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益相信根本不用著急拍電影，但是在開機拍攝前，就透過檸檬電影公司給費利敦錢，我的內心舒坦了很多。去芙頌家時我也更少感到羞慚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有些晚上，當我感到想見芙頌的那種無法抵抗的強烈慾望時，同時一種同樣強烈的羞慚在我靈魂深處被喚醒時，我會對自己說，我已經給他們錢了，因此我不必再感到羞慚了。想見芙頌的慾望讓我的腦子變得如此愚鈍，以至於我甚至不去問自己，我給的錢是用哪種邏輯來減輕我的羞慚的。我記得1977年春天裡的一天，快到吃晚飯的鐘點，我和母親在尼相塔什的家裡一起看電視，我的內心被同樣的慾望和同樣的羞慚撕裂，我在沙發上(父親坐的地方)像塊石頭那樣，紋絲不動地坐了半個小時。
　　母親說了晚上看見我在家時總要說的那句話：
　　「你在家待一個晚上，讓我們好好吃一頓飯。」
　　「不行，親愛的媽媽，我要出去……」
　　「這個城市裡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娛樂，每天晚上你都要去趕場？」
　　「朋友們非要我去，親愛的媽媽。」
　　「我不該是你的媽媽，而該是你的朋友。就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個人了……你看我要說什麼來著……馬上讓貝科里去樓下的卡澤姆那裡買點羊排，讓他給你做煎羊排。你和我一起吃飯。吃了羊排，你再去見你的那些朋友……」
　　在廚房裡聽到母親說話的貝科里說：「我現在就去肉鋪。」
　　我編造道：「不，媽媽，這是卡拉罕他們家兒子的一個重要宴請。」
　　母親帶著一種合乎情理的狐疑說：「我怎麼一點也沒聽說？」我經常去芙頌家的事情不知道母親和奧斯曼了解多少？我根本不願意去想這些事情。去芙頌家的一些晚上，完全因為不想讓母親產生懷疑，我會先在家裡和母親吃一頓晚餐，然後去芙頌家再吃一次。這樣的晚上，內希貝姑媽會立刻明白我的肚子是飽的，她會說「凱末爾，今晚你一點沒胃口，你不喜歡什錦菜嗎？」
　　有時我也會在家裡和母親一起吃晚飯，如果我能熬過最想芙頌的那幾個小時，我會以為那晚我可以克制自己留在家裡，但晚餐後一小時，喝下兩杯拉克酒後，我的思念會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於母親也會察覺到。
　　「你又開始抖腿了，要不就出去走走吧。但別走得太遠，現在街上也變得危險了。」
　　作為「冷戰」的一個延續，虔誠的民主主義者和虔誠的左派分子之間不斷在伊斯坦堡的大街小巷裡發生衝突。那些年裡，街上不斷有人被殺害，半夜裡茶館會遭掃射，大學裡每隔一天會發生一次類似占領—抵制的事件，炸彈爆炸，銀行被武裝分子搶劫。城裡的所有牆壁因為被刷上了一層又一層的口號而變得五顏六色。就像絕大多數的伊斯坦堡人那樣，我對政治也一點不感興趣，我會認為街上彼此殺戮的戰事對誰也沒好處，我會覺得政治是一些拉幫結派，和我們完全不同、無情、特殊的人們的消遣。當我讓等候在外面的切廷小心開車時，我會談起政治，彷彿談論像地震或是水災那樣的一次自然災害，彷彿我們這些普通的公民除了讓自己遠離它別無選擇。
