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當塔勒克先生得知女兒在她母親的支持和同意下參加了選美比賽後曾大發雷霆，但因為愛芙頌，沒能經得住她的哭鬧和哀求，聽到事後的那些反應時，又因為自己寬容了這件醜事而後悔不已。在他看來，在阿塔圖克時期，也就是共和國成立之初那些年舉辦的選美比賽是件好事，因為穿著黑色泳衣的女孩們走上伸展臺，既證明了她們對土耳其歷史和文化的關注，也向全世界證明了她們有多現代。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那些低俗的、沒有一點文化和修養的歌手和準模特兒女孩參加的比賽就完全不同了。因為在以前的那些比賽上，當主持人用一種紳士風度詢問參賽小姐今後夢想嫁給一個什麼樣的人時，會斯文地表示小姐還是處女的。而現在，當他們詢問「她們在男人那裡尋找什麼」時，(正確答案是：性格)會像哈康·塞林康那樣油腔滑調地傻笑。塔勒克先生對住在家裡的電影人女婿也多次明確說過，絕不希望女兒再次進入這樣的冒險。
　　芙頌，因為害怕父親也反對她成為電影明星，害怕他為此設置各種祕密和公開的障礙，因此總是用一種塔勒克先生聽不到的方式談論丈夫即將拍攝的「藝術電影」話題，至少我們在像這樣地耳語。在我看來，塔勒克先生因為喜歡我對他的家人表現出來的關心，喜歡和我一起喝酒、聊天，因此他對這個話題充耳不聞。因為「藝術電影」這個話題，在頭幾年對於遮掩我每星期四個晚上為什麼去他們家，內希貝姑媽也十分清楚的真正原因是一個可信的藉口。在頭幾個月裡，每當我看到女婿費利敦那張善意、可愛的臉時，我會以為他對一切一無所知，但後來我開始想到，他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信任自己的妻子，甚至不把我當一回事地在背後嘲笑我，當然為了拍電影他十分需要我的資助。
　　快到11月底時，在芙頌的引導下，費利敦寫完了他的劇本。一天晚餐後，費利敦為了讓我告訴他們最後的決定，在樓梯口，在芙頌皺著眉頭的目光注視下，很正式地將他的劇本交給了我這個準製片人。
　　芙頌說：「凱末爾，我希望你認真看一看。我相信這個劇本，也信任你。別讓我失望。」
　　「我絕不會讓你失望的，親愛的。這(我指著手上的稿紙)是因為你將成為演員，還是因為它將是一部『藝術電影』(20世紀70年代在土耳其出現的一個特殊概念)才這麼重要？」
　　「兩者都是。」
　　「那樣的話你就當電影已經拍好了。」
　　在名為《藍色的雨》的劇本裡，沒有會給芙頌、我，或是我們的愛情和故事帶來一個新亮點的任何東西。因為我不知道，我欣賞他的睿智和聰明分析的費利敦，今年夏天向我一一歷數的那些達到一定文化和教育水準、十分希望向西方人那樣拍攝「藝術電影」，卻始終未能如願的土耳其電影人所犯的錯誤(模仿、造作、道德說教、粗製濫造、情節劇、商業民粹主義，等等)，為什麼現在他也犯了？讀著乏味的劇本時，我想到他的藝術熱情，就像愛情一樣，是一種讓我們的腦子遲鈍、讓我們忘記原本知道的東西，向我們隱藏真相的疾病。費利敦因為商業擔憂，在劇本裡為芙頌設計的三場脫戲(一次在做愛時，一次在法國「新波浪」式泡沫浴缸裡若有所思地抽菸時，還有一次在她夢裡的一個天堂花園裡遊蕩時)也是毫無品味和完全不必要的！
　　原本我就根本不信任這個電影劇本，現在由於這三場脫戲我就更加反對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比塔勒克先生可能有的還要強硬。當我堅決地作出必須為難這件事一陣的決定後，我立刻告訴芙頌和她的丈夫，劇本寫得很好，我決定開始行動，為此「作為一個製片人」(我在這裡擺出了一副不拿自己當一回事的製片人的樣子)——就像費利敦建議的那樣——我準備和技術人員以及演員候選人見面。
