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納伊·扎伊姆的軍人事業和現代戲劇事業
　　卡在國立醫院太平間指認了其中一具屍體，就此匆匆忙忙做了筆錄，卡在上面簽了名。卡和鷹鉤鼻坐上同一輛軍用卡車，膽小的狗閃到一邊，看著他們沿著空蕩蕩的街道走著，街上掛滿了競選海報和反對自殺的宣傳畫。往前走著，卡可以看到原本拉著的窗簾拉開了縫，玩遊戲的小孩子們和父親們向經過的卡車投來了好奇的目光，但此時卡的心思完全不在這裡。奈吉甫的臉，直挺挺躺著的姿勢總是出現在他眼前，揮之不去。他想到了旅館伊珂會安慰他的，可是卡車經過空曠的城市廣場後，來到阿塔圖爾克大街的盡頭，在與民族劇院隔兩條街的一棟樓前停下，這樓是俄羅斯時期留下的，約有九十年歷史。
　　這是個單層別墅，來卡爾斯的第一個晚上，它的美和頹敗使卡傷感不已。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以後，共和國初期，同蘇聯做木材和皮革生意的著名商人瑪盧夫先生和他的家人在這裡度過了二十三年的奢侈生活，他們擁有很多廚師、傭人、馬拉雪橇和馬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開始，國家安全部門以間諜罪指控這位在卡爾斯和蘇聯做生意的著名富商，拘捕他，折磨他，最後，他和他的家人一去杳無音信，消失了，別墅也沒了主人，因為財產官司空閒了近二十年。20世紀70年代，這裡被一個手拿棍棒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占領，他們把這裡當成了總部，一些政治謀殺就是在這裡策劃的(市長、律師穆扎菲爾先生倖免於難，但也受了傷)。1980年軍事政變後裡面又被清空了。再後來一個聰明的冰箱、火爐銷售商買下了旁邊小商鋪，並把這裡變成了他的倉庫。三年前又有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企業家，帶著他在伊斯坦堡和沙烏地阿拉伯做裁縫存起來的錢，回到家鄉，把這裡變成了他的縫紉作坊。
　　卡一進去，就在畫著玫瑰的橘紅色壁紙的柔和光線下看見了像奇怪刑具一樣的一臺臺鈕釦機、笨重的舊式縫紉機和掛在牆上的大剪刀。
　　蘇納伊·扎伊姆身上穿著卡兩天前第一次見到他時穿的那件舊大衣和毛衣，腳上穿著軍用皮靴，手指夾著根不帶過濾嘴的香菸，在房間裡來回踱步。一見到卡，就像是見到親密的老朋友似的，面帶喜色，跑過來擁抱卡並親了親他的臉。這親吻，正如在旅館的那個「牲口販子」的親吻一樣，都帶有些「願政變給國家帶來好運！」的味道，也有讓卡感到訝異的過於友善的一面。卡後來解釋這種友善是因為兩個伊斯坦堡人在像卡爾斯這麼貧困偏遠的地方，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見面所造成的，但卡也明白其中一些困難條件正是蘇納伊·扎伊姆自己製造的。
　　「憂傷的黑暗之鷹每天都在我心裡舞動翅膀，」蘇納伊說，他用一種神祕的語氣驕傲地說：「但是我不會動搖，你也要堅持住。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卡，在大窗戶射進來的雪光下，看見了高高的天花板各個角落裡的浮雕和一隻很大的爐子，它們像是在訴說著當年的奢華。寬敞的屋子裡手拿無線對講機的人們，不斷打量自己的兩個大塊頭衛兵，朝走廊開的門邊那張桌子上的地圖、武器、打字機和文件，所有這些讓他馬上明白了這裡就是「革命」的指揮中心。蘇納伊手裡還有相當多的部隊。