　　無法待在家裡的每個晚上——多數晚上都是這樣的——我不是非去凱斯金家不可的。有時我會真的去參加宴請，有時我會希望結識一個可以讓我忘記芙頌的可愛女孩，有時我也會開心地和朋友們喝酒、聊天。在扎伊姆帶我去的一個聚會上，或是在新近踏入上流社會的一個遠房親戚家裡遇到麥赫麥特和努爾吉汗時，或是在塔伊豐拉我去的一個夜總會裡半夜遇到老朋友，一邊聽著多數從義大利和法國歌曲翻唱來的土耳其流行歌曲，一邊又打開一瓶威士忌時，我會錯誤地以為，自己正在慢慢地回到以前那種正常的生活裡去。
　　我最容易從夜晚和他們一起吃完飯，看完電視，回家的鐘點到來時陷入的呆鈍和猶豫裡明白自己的煩惱有多深，多嚴重，而不是從去他們家之前感到的猶豫和羞慚裡。在這八年時間裡，除了因為對自己的境遇應該感到並充分感到的羞慚之外，我還和另外一種特殊的羞慚較上了勁，這就是有些晚上我無論如何就是無法起身離開她家的羞慚。
　　電視節目，每晚會在11點半到12點左右，伴隨著國旗、阿塔圖克陵墓和土耳其士兵們的圖像結束，隨後再盯著螢幕上出現的模糊圖像——就像一個新節目可能會因錯出現一樣——再看上一陣後，塔勒克先生會說「芙頌，我的女兒，可以去把它關掉了」，或者芙頌會主動去關掉電視。現在我要解析的特殊痛苦就會在那一刻開始，這是一種如果不立刻起身離開我將會過多打擾他們的感覺。我無法去思考這是一種多麼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感覺，我會立刻對自己說：「再過一會兒我就走」，因為我經常聽見他們用帶刺的語言在背後說那些電視節目一結束，連「晚安」也不說就走掉的客人，和因為家裡沒電視、跑來看電視、看完電視就立刻離開的鄰居。我不想成為像他們那樣的人。
　　當然他們知道，晚上我來不是為了看電視，而是為了接近芙頌，但是為了賦予我的造訪一種正式的氛圍，有時我會打電話給內希貝姑媽說「今晚我去和你們一起看電視，有《歷史的篇章》！」既然我那麼說了，那麼電視節目一結束我就應該起身離開了。因此電視關掉後，我會再坐一會兒，隨後我會開始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自己該走了，但我無論如何就是沒走，就像被黏在椅子或是L形長沙發上一樣，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當我因為羞慚微微出汗時，那些時刻會一個接著一個地過去，掛鐘的嘀嗒聲也會變成一種讓人不安的噪音，我會對自己重複四十遍地說道「現在我就走！」，但我依然不能付諸行動，還是呆坐在那裡。
　　甚至在多年以後，我還是無法滿意地解釋這種呆鈍的真正原因——就像我經歷的愛情一樣——那個時候我會想到以下一些擊垮我的意志的其他原因。
　　1.每次說完「我要走了」，不是塔勒克先生，就是內希貝姑媽肯定會說「再坐一會兒，凱末爾先生，我們談得多開心啊！」，他們會挽留我。
　　2.如果他們沒這麼說，芙頌會一邊甜美地笑著，一邊用一種神祕的眼神看著我，把我的腦子搞得更亂。
　　3.正想說要走時，有人肯定會開始講一個新故事或是打開一個新話題。因為不聽完這個新故事便起身告辭會顯得不禮貌，於是我會不安地再坐上二十分鐘。
　　4.此間，遇上芙頌的目光，我會忘記時間，等我再偷偷看錶時，我會慌亂地發現四十分鐘已經過去，我依然會說「我要走了」，但依然還是無法讓自己站起來。那時，我會對自己的行為憤怒，我會感到一種深切的羞慚，這種羞慚會把那個時刻變得無法承受的沉重。
