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喜
在《紐約郵報》上發表那篇文章以後，多數認識我的人都會同意，「蘇珊娜回來了」。我已經恢復了在《紐約郵報》的全職工作，納賈爾醫生和阿斯蘭醫生最終取消了所有用藥，2010年年初，我還試水電視直播，成爲《今日》節目的嘉賓，來探討自己的病症和經歷。
因爲母親和艾倫打算把他們在薩米特的房子賣掉，斯蒂芬和我搬到了一起，我們沒想到會這麼快就同居。幾個月來，我瀏覽各種廣告，想找一個我拮据的經濟條件能夠負擔得起的公寓，我們也刻意迴避這個話題。找了好幾個星期之後，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獨自居住。我不敢提出住在一起，擔心這樣會推着他讓我們的關係發展得太快。而且，我也覺得這樣推動他，對他是不公平的：他怎麼能說不呢？可是，當我不得不跟他提起這個問題時，他毫不猶豫地說：「這正是我希望我們兩人要做的事。」
不過，斯蒂芬內心還是對於要扮演照顧者的角色有些焦慮，雖然我已經能把自己照顧得很好。我們住在同一個屋檐下，萬一我發生什麼事情，他就要對我負責。但是，他決心選擇擔當：我太困難了，無論是經濟上，感情上，還是身體上，無法自己生活，而他也不希望我們兩人分開。
所以，現在，你們可以進一步把我跟男朋友住在一起，添加到我已經「迴歸自我」的原因清單裏去。但是，我又過了好幾個月，才心安理得地適應做回自己，最後，我可以在邂逅前男友時，眼都不眨一下，在自行車課上也不再膽怯。
這種夢寐以求的時刻悄然來臨，在我確診一年以後，2010年6月，我前往墨西哥，拜訪我的大家庭，並參加堂哥布萊斯的婚禮。這次婚禮跟我康復期參加的那次婚禮不同，內心的我和周圍人看到的我之間，不再有巨大的裂痕。我感覺自己很放鬆，很自持；不用再搜腸刮肚尋找該說的話，不用強迫自己跟人家寒暄，而且也重新獲得了過去的幽默感。
因爲他們差點兒失去我，所以，我的朋友和家人現在終於可以敞開表達他們對我的印象和感想。因此，我經常覺得如同湯姆·索亞在參加他自己的葬禮[1]一般：這也是一種特殊的禮物。
有兩個詞一直在被重複：開朗和健談。幾乎每個人都會用類似這樣的詞彙來形容我。我一直不知道這兩個詞能在多大程度上說明我，而它們突然消失，會有多麼明顯。
我知道這個新的蘇珊娜很像過去的蘇珊娜。的確有一些變化，但這種變化更像是朝左邁了一步，而不是徹底顛覆。我說話又變快了，可以放鬆地工作，對自己的皮膚感到滿意，也能認出鏡子裏的自己。不過，當我把這個「後來的我」的照片，跟「以前的我」的照片進行對比時，當我凝視自己的眼睛時——我會發現，有些東西改變了，有些東西失去了，有些東西得到了。
當然，認出照片中的自己，並不能代表完全迴歸。我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自己了。當我想要找出現在的我跟過去的我之間的區別時，我的手會下意識地去摸頭頂那個不平坦的禿疤，那裏再也不會長出頭髮。我覺得，自己不可能再成爲以前的那個自己了，然而，這個新的蘇珊娜卻有着一些讓我害怕的地方。我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都會說夢話，我以前總來沒有這樣過。一天晚上，斯蒂芬被我的尖叫聲吵醒，「那裏有一盒牛奶，一大盒牛奶！」從某種角度看，這挺逗的，但是因爲我們經歷過的事情，這也有點兒嚇人。現在，我有了生病前的蘇珊娜所沒有的恐懼。
