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赫塔爾的傷心故事
　　在哈立特帕夏商城門口，伊珂告別卡回了旅館。卡立刻上到二樓，但沒去繁榮黨黨部，而是在走廊裡混在失業者、店夥計和無所事事的閒人中消磨時間。他眼前老是出現教育學院院長被擊中後掙扎的情景，他感到一些後悔，還有一種犯罪感，他想給早晨見過面的警局副局長打電話，想給伊斯坦堡、《共和國報》，想給隨便認識的什麼人打電話，可是商城裡到處是茶館、理髮店，鬧哄哄的，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方打電話。
　　就這樣他走進了門口掛著「動物愛好者協會」牌子的地方。這裡有電話，但被人占著。現在卡也已經不確定自己想不想打電話了。卡從協會另一個半開的門走了進去，看到牆上貼著公雞的畫像，屋子正中是一個小的鬥雞臺。在這個鬥雞場裡，卡有些擔心地感到自己已經愛上了伊珂，這次愛情將決定他以後的生活。
　　一個對鬥雞感興趣的有錢的動物愛好者清楚地記得，那天卡進來後心事重重地坐在鬥雞臺邊的一個空位上。卡坐在那喝了杯茶，看了看用大寫字母寫的掛在牆上的鬥雞規則：
　　鬥雞未經主人同意不准參賽。
　　鬥雞連續倒地三次，不再抬頭，即是完全失敗。
　　距鐵折斷的情況下給時三分鐘時間包紮，雞爪折斷時給時一分鐘時間包紮。
　　若比賽中倒地的鬥雞被對手踩住脖子，應把雙方拉開，繼續比賽。
　　停電時停賽15分鐘，之後仍未來電則比賽取消。
　　兩點一刻卡從動物愛好者協會出來時，他正想著怎麼帶著伊珂逃離這個城市。繁榮黨的市黨部也在這一層，距離人民黨黨員、原市長穆扎菲爾先生的律師事務所兩個店鋪(中間是好友茶館和綠色裁縫鋪)，事務所現已熄了燈。早晨拜訪律師事務所的事對卡來說突然變得那麼遙遠，對自己仍處在同一幢樓的同一條走廊裡的事實感到吃驚的卡走進了黨部。
　　卡最近一次見到穆赫塔爾是在十二年前了。擁抱親吻後，卡發現他有了肚子，有些禿頭，頭髮也已灰白，實際上這和卡事先猜想的差不多。和大學時期一樣，穆赫塔爾沒什麼特點，嘴邊還是同以前一樣叼著根菸。
　　「教育學院院長被殺了。」卡說。
　　「還沒死，收音機裡剛說過，」穆赫塔爾說,「你怎麼知道的？」
　　「他和我們一樣在新人生糕餅店，伊珂在那裡給你打的電話，」卡如實地把事情細說了一遍。
　　「你們報警了嗎？」穆赫塔爾說，「之後你們做了什麼？」
　　卡告訴他，伊珂回家了，自己則徑直來到了這裡。
　　「離選舉還有五天，誰都知道我們會贏，政府為阻止我們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穆赫塔爾說。「我們黨在整個土耳其的政策就是為戴頭巾的姐妹們做主。現在那個不准女孩們進校門的傢伙被打死了，事發現場的目擊者也不報警就真接來到了我們黨部。」他用一種很客氣的語氣說：「請馬上在這裡給警局打個電話，告訴他們事情的經過。」他像個因自己的慷慨而感到自豪的主人一樣把話筒遞給了卡。卡一接過電話，穆赫塔爾就翻開本子撥了號。
　　「我認識警局副局長卡瑟姆先生。」卡說。
　　「你怎麼認識的？」穆赫塔爾的語氣中有一種令卡生氣的懷疑。
　　「早晨塞爾達爾先生先帶我去他那裡的。」卡正說著，接線的小姐已經接通了副局長卡瑟姆先生的電話。卡把在新人生糕餅店裡所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穆赫塔爾急切而又笨拙地向前跨出兩步，裝模作樣地把耳朵湊過來，想和卡一起聽聽那邊都說了些什麼。卡為了使他聽得更清楚，就把話筒朝他耳邊移了一下。現在他們能從自己的臉上感覺到對方的呼吸。卡不明白穆赫塔爾為何要同自己一起聽副局長說些什麼，但他覺得這樣會更好一些。卡又向副局長描述了兩次凶手矮小的體形特徵，而不是臉部特徵。
　　「您儘快到這裡來，我們錄一下口供。」警官語氣裡帶著好意。
　　「我在繁榮黨這裡，」卡說，「我一會兒就過去。」
　　沒聲音了。
　　「等等。」警官說。
　　卡和穆赫塔爾聽到警官移開話筒同什麼人低聲說著些什麼。
