔的群山上完美無瑕的橙色黎明；萊娜坐在折疊椅裡沐浴著光芒，看著太陽慢慢灑落到高速公路上；媽媽激動地大喊橙色的那一整晚，爸爸撫摩著她的額頭。
27 仁慈修道院
我決定抽空寫點東西並獨處一下，所以申請去靜修中心兼修道院——仁慈修道院——待幾天。那裡距我家有一個小時的車程，由天主教修女運作，不過她們說任何人都可以去。其實，媽媽幾年前曾在那裡待過。
「後退幾步暫時逃離這個世界，真是再好不過的禮物了，」我記得她這樣說過，「雖然回家也很好。」那個地方很安靜，令人身心愉悅，透過寬大的無窗格的窗戶，可以凝望森林。那裡有步道、迷宮，還有按摩浴缸，飯菜很好也很簡單，房間也是如此。到處都貼著讓大家保持安靜的標誌。不過，在我走進去的那一刻，黑暗將我吞沒，我完全陷入了恐懼。
我想離家之前就感受到了這種恐懼，它在我內心積聚。那天早上，孩子們去上學之後，我在明亮安靜的臥室裡收拾行裝，做好離開他們的準備。我想，我是在練習，僅僅是練習而已。
我開車行駛在陽光明媚而安靜的高速公路上，慢慢往山裡駛去，然後沿著鄉路一直往前，路邊有山羊、驢、死氣沉沉的拖拉機和掉光葉子的樹，再然後駛上泥濘的小路，進入修道院所在的幽僻山谷中。在那個過程中，我的恐懼感越發強烈。修女們性格開朗，在門口歡迎我，在她們柔軟溫暖的懷抱中，我依然恐懼不已。恐懼感越來越強烈，我甚至不敢直視修女。我關上房門，將行李放在床上時，依然無比恐懼。
我以前曾患有無端恐懼症，但那已經過去10年了，那時候孩子們還沒出生，我也還沒被確診患有癌症。黑暗凝視黑暗，有點令人窒息，就好像躺在木盒子裡，或躺在金屬管裡，我無處可逃。「我們不斷地左顧右盼。」
我在想這是不是媽媽住過的房間，想到這裡，我的胸口一陣發緊，深深地感覺到從身上生生撕下了什麼，撕裂著，推擠著。然而這並無助益。我取出睡衣、洗漱用品，試著讓自己冷靜下來。我的手在顫抖，覺得自己快要吐了。
梳妝臺上有個小鏡子，我凝視著鏡中的自己。那是我的臉——我還在這裡，雖然看上去已經年老。我看了看手機，沒有信號，不過我能感覺到約翰和孩子們就在外面，他們的世界依然往前運轉著。而我則在這裡，與世隔絕，孤單一人。我大聲說：「你可以回家了，不必待在這裡。」我還說，「太陽最好不要下山，不然我要有麻煩了。」
我嘗試進行喬恩的放鬆呼吸法，嘗試數數。我站在窗前，脈搏加速，身上很痛，最後我終於躺倒在床上，啜泣起來。
「我還沒準備好這麼做。」我對著枕頭喊道，抗議周圍的安靜。我還沒有準備好離開。如果我不得不這麼快離開，我一定會殺了自己。我閉上雙眼，屏住呼吸，直到心臟爆炸。或者尖叫吧，也許我會那樣做。
幾個小時後我醒來，天空還殘留著些許光亮。我並沒有感覺好一點兒，但我強迫自己站起來，蹬上靴子。我窸窸窣窣地在藥包裡找東西，終於找到了阿普唑崙，然後從後門往步道起點走去，走進森林裡。
我沒有走很遠，因為我不能。我走到足以聽見自己的腳踩在地上的聲音，聽見腳下的樹葉在沿著一條淺溪的步道上沙沙作響的聲音。溪水還沒有結冰，不過水很冷很冷。片刻後，我聽到修女敲響了鑼，是晚餐時間了。我還有力氣帶著慘淡的微笑和紅撲撲的臉頰，拖著腳步回去吃晚餐。
那晚稍微晚一點兒，我爬到碎石路頂端，手機終於有了信號，我撥通了約翰的電話。修道院溫暖的燈光照亮了我腳下的山谷。
