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後在卡爾斯
　　臺幕拉上以後,「鐵腕」和他的同伴立刻就把卡迪菲抓了起來。「為了她的人身安全」，他們是從劇院朝向小卡澤姆貝依大街的後門把她帶走的。他們把她塞上一輛軍車，帶到了中央司令部的舊掩體裡,「神藍」活著的最後一天就是在這裡「做客」的。幾個小時以後到卡爾斯的路全面通暢了，為了鎮壓城裡這場小小的「軍事政變」，軍隊開始行動起來，他們沒有碰到任何抵抗便進了城。被牽涉其中的副市長、師長和其他的一些頭頭們馬上就被停了職，和政變分子合作的一部分軍人和國家情報局的官員也被抓了起來，儘管他們口口聲聲說自己這樣做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圖爾古特先生和伊珂三天後才見到了卡迪菲。卡迪菲被帶走以後，圖爾古特先生才明白演出的時候蘇納伊真的死了，他很難過，但他還是抱著「不會有事」的想法四處活動，希望當晚能把卡迪菲帶回家，不過卻沒能如願。都到了後半夜，他才在大女兒的攙扶下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後他不禁哭了起來，而伊珂則打開行李箱把東西都放回了櫃子裡。
　　大部分的卡爾斯人都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了《邊境城市報》之後才知道蘇納伊真的死了。臺幕拉上之後，劇院裡的觀眾們帶著滿心的疑慮，悄無聲息地四散而去，而電視裡也沒再提起最近這三天裡發生的一切。對於政府或是特別行動隊在緊急狀態時期在大街上追捕「恐怖分子」、發動突襲然後發布通告，卡爾斯人早就已經習以為常了。沒過多久，他們就不再覺得那三天是什麼特殊時期了。事實上，從第二天早上起，總參謀部開始了調查，總理調查團開始了行動，所有的卡爾斯人也開始討論起這「劇院槍擊案」來了，不過他們並不是從政治的角度，而是從藝術和表演的角度來討論的。眾目睽睽之下蘇納伊·扎伊姆明明往槍上裝了一個空彈夾，而卡迪菲用同一把槍又是怎麼殺死他的呢？
　　一切恢復正常以後，安卡拉派了一名少校來卡爾斯調查了這起「劇院政變案」。這名少校特派員寫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正如我在書中多次提到的那樣，這份報告對我了解這起看起來就像是魔術表演般的槍擊案產生了很大的幫助作用。打那晚以後，對於來探視自己的父親和姐姐、檢察官，甚至就連在法庭上替自己辯護的律師，卡迪菲都不願再提起這件事。所以，為了找出真相，就和四年後我所做的一樣，這位少校特派員和很多人談過這件事(更準確地說是聽聽他們的看法)。就這樣，他把所有的可能性和說法都給研究了一遍。
　　為了推翻「卡迪菲故意殺死蘇納伊」這一觀點，少校特派員首先指出,「卡迪菲快速從口袋掏出另一把槍，或是往槍上裝了一個滿的彈夾」這樣的說法不符合事實。儘管被槍擊的時候，蘇納伊的臉上露出了驚訝的表情，可事後警察的調查、從卡迪菲身上搜出的東西和當晚的錄影都證明了事發時只有一把槍和一個彈夾。還有另外一個觀點認為，蘇納伊·扎伊姆是被另一個人從另一個角度開槍打死的，可是從安卡拉送來的彈道報告卻稱驗屍結果表明蘇納伊身上的子彈就是從卡迪菲手中的克勒克卡萊槍裡射出來的，所以這個觀點也被推翻了。至於卡迪菲在演出最後說的那句話(我殺了他！)，也給卡迪菲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大多數卡爾斯人認為她既是個英雄又是個犧牲品，而少校特派員卻認為這句話恰恰證明了卡迪菲不是蓄意謀殺，他詳細地分析了蓄意謀殺和惡念這樣兩個法律和哲學意義上的概念，他指出演出時卡迪菲所講的臺詞實際上都是被要求背誦或是在排練的過程中被強迫說的，所以這些話實際上不是卡迪菲而是整件事的策劃者、已故的演員蘇納伊·扎伊姆說的。說了兩次「彈夾是空的」之後，蘇納伊裝上了彈夾，不僅卡迪菲被他騙了，所有的卡爾斯人都被他騙了。三年後，這名少校提前退休了，當我在他安卡拉的家中見到他的時候，我指了指他書架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偵探集，他對我說他尤其喜歡這些書的名字。按照他的說法,「當時那個彈夾是滿的！」而且大家認為這個彈夾是空的，也並不是因為蘇納伊變了什麼魔術：三天以來，蘇納伊和他的同夥們以西方主義和阿塔圖爾克主義為藉口，製造了殘忍的暴力事件(包括蘇納伊本人在內，總共死了二十九人)，卡爾斯人已經如同驚弓之鳥一般，所以這時就算給他們一個空杯子，他們也會認為是滿的。從這個方面來看，不僅是卡迪菲，所有的卡爾斯人都被蘇納伊算計了。儘管蘇納伊事前就宣布了自己的死訊，可大家還是以為在演戲，還是津津有味地看著他在臺上借卡迪菲之手殺死了自己。至於說卡迪菲是為了替「神藍」報仇才殺死蘇納伊的說法，少校在他的報告中指出卡迪菲也不知道槍裡有子彈，加以了否定。而對於那些指責卡迪菲的世俗主義分子和讚揚她的伊斯蘭分子(他們認為卡迪菲表現得很機智，殺了蘇納伊而自己卻沒有自殺)的觀點，少校則指出不應該把現實和藝術混為一談。至於卡迪菲以自殺為誘餌矇騙了蘇納伊，把他殺了以後自己又放棄了自殺的觀點，因為蘇納伊和卡迪菲都被證實事前知道舞臺上的絞刑架是用紙板做的，所以這一觀點也被推翻了。