　　於是入冬時，我們三人開始去貝伊奧魯後街上的那些「俱樂部」，製片人辦公室，二等演員、準明星、跑龍套的演員、影視城工人們去的茶館，我們去的最多的則是製片人、導演、有點名氣的演員從傍晚到深夜待在那裡喝酒、吃飯的酒吧。我們不時去的所有這些地方，離凱斯金他們家只有十分鐘的路程，有時這條路會讓我想起，內希貝姑媽說的費利敦是為了靠近這些地方才和芙頌結婚的話。有些晚上我會在門口接他們，有些晚上和她的父母吃完飯後，我們三人，我、費利敦和挽著他手臂的芙頌，會一起走去貝伊奧魯。
　　佩魯爾酒吧是一個我們去的最多的地方，同時也是希望在那裡遇見電影明星和想成為電影明星的女孩的新貴，是在伊斯坦堡立業、喜歡尋歡作樂的農村地主的子弟，小有名氣的記者，電影評論家和娛樂作家經常出入的地方。整個冬天，我們結識了許多在夏天看的那些電影裡扮演配角的人(其中包括費利敦那個在電影裡扮演背信棄義會計的留著細長小鬍子的朋友)，我們也成為了由這些可愛、憤怒、仍然對未來抱有希望的人組成的社團的一部分，這些人會無情地說彼此的壞話，喜歡對所有人講述他們的人生故事和電影劇本，每天還都必須見上一面。
　　費利敦是個很受歡迎的人，他崇拜那裡的某些人，給某些人當過助手，他想和所有人友好相處，因為他會去這些電影人的桌上坐上好幾個小時，因此我和芙頌常常會單獨待在一起，但這並不是讓我感覺幸福的特殊時刻。因為當費利敦在我們身邊時，芙頌很少會放下那種說著「凱末爾大哥」的半純真、半虛偽的語言和個性，即便和我真誠交談，她說的那些話，也會是一個和過來和我們聊天的那些人以及她未來的電影生涯有關、我也應該注意的警告。
　　我喝多的一天晚上，當我們又單獨坐在一起時，我對芙頌的那些電影幻想和小盤算感到了厭煩，一時間我以為自己看見了一個也將影響她的事實，我真心感到她也會贊成我要說的那些話。我對她說：「親愛的，挽起我的手臂，讓我們現在立刻離開這個糟糕的地方。我們去巴黎，或是地球的另外一個角落，巴塔哥尼亞。讓我們忘記所有這些人，讓我們兩人永遠幸福地在一起。」
　　芙頌卻說：「凱末爾大哥，這怎麼可能呢？我們的人生已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那些每天去酒吧、稱自己「我們是這裡的在編人員」的醉鬼們，幾個月後把芙頌看做了他們年輕而漂亮的兒媳或是弟媳，把我則當成了一個想拍藝術電影的「善意、愚蠢的百萬富翁」。但是那些不認識我們的人，儘管認識卻依然想在追求芙頌的問題上試試運氣的醉鬼，一個個酒吧閒逛過來後遠遠看見她的人，狂熱地希望別人知道他們人生故事的人(這樣的人非常多)，很少會讓我們單獨待在一起。我喜歡那些拿著拉克酒杯過來和我們說話的陌生人把我當做芙頌的丈夫。而芙頌每次都會用一種讓我心碎的一絲不苟笑著說，她丈夫「是坐在那張桌上的胖子」。而這樣的結果就是，陌生人也不把我放在眼裡開始無望地追求她。
　　每個人的追求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會說，他們正在為攝影小說尋找像她那樣的「土耳其式清純美女」；有些人會立刻請她在即將拍攝的一部新的《先知易卜拉欣》電影裡扮演女主角；有些人會什麼話也不說，盯著她看上好幾個小時；有些人會在一切都變成物質的這個金錢世界裡，談論一些任何人都不會發現的小情調和雅趣；當一些人在背誦鋃鐺入獄的詩人寫的關於愛情、思念的詩句時，遠處桌上的一些人要嘛會為我們付帳，要嘛會給我們送來一盤水果。由於我的為難和不情願，在那些我們冬末很少去的貝伊奧魯場所，每次我們都會碰上一個在電影裡扮演凶惡看守、壞女人侍女的膀大腰圓的女人。她會邀請芙頌去在她家舉辦的「許多像芙頌那樣上過學、有文化的年輕女孩」參加的舞會；一個穿揹帶褲、戴領結、挺著啤酒肚的矮個老評論家，則會把他那隻蠍子般的手放在芙頌的肩上，說「一個極大的聲譽」正在等著她，她可能成為第一個聞名於世的土耳其電影明星，他還會告誡她要注意自己邁出的每一步。