「情況不太好，就算你不在家，孩子們還是想跟你說話。」約翰說，「弗雷迪不斷跑到門口去，說『哦』，然後又回到自己房裡。本尼躺在床上不斷喊你的名字，要跟你說些事情。剛才他還大喊：『嘿，媽媽，想聽我講一講我最喜歡的三種有蹄動物嗎？』我到底該怎麼回答他呢？」
「你就說『當然想』，」我說道，「他並不介意，主要是喜歡自言自語。」
我跟他說我的恐慌發作了。
「哇哦，」約翰說，「你覺得你是如何把這病給喚醒了呢？」
現在我周圍真的是漆黑一片，我看到修女們在50碼外的小屋裡走來走去。
「我想，離開你們時，」我說道，「我才發現最近我的世界變得小多了，這裡讓人感到很緊張。儘管裡面鋪著活潑的藍綠色地毯，我還是感覺這世上最沉重的問題就在這些客房之間穿梭。」
我想像媽媽在這裡的樣子：她小巧的黑色手提箱，她的瑜伽墊，她纖弱的身體蜷縮在雙人床上，想像著自己不得不面對的所有的事。
「肯定是這樣。」約翰說。
「我散了一小會兒步，」我跟他說，「我知道要是愛默生的話，他一定會勸我這麼做。」
這裡的景觀不由得讓我想起了康科德——農田和森林，森林裡長滿了古老的闊葉樹、樺樹，滿布著岩石，還有長滿了枯枝的山脊，像天地之間縹緲的游離地帶。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可能會覺得這裡是瓦爾登或埃斯特布魯克的路上。
因為在樹林裡走了太久，愛默生患上了肺炎，最後因此而喪命。當時，他年近耄耋。「1882年4月，這是個陰冷的春天，有點倒春寒。」他的兒子愛德華——我的曾曾祖父，一位外科醫生——寫道，「他著涼了，後來又在雨天外出散步，結果病情加重，而且他因為健忘症忘了穿外套。」
我想像那些瞬間，就像不斷生長、分裂、繁殖的細胞。在前廳的愛默生，在雨中花園裡的愛默生，在森林裡蹣跚的愛默生，濕透雙腳的愛默生，額頭髮燒如火般滾燙的愛默生，似夢似醒的愛默生，顫抖著將壁爐中的餘燼撥開的愛默生。星星點點的火花劈啪作響，跳躍著，也許會融入一團更熾烈的火焰中去，從大地躍向天空。還有在樓上躺在床上的愛默生，他的身體漸變漸涼，他等待著，並明白了接近50年前就早已知道的事，然後人們將他的遺體抬出家門。
「所以那是什麼？」我對約翰說，「哪三種有蹄動物？」
「本尼說，有驢、豬和西班牙山羊。」約翰說道。
儘管我離開家還不到一天，但我是多麼想見他們，胸口因此而抽搐。很明顯，我剩下的時日尚嫌不夠。「我做不到，」我告訴約翰，「明天我就要回家，我真是懦弱。」
「但你並不懦弱，」約翰說，「我懂了，也許你需要的是去那裡好好哭一場。」
「也許吧，」我說道，「我還發現，我再也不想離開你們，除非真的別無選擇。」
「對此，我沒意見。」他說道。
次日清晨，我開車飛奔回家，像突然破土而出的一眼釋然之泉，像洪水，也像出生時傾瀉如注的水流。
28 開車回家的路上
整個秋天，約翰跟我都帶著孩子們去參加癌症中心的家庭互助小組。父母聚在一個房間，孩子們去另一個房間活動。父母患有各式各樣的病，有肺癌、腦癌、骨癌、胃癌、血癌、皮膚癌、乳腺癌，不同階段的都有。我們圍成一圈，差不多以不同的方式闡述著同樣一件事——我們都很恐懼。想到要如何跟孩子們一起面對這件事，這種恐懼就加倍了。
一位女士的丈夫得知自己只剩幾個月的生命，但目前狀態還好，她說：「別人不會懂，因為他的身體正在逐漸好轉，所以他們以為我們的噩夢結束了，不過我們比誰都清楚，此刻的我們好像乘坐雲霄飛車來到了頂端。」