幾個月以前，一位憂心忡忡的父親給我打電話，給我講述他們女兒的近況，她的病情出現了惡化。他還跟我說了另一個女子的故事，她在幾年前就已經康復，但是最近在出國的時候又再次發作。患者中大約有20%會出現病情惡化的症狀，1像癌症一樣，它並沒有確定的緩和日期。在完全康復以後，可能明天就會復發，也可能5年後復發。那些並未患有畸胎瘤的患者，比如我，有着更高的復發概率。這種狀況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是，那些復發的患者似乎也有同樣概率的康復的可能。但這並沒有緩解我的擔憂。
最近，就在斯蒂芬和我在我們新澤西的新公寓裏看電視的時候，從視線的角落裏，我看見有個東西在地板上動。
「你看到那個了嗎？」我問斯蒂芬。
「看見什麼？」
「沒什麼。」我又瘋了嗎？難道就是這樣發生的？
接着，我又看到它了。這一次，斯蒂芬抓住他的鞋子，倒出了一隻2英寸長的蟑螂。
我生活在這種恐懼中。它並沒有控制我，也沒有消除我的決心，但是我卻與它共生。我採訪過的朋友和親戚，從來不會用「擔驚受怕」這個詞來形容我，但是，時不時地，當我乘坐地鐵，或者看到的光線比平常要亮的時候，我就會想：這是光嗎？還是我又要發瘋了？還有那些無法被觸及或者很難看出的更加微妙的變化呢？我問斯蒂芬，他現在有沒有發現我變了？他想了半晌，搖着頭說「沒有，我不覺得」，但他的語氣並不是很有把握。
那些跟我最接近的人，毫無疑問跟我一樣也發生了變化。斯蒂芬過去一直很懶，這讓我沒少操心。
「你帶手機了嗎？你要走多久？出發的時候給我打電話。」他會經常重複這些話，只要我不接電話，就會一遍遍地給我打電話、發短信。
出院以後很長時間，斯蒂芬都把我視爲一個精緻易碎的瓷器，他一直充當着我的保護人的角色，爲我遮擋外面世界的風風雨雨。
雖然我從表面上對此表示感激，但他一直守着這個角色不放的時候，也會讓我覺得有點兒煩。我怎麼能怪他呢？可是，我的確在怪他。接受這種類型的照顧，絕對不是我一貫的性格，通常我是一個非常自主、極端獨立的人。所以，我有時會故意跟他對着幹，在外面待到很晚也不給他打電話，他打來電話的時候，我會按下按鈕掛斷。
直到我開始像個成人一樣做事情的時候，斯蒂芬也纔開始把我當作成年人，慢慢地，我們的關係重新變得互相平等，進化爲一種積極的關係，跟我住院時形成的那種照顧與被照顧的關係截然不同。不過，當然，他也擔心，我懷疑這種情況或許永遠都不會改變。他的思緒也經常被拉回在我的地獄廚房公寓的那個夜晚，我翻起白眼，身體僵直，我們兩人的生活就此永遠改變。
當然，也有一些東西沒有變。我的父母在我住院期間，曾把彼此根深蒂固的敵意放在一邊，可等我回歸我自己之後，他們的關係也無法再維繫了。沒有了醫生的約診把他們連在一起，他們便回到之前習慣性的互相迴避之中，即便他們女兒差點兒死亡的經歷，也無法彌補他們之間的裂痕。
他們說，人是不會變的。我記得自己就要上六年級的時候，輔導員把我們叫到她的辦公室，跟我們講從小學到初中的轉變。她讓我從一個列有50個詞的單子裏，選出一個來描述自己上學第一天的感受。我當時選了「狂喜」這個表示張着嘴大笑的詞。輔導員對我的選擇感到詫異，這顯然不是一個尋常的選擇。那時我是狂喜的，那現在呢？我還會選擇這個詞嗎？還是我已經完全失去了這份激情？有一部分的我，沒有從災難中恢復過來嗎？
[1] 《湯姆·索亞歷險記》中的情節，湯姆和朋友離家出走，大人們找不到他們，以爲他們死了，爲他們舉行了葬禮。但他們在葬禮當天返回家中，目睹了自己的葬禮。——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