　　「曾幾何時，那是我們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蘇納伊在屋裡邊走邊說,「在最偏遠、最貧窮、最卑賤的邊境小城裡，當我知道在那裡別說演戲的地方，就連晚上能歇個腳的旅館都找不著，而且老朋友早就離開了的時候，憂傷之情開始在我心裡慢慢萌動。為了不被它俘獲，我四處奔波，我在想這些地方有沒有對現代藝術，對來自現代世界的我們、這些信使們感興趣的人，於是我挨家挨戶地去拜訪那些醫生、律師和教師們。當我了解到我知道的唯一的地址早已沒人住了的時候，當我明白警察根本就不允許我們演出的時候，當最後一線希望，為了徵得允許想同縣長見面都遭到了拒絕的時候，我知道內心裡的黑暗要造反了。那時，在我胸中打瞌睡的鷹開始慢慢地張開翅膀，為了扼殺我，它開始騰空了。那時，我就在世界上最寒磣的茶館，如果連這也沒有的話，就在長途車站的入口處找個高處，有時因為火車站站長看上了我們劇組的哪個小姐，憑這個關係在火車站，在消防站，在小學的空教室裡，在大排檔，在理髮店的櫥窗裡，在旅店的臺階上，在牲口棚裡，在人行道上演我的戲。我絕不向憂傷投降。」
　　馮妲·艾塞爾從朝向走廊的門走了進來，蘇納伊從「我」過渡到了「我們」。這對夫妻間的關係是如此親密，卡沒有從這一過度中感覺到絲毫做作。蘇達·艾塞爾那龐大的身軀優雅地靠近卡，匆匆地和卡握了握手，低聲跟丈夫說了幾句話又匆忙離開了。
　　「那是我們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蘇納伊說。「所有的報紙都在說我們在這個社會、在安卡拉和在伊斯坦堡的那些混蛋們的眼裡已經失寵了。在我抓住生活中——只有幸運的天才才會擁有——最重要的機會，是的，正是我要以我的藝術來與歷史潮流作抗爭的時候，突然一切都從我的腳底下抽走了，我一下子掉進了最貧窮的泥潭。在那裡我也沒有退縮，但是我在與憂傷搏鬥。就算我還要在這泥潭裡陷得再深一些，身處在這骯髒、卑賤、貧窮和無知之中，我也從來沒有喪失信念，相信自己會得到那真正的材料，相信自己會得到那顆巨大的珠寶。你為什麼要害怕呢？」
　　走廊裡出現了一名身穿白袍的醫生，手裡提著公事包。他裝出一副緊張的樣子取出血壓計給蘇納伊紮好，這時蘇納伊看著從窗戶照進來的白光，神情中充滿了「悲劇」色彩。卡想起了他在80年代初「在社會中失寵」的歲月。但卡記得更清楚的是蘇納伊在70年代所扮演的一些使他名聲大振的角色。在左派政治戲劇的黃金時代，使蘇納伊從那個年代許多小劇組中脫穎而出的，是他演員的天分和勤奮，但更是觀眾在他主演的一些作品中從他身上感覺到的天生的領袖氣質。年輕的土耳其觀眾非常喜歡蘇納伊，因為他在戲劇中將一些歷史上的鐵腕人物，比如說拿破崙、羅伯斯庇爾或是恩維爾帕夏之類的激進派革命分子或是與他們相類似的一些本地的英雄人物演得活靈活現。高中生們、大學生中的「進步分子」們含著熱淚、熱烈地鼓著掌看著他用高昂而有感染力的聲音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訴苦，即使捱了暴政者們的耳光，他還是驕傲地抬起頭說：「這個帳總有一天要算的」。在最困難的日子(一定會進監獄)他滿懷仇恨地咬緊牙關，鼓勵同伴們，但是在需要的時候，為了人民的幸福，即便會讓自己的內心十分痛苦，他也會無情地使用暴力。特別是戲快結束時，取得政權後，在懲罰那些壞蛋時表現出來的那種果決，據說有他所受軍事教育的痕跡。他曾在庫萊利軍事高中學習過。因為他划著船跑到伊斯坦堡，在貝尤魯的劇院裡消磨時間，還因為他在學校試圖偷偷上演一部名為「冰消融之前」的戲，在最後一年被開除了。