當晚，互助小組會議的最後，孩子們重新回到我們身邊，他們結識了新朋友，接觸到了新資訊，因而異常興奮。
「特別好！」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地說道，在休息室的椅子上跳起來，「我們學習了癌細胞如何像吹泡泡一樣生長！還在真正的X射線照片上看到了真實的腫瘤！」
「你們有沒有跟大家說我得癌症期間你們的經歷？」我們走向停車場的途中，我問道。
「當然說了，」本尼說，「我跟大家說，一開始的時候，你一直病得那麼厲害，真的非常糟糕，但現在你好多了。」
弗雷迪頓住腳步，直直盯著我：「是不是這樣，媽媽？你是不是好多了？」
我頭上長著濃密的鬈髮，由於參加的臨床試驗只是讓我吃藥，而不是吊點滴，所以不用來來回回地接受治療。除了拄著手杖，在別人眼中我並不像個行將就木的人。我一直在想這會產生怎樣的效應。
「現在我很好，」我說道，「不過你知道我得的癌症永遠都不會真正好轉。」
他們都已經忘了這件事。我們坐進車裡時，我明明看到他們兩個強忍著不哭。
所以我爬到車後座，坐在他們兩人中間，將他們拉到我身邊。他們剛出生時，約翰開著車，我經常坐在後面，但他們長大後我還從未像這樣坐在他們中間。
天色已經很晚了，從癌症中心需要開一個小時的車才能到家。約翰將手伸到後面，握緊我的膝蓋，然後打開音樂。兒子們的頭都靠在我身上，我們一起疾駛衝進了州際公路的黑暗中，走上回家的路。
29 勿忘你終有一死
「勿忘你終有一死」，這是我熟睡時腦海中升騰出的一句話。當時，我們在酒店，約翰跳下床去關閉手機鬧鐘，接著他去沖澡，而我躺在那裡凝視著一片漆黑。此刻，我們身處於奧蘭多，醒來時，還有半小時太陽就升起了。「勿忘你終有一死。」這句話來自拉丁語「memento mori」。
約翰笨手笨腳地往水壺裡接水，又窸窸窣窣地去摸背包拉鍊，用泡沫塑膠杯盛了杯淡咖啡端到床上來，我服下一把布洛芬和羥考酮。我們覺得是時候叫醒孩子們了。他們兩個正窩在旁邊的雙人床上酣睡。
房外，太陽開始爬升，照耀著整個海港——波託菲諾海灣。停泊在此過夜的小艇，靜靜地在水中形成一片倒影。一隻蒼鷺無聲地俯衝向其中的一艘小艇，然後往前飛走了。
有一個家庭跟我們很像，他們也來到冷冷清清的海濱淺水區，媽媽和爸爸帶著幾個孩子在散步。我們多半都很安靜，慢慢向碼頭下水處踱步，不過此刻有些人，尤其是孩子們，加快了腳步。
我們過了安檢，坐在落滿朝露的濕滑柚木長凳上等待著。我往包裡摸索著，找到了錢包，打開錢包扣，又摸索到一疊小卡片，憑感覺分了一下類，有公園門票、提前入場門票、特快列車票、度假酒店門卡。
跟周圍人一樣，我們要進入環球影城公園。今天是聖誕節後的第二天，距醫生說我得了末期癌症剛過一年，這是我記錄時間的新方式。我依舊自言自語，「勿忘你終有一死」。
別人跟我們說過，一定要趕在第一批進園，要不然就會被蜂擁趕來參觀哈利·波特世界斜角巷和霍格莫德的遊客擠散。弗雷迪計劃從奧利凡德魔杖店買一根魔杖，本尼則想找隻紫色侏儒蒲，跟在家裡的那隻粉紅色侏儒蒲湊成一對。他們倆的朋友都說一定要試試紅色推車上賣的奶油啤酒，就在通往霍格沃茨的主街上。所以，我們必須抓緊時間。