　　卡爾斯的軍事法官們對總參謀部派來的這位勤奮的少校特派員的報告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最終，卡迪菲不是因政治謀殺，而是因過失殺人罪被判了三年零一個月的監禁，到出獄為止她一共坐了二十個月的牢。而奧斯曼·努里·喬拉克上校則根據土耳其刑法第313條和第463條所規定的無法認定主犯的幫派殺人罪被處以重刑，不過六個月後被赦免。儘管有人警告過他，讓他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可後來當他在軍人之家和舊日的軍中好友聚在一起喝酒的時候，他隱晦地批評自己的朋友膽子小、愚蠢、害怕宗教分子，說自己至少敢把支持阿塔圖爾克主義的軍人們心中的想法付諸行動。
　　其他有關的軍官、士兵和一些政府職員，儘管他們聲稱自己是服從命令，是愛國的，可在軍事法庭上，他們還是被認定為幫派殺人、非法使用國家財物等罪名。不過服刑沒多久，他們也同樣被赦免。這些人當中有一名少尉，非常年輕和理智，後來他也成了一名伊斯蘭分子。出獄以後，他在伊斯蘭教的《誓言報》上連載了自己的回憶錄(《我也曾是一名雅各賓派》)，不過因為涉嫌侮辱軍隊，這本回憶錄後來被禁止出版。守門員烏拉爾已經被證實在政變後不久就開始為國家情報局工作，至於其他的演員，法庭認定他們只是普通的演藝人員。馮妲·艾塞爾在丈夫被殺的當晚便精神病發，她總是憤怒地攻擊別人，抱怨別人，所以被帶到了位於安卡拉的部隊醫院，在精神病科接受了四個月的治療。在她病癒出院好多年之後，她在一部熱播的兒童連續劇裡給一個巫婆配音，憑藉這一角色她很快便在全國走紅。她告訴我說，她那意外死在舞臺上的丈夫因為別人的嫉妒和誣陷沒能演成阿塔圖爾克這個角色，至今她還耿耿於懷，現在唯一可以安慰她的就是近些年很多阿塔圖爾克的雕像都是以她丈夫的一些造型為基礎製作的。因為少校特派員在報告裡提到了卡，所以軍事檢察官——很正常地——傳喚卡出庭作證。而頭兩次庭審卡都沒有出席，為了得到他的口供，法庭作出了逮捕他的決定。
　　圖爾古特先生和伊珂每週六都會去探視在卡爾斯服刑的卡迪菲。天氣不錯的時候，在徵得好心的典獄長的同意之後，他們會在監獄院子裡的那棵大棗樹下鋪上白色的單子，一起品嚐扎黑黛做的橄欖油甜椒捲，把肉米丸子送給其他囚犯們品嚐，他們還會打開圖爾古特先生讓人修理好的「飛利浦」錄音機，邊剝雞蛋邊欣賞著蕭邦的協奏曲。為了不讓女兒入獄的事情給自己蒙羞，圖爾古特先生把監獄看成了每個值得尊敬的公民都必須上的寄宿學校，偶爾還會叫上記者塞爾達爾先生這樣的熟人。有一次，法澤爾也跟著他們一起去探視了卡迪菲，卡迪菲希望他能常去。後來，在出獄兩個月以後，卡迪菲便和比自己小四歲的法澤爾結了婚。
　　婚後頭六個月，法澤爾在卡爾帕拉斯旅館的服務臺工作，他們夫妻兩人也住在旅館裡。當我到卡爾斯的時候，他們已經帶著孩子搬去其他地方了。卡迪菲每天早上都會帶著僅六個月大的孩子厄梅爾江去卡爾帕拉斯旅館，伊珂和扎黑黛則幫她照顧孩子。圖爾古特先生除了要帶孫子，還得親自處理一些旅館的事務，而法澤爾為了能早日擺脫對岳父的依賴，在阿伊登照相館打了一份工，又在卡爾斯邊境電視臺做助理策劃。他後來笑著告訴我，他雖然名為助理策劃，可實際上就是幹些跑腿的事情。
　　到達卡爾斯的第二天中午，我在法澤爾位於胡盧西·阿伊泰金大街上的新辦公室裡見到了他。法澤爾好心地問我為什麼要到卡爾斯來，當時我正看著窗外的鵝毛大雪緩緩地落在卡爾斯河上。我一下子緊張了起來，我還以為他要提起在昨天的晚宴上讓我頭暈目眩的伊珂呢，於是我稍作誇張，告訴他卡在卡爾斯寫了一些詩，而我正打算寫一本有關這些詩的書。
　　「要是找不到這些詩的話，你怎麼寫這本書呢？」他友好地問道。
　　「我也不知道，」我說,「在電視臺的檔案室裡應該能找到一首吧。」
　　「我們晚上找找看，不過一個早上你都在卡爾斯的大街上轉來轉去，也許你是想寫本關於我們的小說吧。」
　　「我去的都是卡在詩裡提到的地方。」我說。
　　「可從你的臉上我可以看得出，你想表達的是我們有多麼貧窮，我們和你的讀者有多麼不同。我不希望你把我寫進這樣的小說裡。」
　　「為什麼？」
　　「因為你都不了解我！就算你能把我寫得很真實，你的那些西方讀者也會因為同情我的貧窮，而忽視了我的生活。比如說，我正在寫一部伊斯蘭科幻小說，但他們只會覺得我這樣做很可笑。我不想成為他們鄙視、恥笑和憐憫的對象。」
　　「那好吧。」
　　「我知道你很難過，」法澤爾說,「我這麼說你可別見怪。你是個好人，你的朋友也是個好人，可能他也想愛我們，但他後來做的事情太惡劣了。」
　　因為「神藍」被殺法澤爾才能夠和卡迪菲結婚，但他現在提起卡出賣「神藍」的時候就好像卡出賣的是他自己一樣。我沒有吭聲，儘管我覺得他這樣說有點不太仗義。
　　「你怎麼能證明是卡出賣了『神藍』呢？」過了好一陣子我才問他。
　　「整個卡爾斯都知道這件事。」法澤爾既沒有指責卡，也沒有怪罪我，他的聲音很溫柔，幾乎都有點憐憫的味道了。
　　他的眼神讓我想起了奈吉甫。我告訴他，我隨時準備拜讀他的科幻小說，因為他曾問過我能不能看看他寫的東西，但他又表示不能把他寫的東西給我，他希望我和他一起看。後來的幾個晚上，我們坐在他和卡迪菲平時吃飯看電視的桌子旁邊，一起靜靜地欣賞這部四年前由奈吉甫構思、現在由他執筆的科幻小說的頭五十頁。
