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黃
在我住進醫院的第25天，做完大腦活體組織檢查兩天之後，眼看初步診斷結果就要出來，醫生們認爲，現在可以正式評估我的認知能力，以確定一條基準線了。這次測驗將是一個支點，一個轉折點，這也將衡量他們通過未來各個階段的治療，能讓我達到何種進展。測驗在4月15日下午開始，一位語言病理學家和一位神經心理學家，連續兩天先後過來，分別對我進行了不同的測評。語言病理學家卡倫·吉安達爾做了第一次測評。她先問了一些基礎性的問題：「你叫什麼名字？」「你多大了？」「你是女性嗎？」「你住在加利福尼亞嗎？」「你住在紐約嗎？」「你在吃香蕉之前會剝皮嗎？」等等。我能夠回答所有問題，只是速度較慢。可是，當她問我一些開放性的問題，諸如「你爲什麼在醫院？」之類的問題時，我卻無法回答（坦白說，醫生甚至也不知道答案，但我連基本的信息也無法提供）。
在斷斷續續地回答之後，我最後說：「我沒法從腦子裏找出答案來。」她點點頭：這是失語症，一種與大腦損傷有關的語言障礙典型的反應。我還有一種被稱爲構音障礙的症狀，是一種由臉部、喉部或聲帶肌肉無力而導致的語言障礙。
吉安達爾醫生讓我伸出舌頭，我一用力，舌頭就顫抖起來。我伸出舌頭和縮回舌頭的力度都小於常人，因爲我無法控制肌肉。
「你能對我笑一下嗎？」
我努力照做，但是臉部肌肉非常無力，實在笑不出來。她寫下「假性亢奮」，是肌肉無力的醫學術語，也反映我無法完全警醒的狀態。我說話的時候，那些語句不帶任何情感就蹦了出來。
她接着測試我的認知能力，拿起鋼筆問道：「這是什麼？」
「康（鋼）筆。」我答道。這對於我這種程度障礙的人來說，並不奇怪。他們把它稱爲「音位性錯語」，你會錯把一個詞發成類似的其他詞的音。她讓我寫下自己的名字，我吃力地畫出一個「S」，然後在這個字母上畫了好幾下，才寫到「U」這個字母，後面也是如此。我花了好幾分鐘纔好不容易寫下自己的名字。「好吧，你能爲我寫下這個句子嗎？‘今天天氣不錯。’」
我畫出幾個單詞，在上面畫了又畫，還拼錯了幾個單詞。我的字跡特別難看，吉安達爾醫生幾乎認不出這是個句子。
她在表格中寫道：「在手術僅僅兩天以後，很難測定交流障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語言、藥物或者認知的因素所導致的。顯然，患者的交流機能比病前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過去，這名患者曾是本地報社一名出色的記者。」換句話說，現在的我跟過去的我相比，有了巨大的變化，但目前很難在我的理解問題和交流障礙之間進行明確的劃分——更無法知曉這些問題會持續很短還是很長的時間。
第二天上午，神經心理學家克里斯·莫里森來到我的病房，她褐色的頭髮高高地盤在頭上，帶青色斑點的淺褐色眼睛炯炯有神。她要用韋氏智力量表和其他一些量表測試我。韋氏智力量表被用來診斷從注意缺陷障礙到創傷性腦損傷的一系列病症。可是，當她進入病房的時候，我一點兒反應也沒有，以至於她都懷疑我是否看見了她。
「你叫什麼名字？」莫里森醫生清楚地問道。她問了我一個基本的定位性的問題，到目前爲止，我已經適應了，能夠正確回答這個問題。
她下一階段的問題意在對注意力、思維處理的速度和工作記憶（與計算機內存相比）等進行評估。
「你一次可以打開多少個程序——你的頭腦同一時間可以面對幾個問題並對其做出反饋？」
莫里森醫生給我一個隨機的數字組合，從1到9，讓我重複給她聽。當我們到達5位數字的時候，我就停了下來。但通常在我這個年齡段，正常智商的人最少能夠記住7位數字。
她測試了我的詞彙檢索過程，看看我如何訪問自己的「記憶庫」。「我希望你能說出儘可能多的水果和蔬菜的名稱。」她說着，並開始60秒計時。
「蘋果。」我開始說道。蘋果是人們普遍第一個想到的水果，當然我最近的思維裏面也有它。
「胡蘿蔔。」
「梨。」
「香蕉。」
停頓。
「大黃。」
莫里森醫生心裏暗笑了一下。時間到，我說出了5種蔬菜和水果，而一位健康的成年人至少能說出20種。莫里森醫生相信我知道的遠比說出來的多得多，問題在於我沒能把它們提取出來。
接着，她給我展示了一組畫有日常物品的卡片。10種物品中，我只能說出5種的名字，像風箏和鉗子這樣的東西，我說不出它們的名稱，不過，我一直在努力想着，感覺那個詞就在自己嘴邊。
接着，莫里森醫生測試了我觀看和處理外部世界的能力。一個人要想準確辨認一個物體，需要將許多因素整合起來。例如，要看見一張桌子，我們首先要看到它的4個角連成的線，然後是顏色，然後是明暗，然後是深度，這些信息都進入記憶庫，然後用一個詞語來形容它。這個物體還反映出我們對它的感情（例如，對一位記者來說，辦公桌可能引起對未能如期交稿的負罪感）。爲了測驗這一套能力，她讓我先比較各種三角形的大小和形狀。在這一點上，我的分數在較低的標準值水平，對莫里森醫生來說，這個成績已經不錯了，可以用更困難的任務對我進行測試。她拿出一組紅色和白色的方框，並把它們擺在我面前的一個紙盒裏，然後給我看了一張圖片，上面呈現了這些方塊的排列順序，要我在規定時間內按照圖片所示的次序重新擺放這些方塊。
我盯着圖片，然後又看回這些方塊，把它們重新擺放了一下，次序跟圖片上的沒有任何關係，然後又回頭看看圖片作爲參照。那些方塊讓我更加迷惑，不知該怎麼去擺，但是又不想放棄。莫里森醫生寫下「堅持不懈地嘗試」。我似乎意識到自己擺得不對，這讓我陷入深深的沮喪。顯然，我知道，由於這些認知障礙，自己的認知水平連過去的最低水平都達不到。
下一個步驟，是要我在格子紙上照着畫下一些複雜的幾何圖形，可是，我在這一部分的能力尤其薄弱，以至於莫里森醫生決定全面停止這項測試。我已經感到慌亂，她擔心繼續下去會讓我的情況變得更糟。莫里森醫生相信，雖然存在這些認知障礙，但我本人很清楚自己無法再做的事情。在那天后來做的測驗總結中，她對我接受認知療法的意見是「強烈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