我第一次知道「勿忘你終有一死」這句話時，大概是在佛羅倫斯上學時的藝術史課上：水果靜物圖角落裡模模糊糊隱藏著一個頭顱，提醒著我們生命很脆弱，死亡不可避免。無論是「勿忘你終有一死」，還是虛空派——將世間萬物(書、酒、樂器)與死亡的意象並列的相似概念，都在17世紀的藝術界廣為流行，人們一度相信活著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去往來世。
美國清教徒也很喜歡「勿忘你終有一死」這個概念，他們是我的祖先，他們認為藝術遠離上帝，因而摒棄了藝術。但是他們欣賞描繪頭骨和其他代表死亡的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即便是活著，死亡也在你左右，而且離你越來越近。
「勿忘你終有一死」在運用於藝術領域之前，只是古羅馬的習慣說法。戰功赫赫的將軍從戰場歸來時，他的身邊跟著奴隸，奴隸將在將軍耳邊低語：「注意你身後，別忘記你只是一個人而已。」
「要注意來生，」這個奴隸奉命要盡力提醒將軍，以免他因為伴隨勝利而來的讚譽而心生傲慢，「別忘記你只是一個人而已。」這個世界在說，記住，你終有一死。
「繼續走。」我對從霍格沃茨特快列車下來的孩子們說道。我們蜿蜒穿行在排隊柵欄間，待會兒那些沒有買提前入場門票的遊客就會湧進來，這裡就會擠滿人。「如果你們行動得快一點兒，我們就能趕在大部隊前面。」
我一直都對排隊這件事特別不耐煩，這個特點當然是遺傳自我媽媽。即使我們的酒店套餐不包含特快列車票和提前入場門票，我大概也會付費買的，或者讓醫生給我開必要的證明文件，免費領取這些門票。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籤，」在我告訴卡西諾醫生孩子們想去環球影城玩時，她如是說，「很值得，而且這是你應得的。」
她最近帶孩子去了一趟。「他們年齡正好，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玩得很盡興，這個年齡段稍縱即逝。」這位聞名於世、分身無暇的腫瘤醫生說道，「你們會玩得很開心，一定會很有趣。」
我曾經去過真正的波託菲諾，就在那次爭吵不止的母女之旅途中。當時19歲的我正在學習有關「勿忘你終有一死」的一切。我的記憶裡有顏色鮮豔的建築，藍綠色的里維埃拉，我記得那裡的漁船以及煮咖啡的香氣。
記得在月臺上等火車時，我偷偷在筆記本裡記下了這一切，大言不慚地寫著「ars longa, vita brevis」——生命因藝術而恆久。這當然是我在創意寫作課上學到的一句話。難怪我惹媽媽生那麼多氣。我記得她坐在我旁邊，腿上放著黑色的雙肩背包，一遍又一遍地整理一疊文件，包括我們的歐鐵聯票、里拉、地圖，還有預訂的坐票。我記得她身上籠罩著壓力的陰雲：「不要跟我說話，我在算數！如果你還想去威尼斯，現在就不要打擾我！」
環球影城的波託菲諾灣酒店是仿造義大利的波託菲諾而建的旅遊勝地。如何在各個層面巧妙地仿造，才能這麼逼真，這其實很難辨別，而且這裡也提醒著我的身體狀況。從外表來看，我「完整無缺」，甚至還算得上是美女，不過你也可以感受得到我的內裡有點不對勁。
我們搭乘的水上計程車在人工運河上行駛，將我們運送至遊樂園主入口處。河水沾染了過多的化學物質，因而變得藍中偏綠。這艘閃閃發亮的木船穿行在運河中，我凝視水中，看有沒有魚、烏龜或鱷魚，但一無所獲。
我們往園區門口駛去，當時我在想：在這樣一條假運河上，駕駛真船的船長卻載著真實的人們去往一個虛構的世界，那船長需要真正的船員駕駛執照嗎？
