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規律地見芙頌，讓我的工作也走上了正軌。因為晚上睡得好，每天上午我很早就去辦公室。(哈爾比耶那棟公寓大樓的側牆上英格還在笑吟吟地喝著梅爾泰姆汽水，但據扎伊姆說，廣告對汽水的銷售已沒太多幫助了。)因為腦子不再過多地想著芙頌，因此我不但能夠很好地工作，還可以發現別人設下的圈套，作出應對的決定。
　　奧斯曼委託凱南管理的泰克亞伊，就像預料的那樣，在短時間裡成了薩特沙特的競爭對手。但這不是由於凱南和哥哥的成功管理，而是因為每次想到他的野馬轎車、工廠和他對芙頌的愛情，都會讓我憂傷的紡織品商人吐爾嘎伊先生，——不知為什麼我已經一點也不嫉妒他了——把他自己的一部分產品的銷售留給了泰克亞伊。吐爾嘎伊先生用他一貫的優雅似乎已經忘記了沒被邀請去訂婚儀式的事情，現在和奧斯曼還開始了家庭間的交往。冬天他們一起去烏魯達山滑雪，一起去巴黎、倫敦購物，還訂閱了相同的旅遊雜誌。
　　我對日益壯大的泰克亞伊的侵略性感到驚訝，但也無計可施。凱南毫無顧忌地用高薪把幾個新近被我招進公司的年輕、雄心勃勃的管理者(兩個因為他們的勤奮和誠實多年來一直是薩特沙特支柱的中年管理者)挖去了他的公司。
　　有幾次吃晚飯時，我對母親抱怨了哥哥對我的欺詐和他為了賺錢針對父親創建的薩特沙特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母親以「別讓我介入你們的事情」為由，沒有幫我。我認為因為奧斯曼的灌輸，母親從我離開茜貝爾的事情上，私生活中那些神祕的怪異上，以及我以為她對我去凱斯金家的事情略有所聞上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我無法好好地管理父親留下的公司。
　　在這兩年半時間裡，我對凱斯金家的造訪、我和芙頌的對視、我們的晚餐和交談、冬夜也會開車去的海峽遊玩，所有這一切彷彿都達到了一種時間以外的平凡(和美麗)，一種總是在重複彼此的連貫。我們始終無法開始費利敦的藝術電影，但我們一直在作準備，就像過幾個月就可以開始那樣。
　　芙頌要嘛是已經明白，藝術電影還需時日，商業片則會把她一人獨自留在危險的街道上，要嘛是做出一副明白的樣子。因為她用眼神向外宣洩的憤怒還沒有完全消失。有些晚上，當我們的目光在家裡的餐桌上交會時，她不再像一個羞澀的女孩那樣逃避我的目光，而會用一種讓我想起自己所有缺點的憤怒直視我的雙眼。那時，我會因為她釋放了內心的憤怒而憂傷，但同時我也會感到幸福，因為我明白她感到跟我更親近了。
　　晚餐結束前，我又開始問她：「芙頌，畫兒畫得怎麼樣了？」，費利敦在家時我也這麼問。(自從安寧飯店那夜後，費利敦晚上也更少出去了，他在家和我們一起吃晚飯。本來電影業也不景氣。)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三人起身離開餐桌，去後屋看了很長時間芙頌那陣子正在畫的鴿子。
　　我耳語般地說：「芙頌，我很喜歡你這麼慢慢地耐心畫畫。」
　　費利敦用同樣耳語的聲音說：「我也是這麼說的。讓她開個畫展！但她不好意思……」
　　芙頌說：「我畫畫只是為了打發時間。最難畫的是鴿子頭上那些羽毛的光澤。你們看見了嗎？」
　　我說：「是的，我們看見了。」
　　一陣長時間的沉默。我認為費利敦那天晚上是因為要看《體育時間》才留在家裡的，因為一聽到電視裡傳來的進球聲，他就跑出去了。我和芙頌什麼話也沒說。我的真主，和她一起靜靜地看她畫的畫，給了我莫大的幸福。
　　「芙頌，我很想有一天我們一起去巴黎，去看那裡的畫，去參觀所有的博物館。」
　　這句大膽的話，是一種可以導致板臉、皺眉，甚至是不說話和生氣懲罰的罪過，但芙頌很自然地對待了它。
　　「我也想去，凱末爾。」
　　像很多孩子那樣，我也在上學時對圖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初中和高中時，有段時間我在邁哈邁特公寓大樓的套房裡「自學」畫畫，夢想日後要成為一名畫家。那時，我懷揣類似有一天去巴黎看所有繪畫的童真夢想。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土耳其既沒有一個可以欣賞繪畫的博物館，也沒有那些可以帶著天真的樂趣翻看的圖畫和複製品書籍。但我和芙頌對繪畫藝術上發生的事情一點不感興趣。讓我們開心的是把黑白照片上的鳥放大著色的樂趣。