　　1980年的軍事政變禁止上演此類左派政治戲劇，為了慶祝國家百年誕辰，準備拍攝一部用於電視放映的關於偉大的阿塔圖爾克的電影。在過去，從沒有人想到過由土耳其人來扮演這個黃頭髮、藍眼睛、西化的偉大英雄，在這部一直沒有開始拍攝的民族影片中，關於主角，人們想到的只是勞倫斯·奧立佛、科德·尤根斯、查爾頓·赫斯頓等西方演員。這次《自由報》介入了這件事，它提出阿塔圖爾克「已經」可以由土耳其人扮演了，它的這個觀點立刻得到了公眾的認同。另外它還發出公告說，阿塔圖爾克由誰來扮演將由讀者決定，讀者可以填好附在報紙上的調查表，剪下後寄到報社。在評審指定的所有候選人中，經過一個長時間的民主的自我宣傳階段之後，民眾開始了投票，蘇納伊從投票開始後的第一天就遙遙領先。土耳其觀眾馬上就發現，演了多年激進分子角色、英俊瀟灑、不怒自威、令人信服的蘇納伊能夠再現阿塔圖爾克。
　　蘇納伊所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把民眾對他的投票過於當真了。三天兩頭地出現在電視或報紙上向民眾發表講話，還讓人拍反映他和馮妲·艾塞爾幸福生活的照片。他把自己的家庭、日常生活和政治觀點公之於眾，想證明自己配得上演阿塔圖爾克，自己的一些愛好和性格(拉克酒、跳舞、衣著考究和高貴優雅)和「他」也是相似的，照相時他手拿著阿塔圖爾克語錄擺著各種姿勢，顯得他好像已經讀過很多遍了似的。(有個最早出來攻擊他的專欄作家嘲諷他所讀的語錄不是原文的，而是土耳其語縮寫本，蘇納伊馬上從圖書館借來原文照了相，可惜的是儘管他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最終也沒能在同一份報紙上登出相片。)他參加各種展覽的開幕式、音樂會、重要的足球賽，不論什麼時候、對任何人包括什麼問題都問的三流記者們，他都會就阿塔圖爾克和繪畫、阿塔圖爾克和音樂、阿塔圖爾克和土耳其體育等問題發表見解。他希望受到所有人的喜歡，這是與他激進主義者身分不相稱的。他還接受了敵視西方的《宗教分子》報紙的採訪。在這些採訪中，在回答一個並不是太具有挑釁性的問題時他說：「當然有朝一日，如果大家認為我合適，我也可以演先知穆罕默德。」這次倒楣的講話成了他把事情弄得亂七八糟的第一步。
　　伊斯蘭政教徒的一份小報上寫道，沒有任何人能演偉大的先知。這份憤怒的報紙先是寫他「對我們的先知不敬」，接著又寫「他攻擊了我們的先知」。軍人們對此不聞不問，滅火的任務就落在蘇納伊的頭上了。為了平息眾怒，他手裡拿著古蘭經想對保守的讀者們表示他是多麼熱愛先知穆罕默德，而實際上穆罕默德也是很現代的。對他這個「選出來的阿塔圖爾克」本來就很窩火的信仰凱末爾主義的專欄作家們這下抓住了機會，他們開始寫道：阿塔圖爾克從來不向宗教分子們、不向宗教狂們討好賣乖。他那張做出虔誠姿態、手拿古蘭經的照片在支持軍事政變的報紙上反覆登載著，還寫著「這是阿塔圖爾克嗎？」而伊斯蘭宗教媒體不純粹是為了跟蘇納伊糾纏，更多的是出於自衛的目的，也開始反擊了。他們開始在報紙上登他喝著拉克酒時拍的照片，並且加上了「他也和阿塔圖爾克一樣是個喝拉克酒的人！」或者是「是這人要演我們的先知嗎？」等小標題。這樣，在兩個月裡，伊斯坦堡的媒體由於他的原因，燃起了伊斯蘭宗教分子和世俗主義者之間的辯論大戰，但持續時間並不很長。