我們在國王十字車站的九又四分之三月臺上登上了霍格沃茨特快列車。這又是個真實地方的複製品，裡面擠滿了不耐煩的人、英國收票員，還有漫出垃圾桶的瓶瓶罐罐，這個場景更加逼真。還有隻松鼠穿過欄杆。
「那是老鼠嗎？」本尼說著跳起來，「你覺得它有沒有狂犬病？」
「什麼？」約翰大喊，「那是隻松鼠！而且我覺得也沒必要擔心它有沒有狂犬病。」
約翰已經瀕臨崩潰，一整個早上他都在猶豫要不要吃阿普唑崙。考慮到我服用了止痛藥，所以他此刻必須承擔起照顧孩子的責任，因此抗焦慮藥或許能幫他度過這一旅程。那一瓶抗焦慮藥跟其他藥一樣，都在我包包裡的那疊門票邊上，它在不斷地嘩啦作響。
話說回來，複製版的霍格莫德村非常逼真地呈現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只栩栩如生地存在於眾多遊客心中的場景。青少年穿著黑色長袍不斷從我們身旁穿行而過。4歲大的孩子和中年婦女一起站在店門口，揮舞著魔杖施咒。弗雷迪對選哪間餐館頗為看重：「我覺得我們應該在『三把掃帚』裡吃飯，書裡說那個地方棒極了。」
不過排隊的人很多，所以我們在斜角巷入口外的貨攤上買了很大的熱狗，在空臺階上找了個地方歇歇腳。我們剛坐下就有遊客過來問我們可不可以暫時走開一下，以便他們拍照留念，他們可是穿越了數百英里過來的。看來，我們選錯了吃午餐的地方，因為這是《哈利·波特》男巫天狼星布萊克位於倫格里莫廣場12號的居所門前。
「不好意思，」其中穿著吊帶的女孩擠到邊上，走到我身旁的臺階上，「真抱歉，我真的得看一下這扇門有無可能通往什麼地方。」
你如何能拒絕靠這種直覺來到這裡的人呢？我知道那道門不開放，但我還是挪了挪那袋洋芋片讓開路。她敲了敲門，用力拉了拉門閂，試了兩次，還是沒拉開，她聳聳肩笑了笑，又回到家人身邊，融入了那一大群遊客中。
我又伸手過了一遍各種通行證和門票，大腦一直在試圖釐清這裡不同層第的超現實。到處都是跟我們家一樣的四人組，大家都擠著往前走。在這些小群體中，總有個成員看起來好像身體不太舒服：看似一切如常，但他們眼中流露出外表之下來自內心深處的閃爍。
那天下午，我們穿過人群走向園區出口，看到如果沒有購買特快列車票，遊客得等上110分鐘才能坐小黃人虛擬雲霄飛車。
「110分鐘，」約翰說道，「簡直難以置信。」
他最終還是選擇不服用阿普唑崙，但他在跳上水上計程車和返回波託菲諾灣的途中時有點嗨，這是因為下午在脫離了人群之後所感受到的徹徹底底的興奮。
我來過這裡，那時候我比弗雷迪大一歲。嗯，確切來說不完全是這裡，而是在路邊那個著名的遊樂園裡。查理那時還坐在嬰兒車裡。我不禁想起我的父母。在那次旅行中，他們比現在的約翰和我大兩歲，不過他們成熟多了：媽媽每時每刻都壓力重重，每每都在大喊大叫的邊緣，抱怨找不到旅行支票和度假酒店的免費餐券。每件事都在災難的邊緣，她總在檢查綁在褲腰線下面的錢包，好像強迫症一樣。那次旅行跟我們兩人的波託菲諾之旅不無相似之處。
從我小時候開始，世界上不斷出現了提款卡、歐元、電子售票、蘋果手機，旅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已經變得越來越沒有壓力。至少在去機場的路上，那種完完全全恐慌的情形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少了。不過，相比於媽媽，我並不是個緊張的旅行者。