　　5.那時，我會去尋找一個再坐一會兒的新藉口，會再給自己一點時間。
　　6.塔勒克先生又給自己倒上了一杯拉克酒，也許我也該陪陪他。
　　7.等待時間到12點整，如果我說「12點了，我要走了」，那麼我的離開會變得容易些。
　　8.也許現在切廷在茶館裡正和人聊得起勁，我可以稍微再等他一會兒。
　　9.街區裡的年輕人正坐在下面的大門前抽菸、聊天，如果這時我出去，他們會說我閒話的。(進出凱斯金家時，我碰見的那些年輕人表現出來的沉默，多年來一直讓我感到不安，但因為看見我和費利敦相處得很融洽，因此他們也就沒辦法說什麼「街區的名聲」了。)
　　不管費利敦在還是不在，都會增加我的不安。從芙頌的眼神裡我也明白自己的窘境。更難的是，芙頌用她的眼神給予我希望，那是在延長我的痛苦。想到費利敦十分信任妻子時，我會得出他們擁有一段美滿婚姻的結果，我會倍加痛苦。
　　最好的辦法是，用禁忌和傳統來解釋費利敦的無動於衷。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家裡，別說是當著父母的面追求一個已婚的女人，即使斜眼看一下，在那些窮人和小城市的人中都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因此費利敦會認為，我根本不會想到在一個幸福家庭的氛圍裡看電視時和芙頌調情，其實我也覺得費利敦的這個想法是合乎情理的。我的愛情和我們所坐的家庭餐桌被那麼多的細節和禁止包圍著，即使我所做的一切表明我深深地愛著芙頌，但我們都有義務「做出」一副似乎確實知道這樣的愛情是不可能的樣子。我們還確信，我們將可以永遠承擔這個義務。當我發現這點時，我才明白，正是因為有這麼多敏感的禁止和習俗，我才能如此頻繁地見到芙頌。
　　為了讓故事的這個要點引起注意，我再來舉另外一個例子：在一個男女關係更加開放，不需要蒙面紗，沒有男女授受不親的現代西方社會裡，如果我每星期去凱斯金家四次，那麼所有人最終不得不接受我去那裡見芙頌的事實。那時，嫉妒的丈夫將不得不來阻止我。因此在那樣的一個國度裡，我既無法見到他們，也無法讓我對芙頌的愛情以這種形式存在。
　　如果那天晚上費利敦在家，時間一到便起身告辭對我來說不會太難。如果費利敦出去找他的電影人朋友了，那麼關掉電視後，我還會坐在那裡，無法去想「再喝一杯茶」，或是「凱末爾先生，請您再坐一會兒！」的話完全是出於禮貌，我會對自己說，我將根據費利敦回來的時間來決定自己離開的時間。但在這八年時間裡，我甚至沒能完全明白自己到底是該在費利敦回來之前，還是在回來之後離開。
　　頭幾個月，頭幾年裡，我覺得在費利敦回來之前離開會更好。因為在費利敦一進門，我們四目相視的那個時刻，我會感覺自己十分的糟糕。在那樣的夜晚，回到家後，為了能夠入睡，我至少還要再喝上三杯拉克酒。另外，如果費利敦一回來我就走，那就意味著我不喜歡他，我去那裡只為了見芙頌。所以等費利敦回來後，我至少還要再坐半個小時，而這會讓我手足無措，會平添我內心的羞慚。費利敦回來前離開則意味著我承認自己的罪過和羞慚，我在逃避他。我覺得這是不得體的。在歐洲的小說裡，那些和伯爵夫人調情的不體面的花花公子會在伯爵回來之前一小會兒匆匆逃離城堡，我是不可能像他們那樣做的！也就是說，為了能在費利敦回來之前離開，我走的時間和他回來的時間之間必須有一段很長的距離。這也就意味著我要早早地離開凱斯金的家。這是我無法做到的。很晚了我都無法起身告辭，早就更不可能了。