　　一週之內，報紙上刊登了許多蘇納伊的照片：許多年前他在一個廣告片裡大口大口喝啤酒的鏡頭，年輕時在一部電影中捱揍的鏡頭，他在鐮刀斧頭旗前握著拳頭宣誓的鏡頭，他看著妻子和別的男人因為角色的需要親吻時的鏡頭……他妻子是同性戀，他還和過去一樣是共產主義分子，在地下色情電影裡當配音演員，為了錢他不光會演阿塔圖爾克，他還會演各式各樣的角色，他實際上是為了東德提供給他的錢才演的布萊希特的戲劇，軍事政變之後報怨土耳其政府虐待「從國外來考察的瑞士某協會的婦女」，等等。有關他的這些傳言在報紙上長篇累牘地報導著。這些天裡,「一個軍銜很高的軍官」把他叫到了總參謀部，很直截了當地告訴蘇納伊，讓他退出競選。這個軍官不是那種好心腸、做事周到的人，而是那種比「公眾關係科」的人態度更加堅決、愛戲弄人的人。那種好心腸、做事周到的人可以把那些對軍人干預政治進行間接批評、自以為是、傲慢的伊斯坦堡記者叫到安卡拉，首先是一頓痛罵，看到他們傷心痛哭之後再拿出巧克力來招待他們。他看到蘇納伊既難過又害怕時，態度並沒有變得緩和，相反，他諷刺這位「選出來的阿塔圖爾克」的相片表明了他的政治觀點。兩天前，蘇納伊回他出生的那個小鎮做個短暫的訪問，在那裡他像是個受人愛戴的政治人物，受到車隊、上千名失業者和菸草工人的熱烈歡迎。在熱烈的掌聲中他爬上小鎮廣場上的阿塔圖爾克雕像，握住了阿塔圖爾克的手。對他的這一興致，伊斯坦堡的一個流行雜誌問他：「有朝一日您會從舞臺轉向政治嗎？」他回答說：「只要人民願意！」總理府發布公告說,「目前」關於阿塔圖爾克的電影推遲拍攝了。
　　蘇納伊非常有經驗，完全可以從這糟糕的失敗中走出來，可實際上是事情後來的發展給了他重重一擊：為了確保能演這個角色，一個月中他在電視上如此頻繁地露臉，所有人都認定他那非常熟悉的聲音就是阿塔圖爾克的聲音，因此電視臺不再讓他做配音演員了。讓一個失敗的阿塔圖爾克手裡掂著油漆桶刷牆，或者讓他說對銀行感到非常滿意，總會使人覺得有些奇怪。過去廣告商們經常讓他在廣告裡扮演聰明能幹的父親角色，這些父親通常都會選品質好又耐用的商品，現在連這些人也不理睬他了。但真正糟糕的是，那些對報紙上寫的所有東西都信以為真的人相信他是阿塔圖爾克和宗教的敵人，有些人相信他對他妻子和別的男人接吻毫不介意。所有的傳言，大家認為多少還是有些根據的，無風不起浪嘛。所有這一切也使得來觀看他們演出的觀眾人數急劇減少。走在街上，會有許多人攔住他，對他說：「真可恥！」有個宗教學校的學生相信蘇納伊詆譭了先知，加上也想在報紙上露露臉，便在一次演出時突然登上舞臺，向他亮出了匕首；還有一些人向他的臉上吐了口水。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五天之內發生的。之後，夫妻兩人突然消失了。
　　後來有很多傳言，比如有人說他們去了柏林，在布萊希特柏林人演出團以學習戲劇為名，實際卻接受了恐怖主義教育；還有人說他們靠法國文化部的援助，在伊斯坦堡謝希里區一家法國人開的「和平」精神病院裡待著，等等。事實上是，他們躲在了馮妲·艾塞爾的畫家母親位於黑海岸邊的家裡。第二年，他們在安塔利亞一個普通酒店裡找到了事做，當起了「演職人員」。早晨在沙灘上，跟德國雜貨店老闆們和荷蘭遊客們一起玩排球；午後，他們穿上卡拉格茲和哈吉瓦特(土耳其民間皮影戲中的兩位主人翁)的服裝，說著蹩腳的德語，逗孩子們玩；晚上，他們又成了國王和跳肚皮舞的王后，一起登臺表演。馮妲·艾塞爾在以後的十年裡，在那些小鎮上，提高了她的肚皮舞水準，但是她的肚皮舞是在這裡開始的。蘇納伊對這個小丑行當忍受了三個月。有一個瑞典理髮師，總是在舞臺上說一些關於後宮和戴非斯帽的土耳其人的玩笑，早晨也總想在沙灘上開這種玩笑。一天早晨在沙灘上，在遊客們的眾目睽睽之下，他將那個和馮妲·艾塞爾打情罵俏的理髮師揍了個半死，遊客們都嚇傻了。後來，聽說他們在安塔利亞和周圍的一些地方，在一些婚禮和娛樂晚會上做主持人，當舞蹈演員和「戲劇演員」。蘇納伊先是為狂熱地模仿伊斯坦堡原唱的庸俗歌手、吞火的雜耍者、三流的喜劇演員們當主持，就婚姻機構、共和國和阿塔圖爾克發表簡短的一段講話，之後是馮妲·艾塞爾的肚皮舞，接下來是兩個人非常嚴肅地從馬克白中挑選一個類似於國王被殺這樣的八到十分鐘的片段進行表演，贏得了不少掌聲。他們後來在安納多魯巡迴演出的劇組最初的核心就是在這裡形成的。