我試著了解自己，希望弄清楚自己在孩子們的印象中是什麼樣。這很難，因為我本身還沒成為我自己，還在努力中。我希望自己在某些情形下能柔軟一點兒，其他時候能堅定一點兒。有朝一日——也不會在很久以後，孩子們會帶著各自的家庭來奧蘭多，也會記得在這裡的每個地方留下的記憶，他們也會更加清晰地認識自己。他們的模樣：在柚木長凳上攬著自己的孩子，兒童病房內的病床，高速公路邊上我爸爸古老的達特桑汽車。
現在已是下午晚些時候，冬日的太陽已經要下山了，我們一起步行穿過波特菲諾廣場，我感覺到我們——我、約翰、兒子們，不知怎麼搞的，還包括媽媽——都在飛奔向各自的未來，但我們明明彼此離得很近很近。
回到度假酒店泳池邊，約翰和我喝著酒精飲料，兒子們則在人造沙灘上跑來跑去。我們碰了碰香檳杯，後來弗雷迪甩毛巾時把我的杯子碰到了地上。酒保跟我解釋，杯子是特製的，就算摔到泳池邊的地上也不會碎。「最起碼，我在這裡陪著你，」我跟約翰說道，這是我們兩人才能意會的玩笑。「至少我在這裡陪著你」，是我們在兒子們睡前讀了無數遍的「羊駝拉瑪」系列繪本中的一句話：「我也覺得購物很無聊。」小拉瑪在羊駝版的好市多連鎖店裡崩潰大哭時，小拉瑪的媽媽說道：「但至少我在這裡陪著你。」這些年來，我們對彼此說這句話不下100遍，在養育子女的戰場上，我們靠這句話團結一致，繳械投降。
當只剩下一個人懂得這句話背後的含義時，這樣記憶的小碎片會變成什麼樣呢？白天早些時候，我們在等水上計程車時，看到管理員從河裡撈出一張浸水後無法辨認字跡的紙。這些小碎片也會如此。當其中一人死去後，我們兩人才明白的笑話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一定不會想這樣跟別人待在一起。」約翰說道，手臂攬過我的肩膀。
我們背後的太陽是真實的。本尼從泳池水滑道往下滑，水滑道建得像古廟廢墟。他們的大笑聲不絕於耳，笑聲很真實。兒子們尚且幼小的身體上裹著毛巾，玩得盡興之後，他們兩人坐在我們的大腿上顫抖不已，嘴唇發紫，他們兩人也是真實的。
我再也不能跟即將成年的兒子們去義大利旅行，姑且這麼說吧，也姑且說他們——可能——再也不會用里拉買濃縮咖啡；環遊世界時，他們手中的地圖會精確顯示出他們所處的位置；會精確顯示沿著懸崖邊從克里日亞村遠足到曼納羅拉村的途中遭遇暴風雨襲擊的可能性又有多大。過往的那個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但我們會跟孩子們沿著修剪整齊的小徑，穿過開發過度的內陸濕地，當他們在這個重建且不復以往的世界裡徘徊、尋覓時，我們會在他們的耳邊悄聲說：「勿忘你終有一死——我們終有……一死。」
30 腫瘤負荷
我又住院了，這次是我的肺出了問題。我的呼吸不太順暢。化驗，掃描，等待。醫生正在檢查一個可能的原因——肺部淋巴管內遭到了幾百萬個無法成像的微小癌細胞入侵，引發了癌性淋巴管炎。病情發展的勢頭很不樂觀。
「腫瘤負荷可能相當高，」肺臟專家說道，「你很難獲得所需的氧氣。」
腫瘤負荷：好像是你放下的背包，好像是你釋懷的擔憂，也好像是你可能坦白的罪行。我在這裡待了5天：來來往往的護士、技術員、運輸員、旋轉木馬似的穿梭的醫生、各種顯示生命跡象的指徵和警報。還有人要在凌晨3點急不可耐地給我稱體重。有什麼東西在嗶嗶作響。