　　「別見怪，我問了問有沒有當班的車，」警官說。「這雪下個沒完了。我們一會派車過去，讓他們接您過來。」
　　「告訴他們你在這裡，這很好。」電話一放下，穆赫塔爾說道。「你說不說他們都知道。他們誰的電話都監聽。我剛才對你說話像是在怪罪你，但我不想讓你誤會。」
　　卡心中掠過了一絲憤怒，這種憤怒曾經是他針對那些將自己視為尼尚坦石的布爾喬亞、熱衷於政治的人們的。高中時，這些傢伙們互相攻擊，不停地陷對方於不仁不義之地。這種行動到後來成了一種遊戲，就是讓對方特別是政敵陷入成為警方走狗的境地。卡害怕自己哪天成了這樣的告密者，在警車上指認將被突襲搜查的房屋，因此他一直遠離政治。現在，正如穆赫塔爾成了極端宗教政黨的候選人，儘管做了件自己十年前也會蔑視的事情，可是不得不找理由和藉口說服自己的一方還是卡。
　　電話響了，穆赫塔爾擺出一幅鄭重其事的姿勢，為家電店在今晚直播中的廣告價格一事同邊境卡爾斯電視臺的一位負責人激烈地討價還價。
　　電話掛斷後，兩個人像相互間鬧翻了的小孩子一樣，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兩人都陷入了沉默，此時在卡的想像中，兩人談論起他們之間十二年來未曾談過的一切事情。
　　他想像中的對話開始是這樣的：「現在我們兩人都過著一種流亡生活，不是很成功，不是很如意，也並不很幸福，以此看來，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為詩人也並不說明什麼問題……政治陰影也因此老是這麼籠罩著我們。」說完這些話之後，在想像中兩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會談到：「在詩中找不到足夠的幸福，那就需要政治的陰影了。」卡現在更加看不起穆赫塔爾了。
　　卡提醒自己，穆赫塔爾因為正處於競選勝利前夕而洋洋得意，自己在土耳其也還算是個中流詩人——比沒有名氣稍好一些——也有那麼一點點得意。但正如兩個人永遠不會承認這種得意一樣，對於一個重要的問題，也就是對生活的不滿，他們之間永遠不會相互傾訴。這就是最糟糕的，他們接受了生活中的失敗，習慣了世上這種無情的不公。而要擺脫這種境地，兩個人卻都需要伊珂，這讓卡感到了恐懼。
　　「今晚，在市電影院你要朗誦你的新詩？」穆赫塔爾似笑非笑地說。
　　卡充滿敵意地盯著這個曾經和伊珂結過婚的人的淡褐色的眼睛，這雙眼睛漂亮可是卻沒有真正的笑意。
　　「在伊斯坦堡見到法赫爾了嗎？」穆赫塔爾說，這回笑得比較明顯了。
　　這次卡也能同他一起笑了。微笑中帶有種溫柔，帶有種敬意。法赫爾和他們年齡一樣大，二十年來一直是西方現代詩的毫不妥協的捍衛者。他曾就讀於聖·約瑟夫大學，據說他那個有錢的瘋祖母還是宮廷出身，每年他從祖母那裡拿錢去趟巴黎，在聖日耳曼的書店裡買一行李箱滿滿的詩集再回到伊斯坦堡，在自己出版的雜誌上，在那些他想辦好卻辦砸了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詩集上，他發表這些詩的土耳其語譯文，也發表一些自己的詩和其他土耳其現代派詩人的作品。這是法赫爾令人敬佩的方面，另一方面，他的譯作語言矯揉造作，而且他自己寫的詩也深受這些詩人們的影響，缺乏靈感，糟糕並且令人費解。
　　卡在伊斯坦堡沒能見到法赫爾。
　　「有段時間我非常想讓法赫爾認同我的詩，」穆赫塔爾說。「但他認為像我這樣的一些詩人不是致力於純粹意義上的詩，而是致力於民歌民謠這種『地方美學』，因而非常瞧不起我們。這麼多年過去了，發生了軍事政變，大家進了監獄又出來了，我也和大家一樣從一處到另一處，像無所事事的人似的飄移不定。那些我當作榜樣來學習的人變了，那些我想讓他們認同我的人消失了，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在詩中，我所追求的都沒能實現。相對於在伊斯坦堡過那種痛苦、不安和貧窮的日子，我選擇了返回卡爾斯，繼承了我曾引以為恥的父親的店鋪。所有這些並沒有使我幸福。我瞧不起這裡的人，就像法赫爾對我的詩那樣，見到這些人就讓我倒胃口。卡爾斯這個城市也好，這裡的人們也好，似乎都不是真實的。這裡的人們要嘛對死亡充滿好奇，要嘛就想抽身而去。但我實在是無處可去了。好像我被放逐在了歷史之外，被文明拋棄了。文明距我是那麼遙遠，我簡直無法追趕上它。我想有個孩子，讓他做我想做卻沒能做到的事，讓他不受到任何壓力，有朝一日成為一個西化的、現代的和有獨立人格的人，但真主連這都沒有賜給我。」