　　量完血壓，衛兵拿過對講機，蘇納伊給什麼人下達了命令，然後馬上看了看放在面前的一張紙條，他厭惡地皺起眉頭：「所有人都在相互出賣。」他說，多年來在安納多魯偏遠的小鎮巡迴演出的時候，他看見這個國家所有的男人都因為憂鬱而已經麻木了。「他們整天無所事事地在茶館裡坐著。」他說,「每個鎮都有上百人，整個土耳其則有幾十萬、幾百萬失業、失敗、絕望、麻木和可憐的人。他們，我的兄弟們，沒有了拾掇自己的力氣，沒有了要把身上那油乎乎的夾克的鈕釦扣上的願望，沒有了動動手臂和手的力量，沒有了從頭到尾聽完一個故事的注意力，就連聽完笑話後笑的力氣都沒有了。」他還說，他們大部分人因為不幸而無法入眠；他們喜歡吸菸是因為這樣可以自殺；大部分人一句話才說了一半，就知道所說的話毫無意義而閉口不言了；看電視不是因為喜歡哪個節目或是為了消遣，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周圍其他的憂愁；實際上他們想死，但又覺得自己不值得自殺；選舉中為了得到應得的報應，他們把票投給了最卑鄙的黨的最無恥的候選人；他們寧可選擇言必稱懲罰的軍人政變者，也不選擇不斷空頭許諾的政客。走進房間的馮妲·艾塞爾也說，他們的妻子們不得不照顧一大堆本來不該生這麼多的孩子，為了掙幾個銅板，她們在自己丈夫都不知道的一個什麼地方當傭人、當菸草工人、當織地毯工或者是當病人看護。如果不是這些大聲斥罵著孩子、痛哭著維繫生活的婦女，遍布安納多魯的、這些看上去沒多大區別的上百萬的男人們，這些穿著骯髒的襯衫、邋遢、無所事事的男人們，會像在冰天雪地的夜裡凍死在街角的那些乞丐一樣，會像那些出了酒館掉進溝渠裡死掉的醉鬼一樣，或者像那些穿著睡衣、踢拉著拖鞋、被家人打發去買麵包而迷了路的痴呆老大爺們一樣，在這個世界上消失。然而他們，在「這個可憐的卡爾斯城」，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他們唯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欺壓他們虧欠了一生的、曾經深愛過的妻子。
　　「在安納多魯，我把自己的十年給了這些不幸的兄弟們，為的是讓他們從這憂鬱之中走出來，」他毫不自憐地說,「他們多次把我們當成共產主義分子、西方間諜、變態、耶和華的證人、皮條客和娼婦，把我們關進去，折磨我們，毆打我們。他們想奪走我們的尊嚴，諷刺挖苦我們。但是，他們也學會了喜歡我的戲劇和我們劇組帶來的幸福和自由。現在是我抓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機會的時候，我絕不能手軟。」
　　房間裡進來了兩個人，其中一人又把對講機遞給了蘇納伊。卡從對講機的通話中聽到，蘇卡坡街區的一個棚屋已被包圍，有人從裡面向外開火，屋子裡有一個庫德游擊隊員，還有一家人。對講機那邊還有一個正在下達命令的、被稱為「長官」的軍人。一會兒，這個軍人，不是用一種和革命領導人講話的語氣，而是跟同學說話似的告訴蘇納伊關於某個問題的具體情況，然後問問他的意見。