　　「怎麼樣，寫得還好嗎？」法澤爾像是道歉似的只問了一次,「要是你看不下去的話，我們就別看了。」
　　「不，滿好的。」我一邊興致盎然地看著，一邊說道。
　　後來當我們一起走在白雪皚皚的卡澤姆卡拉貝奇爾大街上的時候，我再次誠懇地告訴他，小說寫得不錯。
　　「也許你是為了逗我開心才這樣說的，」法澤爾幸福地說道,「不過，你已經幫了我的忙了。我也想幫你一個忙。要是你想寫小說的話，你可以把我也寫進去，但是我有個條件，我要直接對你的讀者說句話。」
　　「說什麼？」
　　「現在我也不知道，等我想到的時候，要是你還在卡爾斯的話，我就告訴你。」
　　我們約好傍晚時分在邊境卡爾斯電視臺見面，然後便分手了。當法澤爾往「阿伊登照相館」跑去的時候，我看著他的背影。他有幾分像奈吉甫？就像他對卡所說的那樣，他還能在他的體內感覺到奈吉甫的存在嗎？他還能聽到奈吉甫的多少聲音？
　　早上當我在卡爾斯的大街上閒逛的時候，當我坐在相同的茶館裡找曾經和卡聊過的人聊天的時候，我常常會把自己當成卡。我早早地就坐在了「幸運兄弟」茶館裡，卡曾在這裡寫下了《全人類和星辰》一詩，和他一樣我也想像著自己在宇宙裡處於什麼位置。在卡爾帕拉斯旅館服務臺工作的賈維特說我拿鑰匙的時候「完全和卡先生一樣」，總是急匆匆的。當我逛到一條小巷子裡的時候，一個雜貨店老闆把我叫進去，問我「您是從伊斯坦堡來的作家嗎」，他說四年前報紙上有關他女兒苔絲麗梅自殺的新聞不屬實，希望我能幫助澄清一下。他對我和對卡一樣，也請我喝了瓶可樂。這些有幾分是巧合，又有幾分是我設計的呢？當我發現自己正走在巴伊塔爾哈奈大街上的時候，我看了看薩德亭教長修道院的窗戶，為了體會一下卡走進修道院時的感受，我還專門爬上了穆赫塔爾在詩中提到的那段很陡的樓梯。
　　我在法蘭克福的那堆紙裡翻出了穆赫塔爾交給卡的詩，可見卡並沒有把這些詩寄給法希爾。但是，我和穆赫塔爾認識還不到五分鐘的時候，他就對我說卡是個「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還告訴我說，在卡爾斯的時候卡非常喜歡他的詩，還把它們寄給了伊斯坦堡的一個大鼻子出版商。他對自己的工作非常滿意，滿懷信心地認為自己可以在下屆選舉中被新成立的伊斯蘭政黨(它的前身「繁榮黨」被取締了)推選為市長。因為穆赫塔爾人際關係處理得好，再加上他那好說話的性格，我們才得以進了警察局(不過他們不允許我們去最底層)和社會保險醫院，卡最後見到奈吉甫就是在這裡。當穆赫塔爾把民族劇院剩下的房間(這裡已經被他變成了電器倉庫)指給我看的時候，他坦言自己對這棟百年建築的倒塌負有一定的責任，但他安慰我說：「這其實不是土耳其建築，而是亞美尼亞建築。」他把卡提及的那些地方(卡還一直期待著有朝一日能回到卡爾斯，能再次見到伊珂)、大雪裡的蔬菜市場和卡澤姆卡拉貝奇爾大街上的五金店一一指給我看，然後又介紹反對黨人士、律師穆扎菲爾先生給我認識。這位前任市長在哈利特帕夏辦公大樓裡辦公，他給我介紹了一下卡爾斯的歷史(他以前給卡也介紹過)。聽完他那充滿共和主義色彩的講解後，我離開了他的辦公室。當我走在昏暗、壓抑的走廊裡時，站在「動物保護者協會」門口的一個富有的養殖場場主衝我喊了聲「奧爾罕先生」，把我叫了進去。這傢伙的記性真是太好了，好得都有點讓人吃驚，他告訴我，四年前教育局長被打死的時候卡是怎樣進到這裡，又是坐在一個角落裡怎樣陷入沉思的。
　　在見到伊珂之前要聽她和卡之間的一些戀愛細節，我感覺不是很好。在去「新人生糕餅店」赴約之前，為了打消心中的緊張，去除心中的恐懼(我害怕自己會墜入情網)，我先去了「綠色家園啤酒屋」，喝了杯拉克酒。這一招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反而讓我變得更加無助，當伊珂走進蛋糕店坐到我面前的時候，我立刻就明白了這一點。空腹喝下的拉克酒並沒有讓我覺得放鬆，而是讓我暈頭轉向。她的眼睛很大，臉型正是我所喜歡的瓜子臉，她比昨天以來我印象中的還要美。我一邊欣賞著她的美麗，一邊強迫自己相信，讓自己魂不守舍的就是她和卡之間曾經有過而我也一清二楚的那段愛情。不過，這也讓我痛苦地想起了自己的另一個弱點，卡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他是個真正的詩人，而我這個小說家卻是頭腦簡單，像個文書一樣，每天定點上下班。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所以我才會繪聲繪影地描寫卡在法蘭克福極為規律的生活：每天早上在同一時間起床，然後穿過同一條街來到同一家圖書館，坐到同一張桌子旁工作。
　　「其實，當時我都已經決定了要和他一起去法蘭克福，」伊珂說。為了證明這一點，她向我提到了很多細節，比如說她連行李箱都準備好了。「可現在要讓我覺得他是個不錯的人對我來說有點難，」她說,「但是，我很敬佩你們之間的友誼，所以我想給你寫書提供一些幫助。」
　　「卡在卡爾斯寫了本很棒的詩集，」我說,「他仔細地回憶了那三天的生活，把它寫到了本子上，現在還少了離開卡爾斯之前的最後一段。」