有時候，我感覺整個世界都在嗶嗶作響。
窗外是1月沉鬱的清晨，雲彩低低地壓在直升機上，天氣異乎尋常地暖和悶熱。正午時分，醫院運輸員過來了，他推著我的床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來到醫院深處再一次做呼吸測試，途中我看到一間間逼仄的病房內，幾十臺電視螢幕上都是新總統的臉。全世界都在擔心，緊繃的繩索下，雲量正在飄移。腫瘤負荷到處都很高。
「你今天還好嗎？」呼吸科技術員在那間沒有窗戶的房內說道，「我是說總體而言。」
我不太確定他具體指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他確不確定自己問的是什麼。
「我沒事，」我說，「總體而言吧。你好嗎？」他說還不錯。
「當然，我總是這麼說，」他說，「因為我差不多也就是這樣。」
掃描做完後，他說道：「一路順風，夫人。」他將門打開，技術員又推我回到走廊。「再見，先再見了。願你今天蒙神庇佑。」
回到病房後，床邊有個蓋著的托盤，我都不記得自己點了餐。我看到巧克力布丁裡有一團鮮奶油，就想嚐嚐看。還有一盤桃子，上面撒了厚厚的糖漿，但吃起來飽滿結實，像是並不新鮮，但口感又甜又美味。
約翰也回來了，他剛剛工作了幾個小時，又回家陪孩子們，現在躺在窗邊那不太像躺椅的椅子上弓著腰，在筆記型電腦上收發郵件，這幾天他都在躺椅上過夜。
「好吧，真是一團糟。」他說道，喝了口保溫杯裡的咖啡。
約翰身後，我看到醫院屋頂升騰而起的水氣，正午時分，幾縷陽光透過9樓的窗戶濾進來，在地上留下銀色稀薄的光影。
一切都如此陌生，跟我們以前經歷的一切都不一樣，但一切也正如我們所想。
31 嗚嘛
「那你知道『嗚嘛』是什麼意思嗎？」開始新一輪化療的前一晚，我們依偎在床上，本尼這樣問道。樓下是家用氧氣壓縮機的聲音，進氣，排氣。我躺在床上，暫時還不需要更多氧氣。
我在筆記型電腦上瀏覽經常去逛的論壇，想搜一下大家有沒有接受雞尾酒治療的經驗，但沒搜到什麼東西。這時，我突然想到可能是因為這些人差不多都已經離世了吧。這跟患病初期服藥時不同，那時候大家多數都在抱怨掉髮以及舌尖的金屬味。
「我不知道，」我說道，「你說呢？」
「當然，這是祕密的聲音，」他說道，「小狗的聲音。只有小狗才能聽到。你跟我剛才都變成了小狗，還沒有睜開眼的小狗，它們只知道嗚嘛嗚嘛叫。」
「麥克達夫知道怎麼嗚嘛嗎？」我問坐在地板上的麥克達夫。
「它以前知道，」本尼告訴我，「不過它現在可能忘了。」
「既然你提到了，」我合上筆記型電腦對他說，跟他雙雙窩進被子底下靠在一起，「我想我記得嗚嘛是什麼聲音，那時你還是個嬰兒。」
「說得通啊，」本尼說道，「這是出生時的聲音。」這些日子以來，很多聲音都距離我很遙遠，不過出生的聲音最是遙不可及。30歲的生涯已經逼近尾聲，而我最親密的同齡人正在懷孕生孩子。高中最好的朋友就要生第四胎了。邦妮和她的女友計劃要懷孕。媽媽跟我現在一樣大時，她懷著查理。很難想像，我滿腦子都在想該如何結束這一切，此時跟我同齡的人卻在大展身手，準備迎接新生命，準備聽那嗚嘛的聲音。
「有點像挖洞的聲音，」本尼告訴我，「好像在說嗚嘛嗚嘛嗚嘛，雖然你現在很滿意自己所在的地方，但你正在往什麼東西那邊走去。」