　　「在卡爾斯有不到一個旅的兵力，」蘇納伊發現卡在留意他們通話，便說道,「冷戰時，政府為了防備俄國人的進攻，把主要兵力都放在了薩勒卡莫什。這裡的兵力只不過是在剛開戰時用來拖延俄國人的。現在主要是用來守衛與亞美尼亞交界的邊境。」
　　蘇納伊告訴卡說，前一天夜裡他和卡從同一輛埃爾祖魯姆來的長途汽車上下來後，在綠園餐館見到了有將近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奧斯曼·努里·喬拉克。是他在庫萊里軍事高中時的同學。那時他是在庫萊里唯一一個知道皮蘭德羅(路伊吉·皮藍德羅，Luigi Pirandello，1867—1936，義大利劇作家、小說家，193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沙特的戲劇作品的人。「他沒能像我一樣因為不守紀律而被學校開除，可是他也沒有全心全意地投入軍事。這樣一來，他就沒能當上參謀。也有人說因為他個子矮，不會有前途。他脾氣暴躁，性格陰鬱，但我想這不是因為職業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妻子帶著孩子棄他而去的緣故。因為孤獨、無所事事和小城裡的流言蜚語，他感到很空虛，當然，製造流言最多的還是他自己。革命後我對地下屠宰場、農業銀行貨款和古蘭經培訓班這些事情進行干預，這些都是在餐館時他先提起來的。他喝得有些多了。見到我他很高興，他抱怨孤獨。他抱歉地說自己不得不早點走，又有些自誇地說，那天夜裡他成了卡爾斯的最高長官。旅長帶他妻子去安卡拉看關節炎了，副旅長中校去薩勒卡莫什參加一個緊急會議，市長在埃爾祖魯姆。他集所有大權於一身。雪還沒有停，很顯然，同每個冬天一樣，路還要封閉幾天。我立刻明白了這是我人生的轉機，我又給我的朋友叫來了一杯拉克酒。」
　　事後，根據安卡拉派來的少校特派員所作的調查，卡剛才在對講機裡聽到說話的正是蘇納伊軍事高中的同學奧斯曼·努里·喬拉克——或是像蘇納伊稱呼他的那樣，喬拉克——他先是把這個奇怪的軍事政變當成了一個笑話，一個酒桌上的異想天開，甚至他還開玩笑說大話，說用兩輛坦克就可以把事情解決掉。後來，在蘇納伊的堅持下，為了不使自己被看作懦夫，另外他也相信安卡拉方面會對事情的後果表示滿意，所以他做了這件事情，而並非是出自個人恩怨和自身利益。(根據少校的報告，可惜的是「喬拉克」連這條原則也違背了，他為了一個女人，襲擊了共和國街區一個信仰阿塔圖爾克主義的牙醫的家。)革命僅用了半個營的兵力來突襲學校和搜查可疑分子的家，動用了四輛卡車，兩輛因缺少配件需謹慎駕駛的T—1型坦克，除此之外沒再動用一兵一卒。如果不算上負責承辦「無名肇事者事件」的「鐵臂」和他的同夥組成的「特別分隊」，實際大部分事情，早都已經被國家情報局和警察局一些勤奮的職員們做完了。在這種特別時期，他們早就對整個卡爾斯瞭如指掌，而且城市裡每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他們的線人。這些人早在政變還在籌劃的時候，就得到了消息，還四處放風說在民族劇院有世俗主義的演出，他們是如此的興奮，還發電報給不在卡爾斯請假在外的同事們，讓他們趕緊回來，不要錯過這場好戲。
　　這時，從接下來的對講機通話中，卡得知蘇卡坡街區的衝突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先是從對講機裡傳來了三聲槍響，幾秒鐘後，才從積著雪的山谷傳來聲音已減弱了的槍聲，卡覺得對講機裡放大了的聲音更美妙一些。