　　她毫無保留地把卡離開卡爾斯之前的那段時間裡發生的事情說了出來，有些是她的親身經歷，有些則是她的猜想。因為要說出自己的隱私，她略顯窘迫，不過她的真誠還是讓我非常地欽佩。
　　「您沒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法蘭克福。」我儘量不去指責她。
　　「有些事情，只要用心去想一想就會明白的。」
　　「是您先提到心的，」我告訴她卡在信裡(卡沒有把這些信寄給她，我是為了寫書才看這些信的)說，因為想她，他經常連覺都睡不著，回到德國的第一年他每晚都得吃兩片安眠藥才能入睡；因為想她，他還經常喝得爛醉如泥；在法蘭克福的大街上走上五六分鐘，他就會把遠處的某個女人看成是她；每晚他都會回憶和她一起度過的幸福時刻；哪怕只能忘記她五分鐘，他也會覺得非常幸福；直到死，他都沒再找其他的女人；失去她以後，他覺得自己「都不是個活人了，而像個幽靈」。突然間我發現她的眼神裡充滿了憐憫，彷彿在說「夠了，別再說了」，她的眉毛也揚了起來，這時我才發現，原來自己說這些不是為了讓伊珂接受卡，而是為了讓她能接受我。
　　「也許您的朋友太愛我了，」她說,「不過這份愛還不足以讓他回卡爾斯。」
　　「因為法院下令要逮捕他。」
　　「那不重要，就算他上法庭，作了證，他也不會有什麼麻煩的。您不要誤解，他不回來也沒什麼不對的，不過拿『神藍』來說，儘管有『殺死他』的命令，但他為了看我，曾偷偷地來過卡爾斯好多次。」
　　一提到「神藍」，她那淡褐色的大眼睛閃過一絲亮光，臉上顯現出了痛苦的表情。見她這樣，我的心也揪了起來。
　　「不過您的朋友害怕的不是法庭，」她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說道,「我之所以沒去車站，是因為我知道他幹了些什麼，這一點他很清楚。」
　　「您根本就沒能證明是他做的。」我說。
　　「我很清楚，他讓您也有了一種罪惡感。」她說完便把菸和打火機收到皮包裡，表明這次見面到此就結束了。她很聰明，聽到她的這番話我便明白，她已經知道了我真正妒忌的是「神藍」，而不是卡。不過後來我又覺得伊珂其實並不是這個意思，我之所以這麼想只不過是因為心虛罷了。她站起身來，穿上了外套。她的個子很高，身材比例也正好。
　　我的大腦一片混亂。「今晚我們還會見面的，對嗎？」我著急地問道。這句話其實根本就沒有必要問。
　　「當然了，我父親會等你的。」說完，她便走了。她走路的姿勢很特別，也很可愛。
　　我對自己說，她發自內心地相信卡是「有罪的」，對此我很難過。但我這是自己在騙自己。其實我希望的是她溫柔地把卡稱為「死去的好朋友」，然後慢慢地說出他的弱點、他的想法和他犯下的錯誤，這樣一來我就可以藉助於她的神聖的回憶，和她一起乘坐同一艘輪船走上我們的第一次旅程。來這裡的第一個晚上，我還曾經想過要把伊珂帶到伊斯坦堡去。不過現在，這樣的幻想已經離得很遠了。我的心裡有一種衝動，我要證明我的朋友是「無罪」的。這是不是又意味著其實我妒忌的不是卡，而是「神藍」呢？
　　天色漸漸變黑了，這個時候走在白雪皚皚的大街上讓我倍感難過。邊境卡爾斯電視臺剛剛搬到了黑山大街加油站對面的那棟新樓裡。這是棟三層的混凝土建築，卡爾斯人一直將它視為發展的標誌。可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面的走廊便和城裡的空氣一樣變得髒不兮兮、黑不溜丟的了。
　　法澤爾在二樓的工作間裡高興地接待了我。他把在電視臺工作的八個人一一介紹給我認識，對我說「大家希望能簡單地採訪一下你，好上晚間新聞」。我覺得這可以讓我在卡爾斯辦起事情來更方便一些，便同意了他的請求。我們只錄了五分鐘的節目。採訪我的時候，青年節目主持人哈坎·厄茲蓋突然說道「聽說您正在以卡爾斯為背景寫一部小說」，可能是法澤爾告訴他的吧，我非常驚訝，東拉西扯地把這個問題給搪塞了過去。採訪過程中，我們根本就沒提到卡。
　　我們去了臺長辦公室，按照錄影帶上的日期(這些錄影帶按照規定都放到了牆上的書架上)，找出了民族劇院直播的頭兩盤帶子。接著法澤爾給我找了個小房間，房間通風不是很好，不過裡面有臺舊電視。我坐到電視機跟前，一邊喝著茶，一邊欣賞著卡迪菲主演的《卡爾斯的悲劇》。我很欣賞蘇納伊·扎伊姆和馮妲·艾塞爾說的那些「批判性的臺詞」，他們還對四年前很流行的一些廣告片段進行了諷刺。至於卡迪菲摘掉頭巾以及後來開槍擊中蘇納伊的鏡頭，我專門倒回去看了幾遍。蘇納伊的死看上去的確像是劇情的一部分。除了劇場裡前幾排的觀眾，其他人都不可能看清楚彈夾究竟是空的還是滿的。
　　看到另外一盤帶子時，我才明白，原來《祖國或頭巾》這部戲裡很多的鏡頭，包括守門員烏拉爾的奇遇和馮妲·艾塞爾的肚皮舞是他們在每部戲裡都會重複的包袱。帶子有點舊了，當時劇場裡滿是喊叫聲、口號聲和嘈雜聲，演員的對話已經聽不太清楚了。不過我還是反覆地倒帶，反覆地聽，最後好不容易才把卡朗誦的那首《沒有真主的地方》抄了大部分下來。法澤爾問我，卡在朗誦詩的時候奈吉甫為什麼會站起來說些什麼，於是我讓他看了看我抄下來的詩。
　　軍人開槍掃射觀眾的鏡頭，我們看了兩遍。
　　「你在卡爾斯已經逛了不少的地方了，」法澤爾說,「現在我想帶你去個地方。」他略顯靦腆，又有點神祕。他說我也許會把奈吉甫也寫進小說，所以他想帶我去看看宗教學校的宿舍，奈吉甫最後幾年就是住在那裡的，不過現在已經被關閉了。