　　穆赫塔爾三不五時似乎因為那來自內心的光明而面帶微笑地自嘲著，卡很喜歡看到他這個樣子。
　　「每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為了不和我美麗的妻子伊珂吵架，我很晚才回家。那是一個連飛鳥都會被凍死的寒冷的夜晚。很晚了，我最後一個從綠園酒館出來，朝家裡走去。那時我和伊珂住在奧爾都大街。雖說是不到十分鐘的路，但在卡爾斯來說算是遠的了。拉克酒喝得太多，沒走幾步路我就找不著家了。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寒夜裡，卡爾斯完全就像是一個被拋棄了的城市，我去敲一些屋子的門，這些屋子要嘛是八十多年來沒人居住的亞美尼亞人的，要嘛裡面的人躲在一層層被子下，像冬眠的動物一樣，不想離開他們藏身的那個窩。」
　　「我突然喜歡起這座城市被拋棄而空無一人的這種樣子了。因為酒精和寒冷，一種甜甜的睡意在我身上蔓延開來。我也暗下決心拋棄這種生活，剛走三五步就躺在了一棵樹下的冰冷人行道上，開始等待睡意和死神的來臨。天那麼冷，喝醉酒後被凍死也就是三五分鐘的事情。當溫柔的睡意在我的血液裡延伸開來的時候，我的眼前出現了那個我怎麼也無法得到的孩子。我欣喜若狂：是男孩，已經長大了，繫著領帶；他的樣子不像我們繫著領帶的那些公務員們，而是像歐洲人那樣。他正準備跟我說些什麼的時候，突然停了下來，吻了一個老人的手。那個老人身上散發著神奇的光芒。正在此時，在我躺著的地方有一束光射進我的眼睛，喚醒了我。帶著悔恨，帶著希望，我站了起來。我看到不遠處有扇敞亮的門，有人進進出出。我聽從來自內心的聲音，跟在了這些人後面。他們扶著我，把我攙進了這個明亮、溫暖的屋子裡。這裡的人們不像一般卡爾斯人那樣對生活喪失了希望，也不像他們那樣麻木；這裡的人們是幸福的，他們也是卡爾斯人，甚至其中的有些人我還認識。聽說庫德教長薩德亭老爺有一個祕密布道的地方，我明白了這所房子就是他的祕密寺院。我聽說，在一些公務員和日漸增多的富有追隨者的邀請下，教長從山上的村莊來到了卡爾斯，吸引那些貧窮、失業和不幸的卡爾斯人參加他在寺院裡的宗教儀式，可是我以為警察不會允許這種針對共和國的敵對行動，所以我也就沒怎麼在意。現在，我眼含著淚水登上樓梯去教長那裡尋求幫助。多年來我一直暗暗懼怕的、在我作為無神論者那些年裡認為是軟弱和落後表現的事情發生了：我回歸了伊斯蘭教。其實我一直對這位落後保守的教長心有畏懼，他就像漫畫裡畫的那樣留著絡腮鬍子，穿著長袍。當我自願走上樓梯的時候，我竟號啕大哭了起來。教長是個好人。他問我為什麼哭。當然，我不會說：『我哭是因為自己竟與落後的教長和他的追隨者們同流合汙了。』另外，我為從自己嘴裡散發出濃重的拉克酒味而感到羞愧。我說我的鑰匙丟了。我腦子裡突然想到我的鑰匙串應該是掉在了我躺著等死的那個地方。他身邊的那些喜歡諂媚的追隨者們立刻指出鑰匙象徵著什麼，而教長卻派他們去街上找我的鑰匙了。當只剩下我們兩人的時候，他溫和地對我微笑。我內心平靜了下來，因為我知道，他就是剛才我在夢中見到的那位好心的老人。」
　　「他似乎就是我心目中的聖徒，面對他，我心中湧起了一股衝動，我吻了他的手。他做了件令我非常吃驚的事。他同樣也吻了我的手。多年沒有感受到的一種平靜在我心中鋪撒開來。我頓時覺得同他可以無話不談，可以告訴他我的一切。儘管我過去在毫無信仰的那些年裡深知真主的存在，但他卻可以指點我走上信仰至高至大的真主的正途。這在當時就令我感到幸福無比。他找到了我的鑰匙。那天夜裡我回家睡了個好覺。第二天一早我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我隱約記得所發生的事，但我不想去回憶。我暗自發誓再也不去那寺院了。我老擔心在什麼地方會碰見那晚在寺院見到我的那些教長的追隨者們，鬱悶極了。但一天夜裡，從綠園酒館回家的時候，不由自主地，我又去了那個地方。儘管白天時，我後悔痛苦，可晚上我還是去了那裡。教長讓我緊靠著他坐，傾聽我的苦惱，用真主之愛填充了我空虛的心。我盡情地哭泣，這使我感到平靜。白天，為了掩飾這一切，我手裡拿著我所知道的最世俗的報紙《共和國報》，抱怨國家的敵人宗教狂熱分子們到處蔓延，四處詢問阿塔圖爾克思想協會為什麼不開會。」