　　我一動不動地坐在沙發上，就像一艘觸礁的輪船，堆滿了無能和羞慚。我試圖和芙頌的目光相遇，試圖讓自己感覺稍微好一點。當我在腦子清醒的一個時刻認識到，我將無法起身告辭，就像我認為的那樣，即使再過一會兒我也將無法離開時，我會為自己的滯留找到一個新藉口。
　　10.我對自己說，讓我等費利敦回來和他談談劇本上的那個問題。費利敦回家後，我這樣嘗試了幾次，我努力去和他交談。
　　有一次，我說「費利敦，據說有辦法可以更快地從審查機構得到消息。你知道嗎？」即使不完全是這句話，我對他說了一句類似的話，瞬間桌上的人立刻都沉默了。
　　費利敦說：「帕納堯特茶館有個愛爾萊爾電影人的會議。」
　　隨後，他像美國電影裡丈夫下班回家用一個半是真誠、半是習慣的動作親吻妻子那樣，親了親芙頌。有時，從芙頌對他的擁抱裡我明白這些親吻是真誠的，我的情緒會因此變得一團糟。
　　費利敦多數晚上會和電影界的作家、畫家、影城的工人、攝影師們待在茶館裡，或是去參加在家裡舉辦的聚會，他和這些因為各種原因多數彼此有爭執的人們分享著一種社團生活。費利敦很看重這些和自己一起吃喝玩樂的人們的奮鬥和幻想，就像他很容易因為這些電影人朋友的暫時快樂而開心一樣，他也會因為他們的沮喪而瞬間變得痛苦不堪。在看到這些時，在去他們家的那些夜晚，我覺得自己在白白地為芙頌沒能和丈夫一起出去而煩惱。事實上在我沒去他們家的那些夜晚，每星期一到兩次，芙頌總會穿上一件時髦的襯衫，戴著我送給她的一個胸針，和丈夫一起去貝伊奧魯。他們會在像佩魯爾、佩爾黛那樣的地方坐上好幾個小時。隨後，我會從費利敦那裡打聽到那天晚上的所有細節。
　　無論是費利敦，我，還是內希貝姑媽都非常清楚，芙頌非常想盡早進入電影界。另外我們也知道，當著塔勒克先生的面談論這些問題是不合適的。儘管塔勒克先生無聲地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我們還是不該讓他去面對這些事情。儘管這樣，我還是希望塔勒克先生知道我在資助費利敦。直到檸檬電影公司成立一年後，我才從費利敦那裡得知他的老丈人知道了我對他女婿的資助。
　　在這一年時間裡，我和費利敦在凱斯金他們家之外，建立起了一種工作上的朋友關係，甚至是一種私人朋友關係。費利敦是一個愛交際、理智和十分真誠的人。我們不時會在檸檬電影公司的辦公室裡見面，談論劇本、審查委員會出的難題以及男主角的人選問題。
　　已經有兩個非常有名和英俊的男演員表示，他們準備在費利敦的藝術電影裡扮演男主角，但我和費利敦都對他們表示懷疑。我們根本不相信這些在歷史題材的電影裡殺死拜占庭牧師、一巴掌打翻四十個暴徒的狂妄好色之徒，我們知道他們會立刻追求芙頌的。留著小黑鬍子的這些厚顏無恥的演員都有一個重要的職業技能，那就是用雙關語來暗示，他們已經和拍戲的女演員，甚至是還不到十八歲的影星上床了。像「電影裡假戲真做的親吻」或是「影視城裡的愛情」那樣的報紙標題，因為既可以讓明星們出名，又可以把觀眾吸引到電影院裡，因此是電影業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費利敦和我決心讓芙頌遠離這些醜聞。當我們作出這樣一種保護芙頌的共同決定後，考慮到費利敦因此將遭受的損失，我讓薩特沙特又給檸檬電影公司的預算追加了一些錢。