　　當我們冒雪走在加齊·阿赫麥德·穆赫塔爾帕夏大街上的時候，我看到了一條黑色的狗。這條狗的額頭上有一塊圓形的白斑，我明白這正是卡在詩裡寫的那條狗。於是我趕緊去旁邊的小店買了點麵包和雞蛋，剝開殼餵給這頭正在幸福地搖著尾巴的畜生。
　　見狗一直跟著我們，法澤爾說：「這是車站的狗。剛才我怕你不願意來，所以我沒告訴你。以前的宿舍現在是空的，政變過後，那裡便被稱為恐怖分子和反動分子的老窩，被關閉了。從那時起，裡面就沒人住了，所以我從電視臺拿了這把手電筒。」他打開手電筒，照了照身後的狗，狗像是回應似的立刻搖了搖尾巴。宿舍的院門上了鎖，這房子以前是亞美尼亞人的，後來俄羅斯領事和他的狗也曾在裡面住過。法澤爾拉著我的手，帶我翻過一處矮牆。「過去晚上我們都是從這裡溜出去的，」說著他便熟練地從一扇玻璃已被打爛了的窗戶鑽了進去。然後他用手電筒照亮了四周，把我也拉了進去。「別怕，裡面只有一些鳥。」他說。這棟樓的窗戶玻璃上滿是灰和冰，都已經不透光了，有些地方還用板子給釘上了。裡面一片漆黑，不過法澤爾上樓卻十分熟練，很顯然他以前來過這裡。他就像電影院裡的領座員一樣，將手電筒拿在身後，給我照著路。四周到處都是一股塵土味。我們穿過四年前留下的那些破門，仔細地看著周圍。牆上滿是彈痕，頂層閣樓的角落和煙囪已經被鴿子做了窩，見有人闖入，它們緊張地撲稜著翅膀。宿舍裡還留有很多鏽跡斑斑的鐵床。「這張是我的，那張是奈吉甫的，」法澤爾指著並排的兩個上鋪說,「為了不吵醒別人，有時晚上我們會躺在一張床上，望著窗外的星空聊天。」
　　透過一扇破窗，可以看到鵝毛大雪在路燈的映照下緩緩地往下落著。我認真地欣賞著這片景色，心中充滿了敬意。
　　過了很長時間，法澤爾指著下面說：「從奈吉甫的床上還可以看到那裡。」順著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條通道。通道夾在院門外不遠處農業銀行大樓的側牆和另一棟樓的後牆之間，僅有兩公尺寬，連巷子都稱不上。泥濘的地面上映照著銀行紫色的螢光燈。路中間還擺了一塊「禁止入內」的牌子，提醒路人不要把這當成一條街巷。受奈吉甫的啟發，法澤爾把這條通道稱為「世界終點」，在它的一端有一棵黑色的樹，樹上的葉子已經落光了。正當我們看著這棵樹的時候，它突然像是點著了一樣變得通紅。「七年了，阿伊登照相館的紅色燈牌一直都是壞的，」法澤爾嘟囔道,「紅色的燈光時亮時滅，每次從奈吉甫的床上看那棵野橄欖樹都像是著火了一樣。有時，奈吉甫會在幻覺中一直看到天亮。他把他看到的這些稱為『這個世界』，有時天亮了以後他會對我說『整晚我都在欣賞著這個世界！』。這些他可能也告訴過你的朋友詩人卡，所以他才會把這些寫到了詩裡。我是剛才看帶子的時候才明白過來的，所以我才把你帶到這裡來。你的朋友把那首詩叫做『沒有真主的地方』，那是對奈吉甫的不尊重。」
　　「奈吉甫在告訴卡他所看到的景色時說的就是『沒有真主的地方』，」我說,「這一點我可以肯定。」
　　「我不相信奈吉甫死的時候是個無神論者，」法澤爾小心翼翼地說道,「他只不過是有些這樣的疑惑。」
　　「你現在已經感覺不到奈吉甫在你的體內了嗎？」我問道,「這難道不會讓你害怕，你不怕自己慢慢也會變成無神論者嗎？」
　　四年前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訴了卡，可現在連我都知道了他的這個祕密，這讓法澤爾很不高興。「我已經結了婚，還有了孩子，」他說,「我現在不像過去，對這些問題已經不感興趣了。」他覺得我就像個西方人一樣，試圖要把他變成無神論者。不過很快他就為自己的態度感到了後悔。「我們以後再聊，」他說,「我岳父還在等我們吃晚飯，我們可別遲到了。」
　　下樓前，他把一個房間角落裡的桌子，碎酒瓶子和椅子指給我看了看，這裡曾經是俄羅斯領事的書房。「路通了之後,『鐵腕』和特別行動隊在這裡又待了幾天，他們又殺了一些庫德民族分子和伊斯蘭分子。」
　　本來我都已經忘卻了，可此刻這個細節又讓我膽戰心驚起來。我根本就不願意去想卡在卡爾斯的最後時刻都幹了些什麼。
　　那條黑狗還在院門口等著我們，就連我們回旅館的時候它還一直跟在我們的身後。
　　「你不高興了，」法澤爾問道,「為什麼？」
　　「晚餐前到我的房間來一趟，好嗎？我有東西要給你。」
　　在賈維特那裡取鑰匙的時候，透過圖爾古特先生房間敞開的大門，我看到了裡面閃爍的燈光和擺好的餐桌。我還聽到了客人們的說話聲，也感覺到伊珂肯定也在裡面。我的箱子裡有奈吉甫四年前寫給卡迪菲的情書，這是卡在卡爾斯影印的那份。在房間裡，我把這些情書交給了法澤爾。過了很久我才想，我之所以要這樣做也許是為了讓他和我一樣也為死去的兄弟而感到不安吧。
　　法澤爾坐在我的床稜上看著信，這時我從箱子裡取出了卡的一本筆記本，又看了看上面的那片雪花。其實我都已經知道了，不過我還是看了看。卡把《沒有真主的地方》這首詩放到了「記憶」軸上。這表明他去過「鐵腕」待過的空宿舍，而且在他離開卡爾斯之前，他還透過窗戶親眼看到了奈吉甫向他描述的景色。卡放在「記憶」軸附近的詩都是他對童年或是卡爾斯的回憶。這樣一來，我終於相信了，我的朋友在「民族劇院」沒能說服卡迪菲，之後他便去了宿舍(「鐵腕」正在這裡等著他)，把「神藍」的藏身之處告訴了「鐵腕」。其實所有的卡爾斯人都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此刻我臉上的表情肯定不比法澤爾的好看。樓下隱隱約約地傳來了客人們的聊天聲，街上也還能聽到憂鬱的卡爾斯人在嘆氣。我和法澤爾都沉浸在了深深的回憶之中。