　　不論是對還是錯，也不管是認真還是荒唐，芙頌都會認真地去對待所有那些請她出演電影，拍攝攝影小說和當模特兒的邀請，她會記住每個人的名字，會用一種我認為是她在當售貨員時學來的過分誇張，甚至低俗的讚美之詞，讚揚那些她認識的所有有名、沒名的電影演員，她會一方面試圖讓所有人都滿意，另一方面則在做一件完全與此相反的事情，試圖讓所有人覺得她有趣，她會要求我們更多地去這些地方。當我對她說，不該把電話給每個向她發出邀請的人，如果她父親知道會很不安時，有一次她先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隨後生氣地說，如果費利敦的電影遇到麻煩拍不成的話，她要去另外一部電影裡扮演角色。等我傷心地去了另外一張桌子後不久，她拉著費利敦來到我身邊，說「像去年夏天那樣，我們三人一起去吃飯吧。」
　　我帶著一些羞慚在慢慢地習慣成為其中一員的這個電影和酒吧團體裡交了兩個新朋友，我從他們那裡得到各種傳聞。其中一個是蘇罕丹·耶爾德茲，作為第一批土耳其整容手術的嘗試者，她的鼻子被整成了一個怪異而醜陋的形狀，但因這個鼻子所賦予的「壞女人」身分，她變成了一個有名的中年女演員。另外一個是薩利赫·薩熱勒，「性格演員」。他演了多年有威信的軍官和警察後，現在為了養家餬口在國產色情電影裡做配音，他用呼哧呼哧的聲音笑著、咳著向我講述了這陣子發生在他身上的趣事。
　　在幾年時間裡，就像人們得知自己多數朋友是祕密組織的成員那樣，我驚訝地得知不單單是薩利赫·薩熱勒，我們在佩魯爾酒吧結識的大部分演員都在國產的色情電影裡工作。看上去像貴婦的中年女明星，像薩利赫先生那樣有性格的男演員，為了養家餬口，為那些不太下流的外國電影做配音，在那些做愛的場景裡，他們會用誇張的聲音來表現電影裡沒能完全表現出來的細節。多數結了婚、有了孩子、以嚴肅著稱的演員，會跟他們的朋友說，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這麼做是為了「不離開電影世界」，但剛開始時，他們會向所有人隱瞞這件事，包括他們的家人。但他們的那些影迷，特別是小城市裡的熱情影迷還是會從他們的聲音裡認出他們，寫信給他們表示厭惡或是恭維。一些大膽、拚命想賺錢的演員和多數是佩魯爾酒吧常客的製片人，在那些日子裡拍攝了國產的色情電影，這些電影應該作為「第一批穆斯林色情電影」載入史冊。大多數這樣的電影是把色情和幽默混在一起的，電影裡的做愛場景裡依然會出現俗套、誇張的叫喊聲，從走私來的歐洲書本上學來的所有做愛姿勢會被一一模仿，但所有男女演員，就像小心、謹慎的處女們那樣，絕不會脫掉他們的內褲。