　　那些日子裡芙頌的一個行為也讓我很擔心。一天晚上，當我去他們家時，內希貝姑媽道歉似的對我說，費利敦和芙頌一起去了貝伊奧魯。我將憂傷深埋心底，不動聲色地和塔勒克先生和內希貝姑媽一起看了電視。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晚上，當我再次看見芙頌和她丈夫出去後，我請費利敦吃了一頓午飯，我告訴他芙頌過多地和這些電影人混在一起對我們的藝術電影是不會有好處的。費利敦必須以我去他們家為藉口，要求芙頌夜裡留在家裡。我還語重心長地對費利敦說，這對家庭、對我們即將拍攝的電影都會是更好的。
　　我的警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也讓我很擔憂。一天晚上當我又沒看見他們時，我明白即便不像以前那樣頻繁，但費利敦和芙頌依然還在去像佩魯爾那樣的地方。那天晚上我又沉默地和內希貝姑媽、塔勒克先生看了電視。直到夜裡兩點以後芙頌和費利敦回到家，就像忘記了鐘點那樣，我和內希貝姑媽、塔勒克先生一起坐著，告訴他們自己在那裡讀了幾年大學的美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我跟他們說，美國人很勤奮，同時也很單純和善良；晚上他們睡得很早；即便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也會在父親的逼迫下一大早騎車挨家挨戶地送報紙或是牛奶。他們笑著但又好奇地聽我講，好像我在開玩笑一樣。隨後，塔勒克先生問了一個他十分好奇的問題，他說，美國電影裡的電話鈴聲和我們這裡的完全不同，他問，美國的電話鈴聲是不是都是那樣的，還是那只是電影裡的電話鈴聲？他的問題瞬間把我搞糊塗了，我發現自己早已忘記美國的電話鈴聲是什麼樣的了。而這，在後半夜裡給了我一個已經將青春、一種在美國體驗到的自由情感留在了身後的印象。塔勒克先生模仿了美國電影裡的電話鈴聲，他還說如果是警匪片，那麼鈴聲會更加強硬，他也模仿了警匪片裡的鈴聲。兩點過了，我們還在抽菸，喝茶，說笑。
　　即便是在今天我也說不清楚，我坐到那麼晚是為了讓芙頌在我去他們家的晚上不要出門，還是因為那晚如果我見不到芙頌會很不開心。但在我再次嚴肅地和費利敦談了這個問題，堅持跟他說我們應該一起保護芙頌，讓她遠離那些電影人之後，我去的那些晚上，芙頌和費利敦再也沒有一起出去過。
　　作為一種對芙頌將要出演的藝術電影的支持，我和費利敦第一次在那些日子裡開始考慮拍攝一部商業片。可能這個電影草案也讓芙頌同意晚上不出去了。作為報復，有些晚上，沒等我去他們家，芙頌就去樓上睡覺了。從中，我得出她在跟我生氣的結論。但她也從沒放棄成為電影明星的夢想，等我下次再去時，她對我會比任何時候都熱情，她會無緣無故地問起我的母親，或是主動地往我的盤子裡舀一勺飯，於是乎我又無法起身告辭了。
　　儘管我和費利敦之間的友情在日益加深，但這一點也不阻礙我晚上在他回來之前陷入無法起身告辭的危機。費利敦一回來，我會感覺自己在那裡是一個「多餘的人」。就像在夢裡一樣，我不屬於那個我看見的世界，但我卻執意想成為其中的一分子。1977年3月，在電視新聞不斷播出政治會議，茶館被轟炸，反對派政客被槍殺的一個夜晚，在很晚的一個鐘點(因為羞愧，我沒能去看錶)，費利敦回到了家裡，我無法忘記他看見我時臉上出現的表情。這是一個真心為我擔憂的好人的憂傷眼神——但另外一方面——他的臉上，還有在我看來讓費利敦成為一個謎團的那種以平常心對待一切的充滿溫和、樂觀和善意的單純表情。