　　我看著窗外的雪，告訴法澤爾該去吃飯了。他像是犯了什麼錯誤似的，驚惶失措地先走了。而我則躺到床上痛苦地想像著。從民族劇院的大門往宿舍走的時候，卡在想些什麼呢？和「鐵腕」說話的時候，他是怎樣避開他的眼神的呢？他是怎樣和那幫傢伙上了同一輛車，又是怎樣遠遠地指著「神藍」和韓黛藏身的那棟樓，告訴他們「就是那裡」的呢？我痛苦嗎？我很自責，覺得自己這個「祕書般的作家」不該對詩人朋友的墮落感到幸災樂禍。我儘量讓自己不再想這些。
　　在樓下吃飯的時候，圖爾古特先生的邀請和伊珂的美讓我覺得更加難受。電話局的局長萊加伊先生(愛看書和回憶錄的一個人)、記者塞爾達爾先生和主人圖爾古特先生，他們對我都非常客氣。我喝多了，醉得一塌糊塗，現在我只想盡快度過這漫漫長夜。伊珂就坐在我的對面，每看她一眼，我便更添一分醉意。電視新聞裡正在播放採訪我的片斷，我看著自己激昂的手勢，很難為情。在卡爾斯的時候，我的身上一直揣著小錄音機。我就像個昏昏欲睡的記者一樣，用這個錄音機把我們聊的卡爾斯歷史、卡爾斯的媒體、四年前的政變之夜都給錄了下來。我喝著扎黑黛做的扁豆湯，覺得自己彷彿也成了40年代外市小說裡的人物。我告訴他們監獄生活讓卡迪菲更加成熟，更加平靜了。沒有人提起卡，連他的死都沒人提及，這讓我更加難過。眾人聊天的時候，卡迪菲和伊珂曾到裡間去看熟睡的厄梅爾江，我本想跟著她們進去，但我喝了很多酒(藝術家們總是喝很多酒的)，醉得連站都站不穩了。
　　那天夜裡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已經很晚了，我告訴伊珂說我想看看卡曾經住過的203號房間。一聽這話，大家都靜了下來，轉過身來看著我們。
　　「好的，」伊珂說,「請。」
　　她從服務臺取了鑰匙。我跟在她的身後上了樓。房間打開了，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窗簾、窗戶和窗外的雪。房裡很冷，瀰漫著一股睡覺的氣息，還有些肥皂和灰塵的味道。我坐到了床邊，伊珂狐疑地看著我。就是在這張床上，我的朋友和她做愛，度過了他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時光。我是在這裡死呢，還是向伊珂表白我的愛情，還是向窗外望望？大家，是的，都還在桌邊等著我們兩個。我說了幾句搞笑的話成功地把伊珂給逗樂了。她衝我甜甜地笑了笑，說我早有預謀。然後我便對她說了些難以啟齒的話，直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自己說了些什麼。
　　「生活中除了愛情之外，沒有什麼東西能讓人幸福了。人們所寫的小說，所看到的城市都不能讓他們幸福。要是我告訴您我很孤獨，我想待在這座城市裡，待在您的身邊，和您一起生活到老的話，您覺得怎樣？」
　　「奧爾罕先生，」伊珂說,「我非常想去愛穆赫塔爾，卻沒有做到；我很愛『神藍』，他死了；我覺得自己會愛上卡，但他也死了。我很想生個孩子，卻一直沒能如願。我覺得今後自己不會再愛上任何人了。現在我只想好好照顧我的外甥厄梅爾江。非常感謝您，不過您也不是認真的。」
　　這是她第一次說「卡」，而不是說「您的朋友」，為此我專門向她表示了感謝。明天中午，我們還能在「新人生糕餅店」見上一面，專門談談卡的事情嗎？
　　很可惜，她很忙。但她許諾，為了不讓我傷心，作為一個好房東，明天晚上她會和大家一起到車站送我。
　　我再次向她表達了謝意。我坦白地告訴她，我已經沒有力氣回餐桌了(而且我也害怕自己會哭出來)。我躺到床上，很快便進入了夢鄉。
　　早晨，我躲過眾人的視線，悄悄溜到了街上。我先是和穆赫塔爾，而後是和塞爾達爾先生、法澤爾一起在街上轉了一整天。因為上過晚間新聞，卡爾斯人多多少少也知道我一些，所以我輕而易舉便蒐集到了一些必要的細節來作為小說的結尾。穆赫塔爾介紹我認識了卡爾斯首份伊斯蘭政治報紙《矛》(每期的銷售量為七十五份)的老闆，以及報紙的主編(一名退休的藥劑師，開會的時候他遲到了)。從他們的口中我得知，由於政府採取了一些反對民主的措施，卡爾斯的伊斯蘭運動出現了一些倒退，宗教學校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受老百姓的歡迎了。聽完他們的介紹沒過多久，我忽然想起，這名上了年紀的藥劑師曾經用非常怪異的方式親了奈吉甫兩次，為此奈吉甫和法澤爾還計劃過要幹掉他呢！「快樂的卡爾斯」旅館的老闆現在也在為這家報紙寫文章(他曾經向蘇納伊·扎伊姆出賣了自己的客人)。當他提到過去的事情時，我想起了一個細節，我差點就把它給忘了：四年前刺殺教育學院院長的傢伙，謝天謝地，並不是卡爾斯人。除了現場的錄音，另外有一起命案也是用同一把槍做的案，並且槍的主人也已經被抓住，根據在安卡拉做的彈道分析，確定了凶手便是來自託卡特地區的一個茶館老闆。