「哦對，我絕對知道那種聲音。」我說道，「就算你已經不是新出生的小狗，你還能學著發出那種聲音嗎？」
「你只要知道其中的竅門就會了。」他輕輕地說，「其實你並沒有真的要往哪裡走去，在某人沒有密切關注你時，你只要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在往那裡前進就行了。」
32 明亮的時光
弗雷迪說世界末日已然降臨。今天是他的10歲生日，儘管過去10年來，我極力反對他玩槍戰遊戲，但我們還是送了他武器的始祖——熱火精英系列粉碎者二合一遊戲槍。槍是半自動的，需要裝電池，飛彈和匣式裝彈二合一，特別重，需要肩帶。
「說真的，媽媽，這差不多就是世界末日了，所以你才會給我買這個。你究竟是誰？」弗雷迪在吃早餐時撕開包裝紙。
從醫院回家，我第一次看到外面的太陽——溫暖，洋溢著健康的氣息，代表著春天會來的，像一種太陽陣痛軟膏。孩子們放學後，我大聲宣布今天不用做作業，因為今天是弗雷迪的生日。太陽出來了，孩子們大聲叫喊著，捧著偉大的粉碎者和幾個比較弱的玩具槍跑到寬敞的院子裡。我還是喘不上氣，很虛弱，不過我穿著Ｔ恤和長運動褲來到後露臺，坐在臺階上，感覺到陽光灑在我的皮膚上，這是生命的氣息——燦爛的時刻。「我們要好好利用時間。」蒙田如是低語道。
「你們在扮演什麼？」看著孩子們氣喘吁吁，暫時在我身旁駐足，我於是問道。
「嗯，可怕的核武海嘯後，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都被夷為平地了，倖存者組成了凶猛的地方治安隊。我是隊長。」弗雷迪說道。他穿著萬聖節前夜留下來的史萊許皮夾克，戴著飛行員太陽眼鏡和他所謂的巴拉克拉法帽，腳上蹬著高筒靴，當然還揹著粉碎者。「本尼是我的革命助理，我們要去樹屋，作為我們的安全港，因為我們的同志已經發出信號，說那裡食物供給充足。」
「呀，」我說，「聽上去氣氛有點緊張。」
本尼大喊著「核武海嘯」，然後從我身旁的臺階上跳了下去。他高高舉起一把劍，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另一隻手還拿著一本筆記本、一把熱火槍枝和圓鼓鼓的紅頭美洲鷲毛絨玩具。
透過敞開的窗戶，我聽到約翰下班回家了，他在廚房中窸窸窣窣，也許是帶了生日蛋糕回來。
「我在露臺上。」我衝他喊。
「好，」他也喊道，「我等會兒就出去。」等會兒，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絲不耐煩，好像在崩潰的邊緣。我的腦海中不禁閃過那個緊張的夜晚，當時我剛確診不久。我說：「我不得不熱愛這些難過的日子，就像熱愛其他正常的日子一樣。」他說：「我是那麼害怕，害怕到無法呼吸。」
不過，我們還是如此度過：我們喘不過氣，但我們依然熱愛這段日子。這些日子都是承諾，是我們度過一個又一個夜晚的唯一方式。
孩子們又回到院子裡，他們瘋玩著，大喊著，生存著。天馬上就要黑了，在這個冬天的溫暖夜晚裡，天空灑下詭異的末日後的光輝，但我還不想叫他們回屋。大概這整個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叫他們回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