　　「不要過於殘酷，」蘇納伊衝著對講機說,「但得讓他們知道革命和國家是強大有力的，不會向任何人讓步。」他用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摸著下巴，這是一種沉思的方式，這種姿勢是如此的特別，卡想起蘇納伊在70年代中期一部歷史劇中曾經說過同樣的話。現在他不像過去那麼英俊瀟灑，他疲憊又憔悴。他從桌上拿起一個40年代留下來的軍用望遠鏡，披上他那件陪他在安納多魯巡迴演出了數十年的破舊的厚大衣，戴上羊皮帽，挽著卡的手臂來到了外面。寒冷突然讓卡感到了一種震撼：人類的願望和夢想、政治和陰謀在卡爾斯的寒冷面前顯得多麼渺小和微弱。同時，他發現蘇納伊的左腳比他之前以為的更跛。走在大雪覆蓋的人行道上，空蕩蕩、雪白的街道，整個城市只有他們在這裡走動，這讓卡感到很高興。這不僅是因為雪中美麗的城市、古老而空蕩的建築帶給了人一種生活的樂趣和愛的願望，還因為卡與權力近在咫尺時感受到的滿足。
　　「這裡是卡爾斯最美麗的地方，」蘇納伊說,「這是我和我的劇組十年來第三次來卡爾斯。每次，傍晚天剛擦黑時，我就來這裡，在楊樹和棗樹下，聽著烏啼鵲鳴，傷感不已，眺望著遠處的城堡、古橋和有著四百年歷史的浴池。」
　　卡爾斯河結了冰，現在他們就在一座橋上。蘇納伊指著左邊對面山上零零散散的某個棚屋。卡看見，在比它稍低的地方，比路面又稍高的一個位置有一輛坦克，再前面是一輛軍車。「看到你們了，」蘇納伊朝對講機說著，拿起望遠鏡看了起來。不一會兒，先是從對講機裡傳來了兩聲槍響，然後從河谷傳來了回聲。這是在跟他們打招呼嗎？不遠處，在橋頭有兩個衛兵等著他們。有錢的鄂圖曼帝國帕夏的別墅已經被俄國人的大炮摧毀了，百年後取而代之的是貧窮的棚屋街區。河對岸的那個公園曾經是卡爾斯有錢的布爾喬亞們娛樂的地方。他們看著這一切，又看著身後的城市。
　　「黑格爾最早發現歷史和戲劇是由同一種材料構成的，」蘇納伊說,「他告訴我們，正如戲劇一樣，歷史也賦予某些人一定的『角色』。他還告訴我們，如同登上表演舞臺，只有勇敢的人才能登上歷史舞臺……」
　　隨著幾聲巨大響聲，整個山谷搖動了起來。卡明白，這是坦克上的機關炮也加入了戰鬥。坦克雖然開火了，可都沒擊中目標。之後的幾聲巨大響聲是士兵們扔的手榴彈。一隻狗狂吠著。棚屋的門開了，走出來兩個人，兩人都高舉著雙手。這時，卡看到從破窗戶裡向外吐著火苗。高舉雙手走出來的人趴在了雪地上。一隻黑狗在行動進行著的時候，一直興奮地叫喚著，跑著。這時它搖著尾巴湊到了趴在地上的兩人跟前。再接著，卡看見有人從後面跑了出來，又聽見了一片士兵們的槍聲。那人倒在了地上，然後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有個人才喊了一聲，可蘇納伊的心思已經不在這裡了。
　　後面跟著衛兵，他們又一起回到了裁縫車間。看到這個古老建築漂亮的壁紙，卡明白一首新詩以他無法抵擋的力量湧進了他的腦海，他閃到了一邊。
　　在名為「自殺和權力」的這首詩中，卡毫不避諱地寫了他剛才和蘇納伊在一起時體驗到的權力所帶來的樂趣，寫了同蘇納伊做朋友所感受到的一種滋味以及對自殺女子們的一種罪惡感。以後他會認為，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在卡爾斯所見證到的東西，原原本本地寫進了這首「可信」的詩中，而且這首詩中體現的這種東西也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