　　在我們一起去貝伊奧魯，電影人經常出入的那些場所時，特別是在佩魯爾酒吧，當芙頌和費利敦為了認識更多的人，也為了了解市場行情而輾轉在一張張桌子上時，我會聽兩個中年朋友，特別是蘇罕丹女士給我講的那些「讓我注意」的事情。比如，那個戴著黃領帶、穿著輕薄襯衫、留著一撮小鬍子、看上去像個紳士的製片人，即便是和芙頌講話，我也要禁止，因為這個著名的製片人在阿特拉斯電影院頂層的辦公室裡，只要和三十歲以下的任何一個女人單獨待在一起，就會立刻鎖上門姦汙這個女人，隨後他會答應讓這個哭泣的女人在他的電影裡擔任女主角，但等到電影開拍時，他承諾的主角就會變成一個三流的角色，比如說，在一個好心的土耳其富人家裡製造是非，讓所有人都反目為仇的德國保姆。她還讓我要小心她的前任老闆，那個允諾要給費利敦的藝術電影提供技術支持，因此費利敦不斷去他身邊和他開玩笑的製片人穆扎菲爾，她讓我至少要警告費利敦。因為這個無恥的傢伙，大概在兩個星期前，還是在佩魯爾酒吧，還是在同一張桌子上，和兩個一直和他處於商業競爭中的中等電影公司老闆，為在未來的幾個月裡弄到芙頌打了賭，賭注是一瓶走私的法國香檳酒(作為西方人和基督教徒的一個奢侈品，香檳拜物主義經常會出現在那個時期的電影裡)。多年來一直在電影裡扮演壞女人(不是惡魔似的)，被娛樂新聞稱為土耳其民族的叛徒蘇罕丹，一邊跟我講這些故事，一邊用手裡的長毛線針為三歲的可愛外孫織一件三色的毛衣，她還給我看了在《布爾達》雜誌上的毛衣樣子。對於那些嘲笑她抱著紅、綠、藍三色毛線團坐在酒吧的人，她會說「我在這裡等新片約時不會像你們這些醉鬼那樣無所事事地坐著」，她會瞬間輕鬆地放下貴婦的架子破口大罵。
　　像在佩魯爾那樣的一些地方，晚上8點以後當所有知識分子、電影人和明星喝得酩酊大醉時，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這樣粗暴的事情。看到我對這樣的事情感到不安的薩利赫·薩熱勒，會用一種讓人想起他多年扮演的公正和理想的警察角色的浪漫姿態，避開我的目光，直勾勾地看著說笑著坐在遠處一張桌子上的芙頌，他說，如果他是一個像我這樣很有錢的商人，絕不會為了要讓她成為演員而把漂亮的親戚帶到這種地方來。這當然傷了我的心。為此，我把這位演員朋友的名字加到了「對芙頌不懷好意的男人」名單裡。蘇罕丹有一次則說了一句我一直沒能忘記的話。她說，我的漂亮親戚芙頌，就像生下她外孫的女兒一樣，是一個能夠成為好母親的人，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好人。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因為我也日漸有了這樣的一些憂慮，因此在1977年的年初，我讓費利敦感覺到，他應該在技術團隊上作出一個決定了。在過去的每個星期裡，芙頌都在貝伊奧魯的酒吧裡，在電影人出入的場所裡，不斷結交新的朋友。這些朋友因為對她的仰慕，向她發出了拍電影、拍攝影小說和廣告的邀請。而我幾乎每天，帶著一種現實的心境在想，芙頌會在短時間裡離開費利敦。從芙頌那甜美、友好的微笑，趴在我耳邊輕聲告訴我一些有趣故事的行為裡，我感覺這個日子不會太遠。我對自己說，離開費利敦後我要立刻和她結婚的芙頌，不太多走進這個電影世界，對她來說也會是好的。不需要和這些人來往，我們也可以讓她成為演員的。在那些日子裡，我們認為費利敦和芙頌在一個辦公室裡處理這些事情會更好。前期的商談已經足夠，為了費利敦要拍的電影，我們要成立一家公司。
　　在芙頌的提議下，我們笑著給公司起了我們的金絲雀檸檬的名字。我們把檸檬的照片也印上了名片，從這張小名片上可以看出，檸檬電影公司的辦公室就在新天使電影院的旁邊。
　　我讓有我一個特別帳號的農業銀行貝伊奧魯分行，每月初向檸檬電影公司投入1200里拉。這個數字比薩特沙特公司拿最高薪金的兩個經理的工資總和還要多一些，費利敦作為公司的經理拿其中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用於支付房租和電影的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