　　「這種雙重生活就這麼一直持續著，直到一天夜裡，伊珂問我：『是不是另外有女人了？』。我哭著告訴了她一切。她也哭著問我：『你成宗教分子了嗎？你要讓我包住頭嗎？』我發誓根本不會有這種打算。我覺得我們之間存在的問題可能是貧窮造成的，我便告訴她說店裡的生意一切正常，儘管經常停電，但新型的阿爾切利克電烤爐賣得還不錯，讓她安心。實際上能在家做禮拜讓我很高興。我從書店買了本禮拜指南。我開始了一種嶄新的生活。」
　　「當我平靜下來之後，一天夜裡，憑著突發的靈感我寫了首長詩，講述了這所有的痛苦、羞愧，講述了心中不斷昇華的對真主的敬愛、寧靜，講述了我第一次登上教長那通向幸福的樓梯以及鑰匙的真實含義和比喻含義。簡直完美無缺。我發誓，它並不比法赫爾翻譯的最新、最時髦的西方詩歌遜色。我把這首詩隨信一同寄給了他。等了六個月，卻沒能在正排著版的雜誌《阿基留斯之筆》上發表。在等待的這段時間裡，我又寫了三首詩。每隔兩個月我寄出一首。耐心地等了整整一年，一首都沒有發表。」
　　「那個時期，我的痛苦不是沒有孩子，也不是伊珂對伊斯蘭教教規的抵制，也不是我那些世俗主義和左派朋友們知道我成了宗教分子後對我的鄙視。而實際上像我這樣狂熱地回歸伊斯蘭教的大有人在，他們對我也並沒有太在意。最使我受不了的是寄到伊斯坦堡的詩杳無音信。每個月初，新一期雜誌出來前，我總是坐臥不寧，不知道怎麼打發時間，每次都安慰自己我的詩一定會在這個月發表。在這些詩裡我所描述的真實只有西方詩歌裡的真實能與之媲美。我想在土耳其也只有法赫爾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遭遇到的不公和我的憤怒開始毒害伊斯蘭教帶給我的幸福。在清真寺裡做禮拜時，我老是想著法赫爾，我還是不幸福。一天夜裡，我決心把我的苦惱告訴教長，但他不明白什麼是現代詩，不知道勒內·夏爾(René Char，20世紀的法國詩人)，不理解一分為二的句子，不知道馬拉美(艾提安·馬拉美，19世紀法國詩人)和朱伯爾，不知道空的詩行所表現的沉默的含義。」
　　「這動搖了我對教長的信任。事實上，很長時間以來，除了對我重複『你的心要保持純淨。』『真主保佑，憑著對真主的愛，你能擺脫這些痛苦。』等八九句話外，他沒什麼新東西。我不是想否認他，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只不過他的知識太簡單。在我沒有信仰的那些年裡遺留下來的半理性主義半功利主義的內心魔鬼又開始糾纏我了。類似我這樣的人，只有在一個政黨裡，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為了一項事業努力工作，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靜。因此，我明白了，來到這裡，到這個政黨，給我比教長那裡更深刻、更有意義的一種精神生活。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那些年裡掌握的關於政黨的一些經驗，對於身在這個重視宗教和精神的政黨裡的我來說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什麼作用？」卡問道。
　　停電了。兩人陷入了一段長時間的沉默。
　　「停電了。」穆赫塔爾用一種神祕的語氣說道。
　　卡沒有回應他，在黑暗中一動不動地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