他承認是「神藍」請他去卡爾斯的。庭審期間，這個傢伙得到了一份證明他精神失常的報告，之後便在巴科爾科伊的精神病院住了三年。從醫院出來以後他在伊斯坦堡定居，開了一家名為「快樂的託卡特」的咖啡館，與此同時，他還成了《誓言報》的一名專欄作家，專門寫文章維護戴頭巾女孩的權益。四年前卡迪菲摘掉了頭巾，戴頭巾女孩的抵抗運動也隨之宣告失敗，雖然現在抵抗運動又有重新抬頭的趨勢，可是由於支持者不是被學校開除就是去了其他城市讀大學，所以卡爾斯的抵抗運動已經遠不如伊斯坦堡那樣激烈了。韓黛的家人拒絕見我。消防員的民歌在政變之後很受大家的歡迎，他也因此成了邊境卡爾斯電視臺「邊境民歌」欄目的明星。他的好朋友(卡爾斯醫院的守衛，既是個音樂愛好者，也是薩德亭教長那裡的常客)每週二晚上都會去電視臺錄節目，在週五晚上播放的節目中用塔爾琴給他伴奏。政變當晚有個小孩也參與了演出，記者塞爾達爾先生把他也介紹給了我。政變過後，小孩的父親連學校組織的演出也不讓他參加了，如今這個「小眼鏡」已經長大成人，不過還在替人送報紙。通過他，我才知道卡爾斯的那些社會主義者(他們習慣看伊斯坦堡的報紙)都在做些什麼。他們打心眼裡佩服那些和政府抗爭到底的伊斯蘭分子和庫德民族分子，除了發表一份根本就沒人看的聲明，吹噓一下他們過去大無畏的英勇精神之外，也沒作出什麼有影響力的事情來。和我聊天的這些人，他們都希望能有個大無畏的英雄，讓他們擺脫失業、貧窮、腐敗和謀殺的困擾。而我多少也是個小有名氣的作家，所以他們都用這種大人物的評判標準來衡量我。在和他們交談的過程中，我感覺出他們不太喜歡我在伊斯坦堡養成的愛恍神、只關心自己的事情和小說、急性子之類的毛病。在卡爾斯，我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在「團結茶館」聽裁縫瑪魯夫講了一天他自己的故事。他說，我必須要上他家認識他那幾個外甥，和他們喝上兩杯；星期三的晚上年輕的阿塔圖爾克主義者們要召開研討會，所以我必須再待上兩天；我還必須要把敬給我的菸抽完，把奉給我的茶喝完(這些事情大部分我都做到了)。
　　法澤爾的父親在瓦爾託魯當兵時的戰友告訴我，這四年裡還是有很多的庫德民族分子被殺，或是被抓進了監獄。現在已經沒人加入游擊隊了，幾年前在亞細亞旅館參加會議的那些庫德青年也都已經不在卡爾斯了。週末傍晚鬥雞的時候，扎黑黛那可愛卻很好賭的外甥把我也帶進了人群中，人們用茶杯給我敬酒，我高興地一口氣連喝了兩杯。
　　夜幕已經降臨。為了不讓大家見到，離火車開車時間還很早的時候，我便冒著雪，像個孤獨不幸的行人一樣慢慢走回旅館，收拾好了行李。走到廚房門口的時候，我碰到了密探薩菲特，直到現在扎黑黛每晚還給他湯喝。他已經退休了，因為我上了昨晚的電視，所以他認出了我。他想告訴我些什麼，於是我們去了團結咖啡館。他告訴我儘管退休了，但他還在給政府工作。在卡爾斯，密探什麼時候都退不了休。他很誠實，他微笑著告訴我，城裡的情報人員很想知道我來這裡到底想調查些什麼(是古老的「亞美尼亞」問題，還是庫德人叛亂問題？是宗教團體問題，還是政黨問題？)，他說要是我告訴他的話，他還能掙上點錢。
　　我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卡，並且向他問起了有關卡的事情。我提醒他說，四年前他曾經跟蹤過我的朋友。
　　「他是個很友好的人，他很喜歡狗。」他說,「不過，他的心思在德國，他很內向。今天這裡沒人喜歡他。」
　　我們沉默了好久。我估計他可能知道點什麼，便很小心地問起了「神藍」的事情。我這才知道，就像我來這裡是為了打聽卡的事情一樣，一年前也有一撥人從伊斯坦堡來這裡打聽「神藍」的事情！薩菲特告訴我說，這幫年輕的伊斯蘭分子敵視政府，他們為了找尋「神藍」的墓地費了不少心思。不過因為「神藍」的屍體被扔到了海裡(這樣做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不讓人們去掃墓)，他們只得無功而返。這時法澤爾也坐到了我們這一桌，他說他從宗教學校的老朋友那裡也聽說過這回事，這幫伊斯蘭青年想起「神藍」曾到德國「朝聖」，所以他們也逃到了德國。他們在柏林建立了一個伊斯蘭激進組織，現在這一組織不斷地壯大起來。他們還在德國創辦了一份名為《朝聖》的雜誌，在創刊號裡他們聲稱要報復那些對「神藍」的死負責的人。我們都猜想可能是這幫傢伙殺了卡。那一刻我凝望著窗外的飛雪，想像著卡的詩集《雪》唯一的手稿在柏林落到了「神藍」的某個追隨者的手中。
　　這時，又一個警察坐到了我們桌上，他告訴我所有的傳聞都不屬實。他說「我可不是礦物眼！」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礦物眼」是什麼意思。他非常愛苔絲麗梅，要是她沒自殺的話，他肯定是要和她結婚的。這時我突然想起，四年前薩菲特曾經在圖書館查過法澤爾的學生證。卡還把這件事寫到了筆記本上，不過他們可能早就忘了吧。