　　1980年9月12日軍事政變後，晚上10點以後開始的宵禁，給我那無法起身離開的煩惱帶來了一個限制。但是我的煩惱沒有因為宵禁而結束。只彷彿被擠在了很短的一段時間裡而變得更濃更重了。實行宵禁的那些夜晚，我那無法起身離開的危機從9點半開始慢慢加重，儘管每個時刻我都在氣憤地對自己說「我現在就走」，但我依然還是無法站起來。因為逐漸減少的時間甚至不給我一個喘息的機會，因此到10點差20分左右，我的慌亂便會變得無法忍受。
　　最終當我跑上大街，鑽進雪佛蘭時，我和切廷便陷入是否能在10點以前趕回家的慌亂；而每次我們都會晚三到五分鐘。軍人們在10點(後來這個時間被延長到了11點)過後的頭幾分鐘裡，從不會去攔下在大街上疾駛的汽車。回家的路上，我們看見宵禁前像瘋子一樣疾駛的汽車在塔克西姆廣場、哈爾比耶、道爾馬巴赫切出的車禍，我們還看見那些下車後大打出手的司機。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道爾馬巴赫切皇宮的後面，看見一個從一輛冒著藍煙的普利茅斯牌汽車裡走出來，帶著狗、酩酊大醉的先生。還有一次，我們看見一輛因為追尾水箱破裂的計程車，像賈阿爾奧盧浴室那樣冒出一股蒸汽。回家的路上，小巷裡那令人髮指的黑暗、昏暗大街上的空曠讓我們感到恐懼。終於回到家，臨睡前喝上最後一杯拉克酒時，記得有一天晚上我祈求真主讓我回到正常的生活裡去。然而我是否真的願意擺脫這份愛情，擺脫對芙頌的迷戀，即便是現在，這麼多年後我也沒能完全弄清楚。
　　臨走前我聽到的任何一句好聽的話，芙頌或是她的家人說我的幾個甜美、樂觀的單詞，即便是含糊的，也會讓我產生一種幻覺，在瞬間讓我感到，我將能夠重新贏得芙頌，我所有的造訪沒有白費，於是，我能夠不太費力地起身離開他們家。
　　坐在餐桌上時，在最出人意料的一個時刻芙頌對我說的一句美言，比如她說的「你去理髮了，頭髮剪得好短，但很好」(1977年5月16日)，或是她帶著憐愛對她母親說的關於我的一句話「他就像小男孩一樣喜歡吃肉丸，是吧？」(1980年2月17日)，抑或是一年後下雪的一天晚上，我剛進門她就說「凱末爾，因為等你，我們還沒有上餐桌，我們說但願今晚他會來」，她的這些話會讓我感覺無比幸福，無論那天晚上我是帶著怎樣的一種悲觀情緒去的，也不管看電視時我感到了哪種不祥的預感，只要時間一到，我就會毫不猶豫地站起來，快步走到門邊，拿下掛在衣架上的大衣，毫不拖延地走出房門。先穿大衣，隨後對他們說「告辭，我走了！」，這會讓出門變得很輕鬆。如果我早離開了他們家，那麼在回家的路上，在切廷開的車裡，我會感覺自己很好，我會去考慮第二天要做的事情，不去想芙頌。
　　經過所有這些嘈雜混亂後的一兩天，我再次去他們家時，一看見芙頌，我立刻明白了吸引我去那裡的兩樣東西。
　　1.如果我遠離芙頌，世界，就會像一個沒有頭緒的謎團讓我感到不安。一看見芙頌，我感覺謎團，所有的一切在瞬間變得有條不紊，我會想起世界是一個有意義、美好的地方，我會因此感到輕鬆。
　　2.晚上在他們家和她四目相對時，每次我的心裡都會升騰起一股勝利的喜悅。儘管所有那些令人失望、讓人感覺丟臉的跡象，是一種那天晚上我也能夠去那裡的勝利，多數時候我也會在芙頌的眼裡看到這種幸福的光彩。或是我那麼認為，我感到自己的執著和堅定影響了她，我相信自己的生活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