　　我和法澤爾走到了街上，兩個警察習慣性地跟在我們身邊，也不知道他們是出於好意，還是因為職業習慣。他們一邊走一邊抱怨著生活，抱怨著生活的空虛，抱怨著愛情之痛和無法抗拒的衰老。他們兩人都沒有戴帽子，雪花在他們花白稀疏的頭髮上積了起來。「四年了，卡爾斯是不是更窮，走的人是不是也更多了？」聽我這麼一問，法澤爾便回答說，這幾年大家看電視看得是越來越多了，那些無業遊民也不去茶館了，而是待在家裡通過衛星天線收看世界各地的免費電影。大家都存了些錢，在自家窗戶跟前裝上了鍋一般大小的白色天線，這便是卡爾斯四年裡唯一的變化了。
　　我們在新人生糕餅店一人買了一塊核桃仁的酥餅(這酥餅讓教育學院院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當作晚餐吃了起來。見我們要去車站，這兩個警察便離開了我們。現在只剩下我和法澤爾兩人孤獨地走在大街上。商店已經關門，茶館裡空無一人，亞美尼亞人的房子早已無人居住，明亮的櫥窗上也已結上了冰，栗子樹和楊樹上滿是積雪，一盞盞的霓虹燈把街上映照得更顯淒涼，除了我們的腳步聲，萬籟俱寂。警察已經走了，於是我們轉進了巷子裡。雪剛才還像是要停的樣子，可現在又大了起來。路上一個人也沒有，想到就要離開卡爾斯，一種痛苦的感覺便噬咬著我的心，我覺得很內疚，彷彿自己就要離去卻把法澤爾一個人扔在這空蕩蕩的城裡一般。遠處，有兩棵野橄欖樹離得很近，乾枯的樹枝和樹上的冰溜子交錯在一起，突然從中間飛出一隻麻雀，從我們頭頂掠過。地面上又積了一層軟軟的雪，街上空蕩蕩的，十分安靜，只有我們的腳步聲和呼吸聲(因為走累了，所以呼吸越來越急促)，讓人覺得如同在夢裡一般。
　　走到路中央的時候，我突然停了下來，盯著空中的一片雪花，一直看著它落到地上。這時，法澤爾指了指貼在「努若爾」茶館門口的海報。由於貼的比較高，所以四年了這張海報一直還留在那裡，只不過有點褪色罷了。海報上寫道：
　　人是真主的傑作
　　自殺是對主的褻瀆
　　「警察經常來這家茶館，所以沒人敢碰這張海報！」法澤爾說。
　　「你覺得自己是傑作嗎？」我問道。
　　「不，只有奈吉甫才是真主的傑作。他死了以後，我既不是那麼害怕無神論，也不再那麼熱愛真主了。主啊，請你寬恕我。」
　　我們沒再說話，頂著大雪一起走到了車站。以前的車站大樓是我在《黑書》裡提到的那種共和國早期的石頭建築，很優美，可現在已經被醜陋的混凝土建築取代了。我們到的時候發現穆赫塔爾和那條黑狗已經在等我們了。離火車開車還有十分鐘的時候，記者塞爾達爾先生也來了，他給我帶來了很多舊的《邊境城市報》，上面登有卡的新聞。他向我提出請求，希望我能在書裡不帶任何貶低色彩地提及卡爾斯，提及它的困境。見他拿出了禮物，穆赫塔爾像是做賊似的把一個塑膠袋塞到了我的手裡，裡面裝了一瓶香水、一小塊卡爾斯本地產的起司和他自己掏錢在埃爾祖魯姆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書上還有他的簽名)。我給自己買了張車票，給卡在詩裡提到的黑狗買了塊三明治。我正在餵它的時候，圖爾古特先生和卡迪菲也急急忙忙地趕來了。他們剛剛才從扎黑黛那裡得知我已經要走了。我們簡單地聊了聊車票、路和雪。圖爾古特先生有點難為情似的遞給我一本新版的屠格涅夫的《初戀》，這是他坐牢時從法語翻譯過來的。我摸了摸卡迪菲懷裡的厄梅爾江。儘管孩子的母親用一條時髦的伊斯坦堡圍巾包住了頭髮，不過雪花還是落到了她的髮梢上。我不敢盯著她的一雙秀目看太久，於是我轉過身問法澤爾，如果我寫一部有關卡爾斯的小說的話，他想對讀者說些什麼。
　　「沒什麼想說的。」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道。
　　見我的表情有些悲傷，他的態度猶豫了起來,「我倒是有話想說，不過怕你會不高興……」他說,「要是你把我寫進小說的話，我想告訴讀者，讓他們不要相信書中的我們。沒親眼見到我們是不可能了解我們的。」
　　「其實沒人會相信這麼一部小說的。」
　　「不，有人會信的，」他激動地說,「他們會相信我們就是這麼滑稽、這麼可笑。為了體現出自己的聰明、優越和仁慈，他們還會同情我們、憐愛我們。不過要是你把我的這句話寫進小說的話，他們看了之後就會產生一些疑惑。」
　　我答應他把這句話寫進我的小說。
　　見我在向車站的入口處張望，卡迪菲走到我的身邊。「聽說您有個女兒，叫如夢，」她說,「我姐姐不能來了，不過她讓我代她向您的女兒問好。現在我已經離開了戲劇舞臺，這是我戲劇生涯的留念，我把它送給你。」她遞給我一張小照片，是一張她和蘇納伊·扎伊姆在民族劇院舞臺上的合影。
　　火車司機拉響了汽笛。除了我以外，好像也沒別的乘客了。我和他們一一擁抱，告別。我正要上車的時候，法澤爾把一個塑膠袋塞到了我的手裡，袋子裡面裝著拷貝的錄影帶和奈吉甫的一支原子筆。
　　我手裡滿是禮物袋，好不容易才進了車廂。大家都站在站臺上，朝我揮著手，我也將身子探出窗外，向他們揮手致意。到最後我才發現那條黑狗伸出粉紅色的長舌頭，在站臺上跟著火車跑著。雪越下越大，慢慢地，他們都消失在了雪中。
　　我坐了下來。鐵路沿線的人家裡橙黃色的燈光、看電視的破房間、從屋頂上的矮煙囪裡冒出來的裊裊炊煙，這一切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依稀可見。我看著這些，開始哭了起來。
　　1999.4—2001.12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