　　我在凱斯金家越來越多地嚐到了這種天真幸福的奇怪樂趣，隨著這種樂趣的日益增加，他們家之外的世界，伊斯坦堡的街道對我來說就變得更加無聊了。和芙頌一起去看她畫的畫，跟蹤畫上的細微進展，每星期一次，甚至兩次在後屋輕聲談論接下來她要畫哪隻鳥，是斑鳩、老鷹，還是海鷗，會讓我感到異常的幸福。
　　但是，在這裡僅用「幸福」這個詞是不夠的。我要用另外一種形式來講述我在那間後屋體會到的詩意，那三五分鐘給予我的深切滿足感：這是一種時間停止、一切將永不改變的情感。伴隨著這種情感的是一種被保護、持久和在家的愉悅。另外還有一種關於世界是簡單和美好的信念，這種信念讓我的心靈得以放鬆，如果用更誇張的辭藻來說，那就是一種世界觀。這種安寧的感覺，當然來自於芙頌優雅的美麗和我對她的愛情。在後屋能夠和她交談三五分鐘，這本身就是一種幸福。但這種幸福，也來自於我們身處的場所，那個房間。(如果我可以在福阿耶和她一起吃飯，我也會很幸福，但那會是另外一種幸福。)和地點、場所、精神狀態有關的這種深切安寧，會和我在周圍看見的那些東西，芙頌慢慢畫著的畫、地上的烏沙克[35]地毯的磚紅色、布塊、鈕釦、舊報紙、塔勒克先生的老花眼鏡、菸灰缸和內希貝姑媽織毛衣的工具一起，混合在我的腦海裡。我會深深地吸一口房間裡的空氣，出去前拿起一個小物件扔進口袋裡，隨後在邁哈邁特公寓大樓的房間裡，那個頂針、釦子或是線團會讓我想起所有這一切，會延長我的幸福。
　　內希貝姑媽，每次吃完晚餐，把鍋子、盤子收拾進廚房，把剩菜放進冰箱後(博物館參觀者一定要好好看看凱斯金家的那個冰箱，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冰箱很神奇)，會去後屋拿她那個織毛衣用的又大又舊的塑膠袋，或者會讓芙頌去拿。因為這同時是我們去後屋的時間，所以她會對芙頌說：「女兒，出來時帶著我的毛線袋！」因為她喜歡一邊看電視一邊織毛線、聊天。儘管內希貝姑媽不反對我們單獨待在後屋，但我認為因為她懼怕塔勒克先生，所以為了不讓我們待得太久她會進來說：「我來拿毛線袋，《秋風》就要開始了，你們不來看嗎？」
　　我們會去看的。八年時間裡，我在芙頌他們家一定看了上百部的電影和連續劇。儘管我能夠十分清晰地記住和芙頌、他們家有關的各種小細節，即便是最荒唐的東西，但我會在短時間裡完全忘記這些電影、連續劇、節日裡的那些爭論節目(「伊斯坦堡的攻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突厥主義是什麼？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如何更好地了解阿塔圖克(即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其他成百上千的節目。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東西，一段時間過後，多數的我只能記得它們中的某些時刻(這是時間理論家亞里斯多德喜歡的一樣東西)。這個「時刻」會和一個畫面結合在一起並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裡。我腦海裡那些難忘畫面中的一半是電視上的圖像，或者只是那個圖像的一個部分。比如，電影裡一個跑上樓梯的美國偵探的鞋子和褲管；攝影師不想拍，卻不知為什麼進入了畫面的一根老房子的煙囪；一個接吻畫面上的(餐桌上的人會變得很安靜)女人的頭髮和耳朵；在上千個看足球比賽、留著小鬍子的男人中間，一個依偎在父親懷裡的小女孩(大概是家裡沒有別人)；坎迪爾之夜[36]，跪拜在清真寺裡的人群中一隻穿著襪子的腳；土耳其電影裡背景上的一艘通過海峽的輪船；壞人吃的辣椒塞肉的罐頭盒子。這些東西在我腦子裡會和我斜眼看見的，當時正在看著那個畫面的芙頌臉上的一個細節、她的一個動作連在一起，比如她的嘴角、挑起的眉毛、她握著手的樣子、她不經意地將手上的叉子放到盤子邊上的樣子、她皺著眉頭不耐煩地掐滅香菸的樣子。有時這些畫面就像我們後來想起的夢境那樣，會時常出現在我的腦海裡。為了能在純真博物館裡展出這些由疑問和圖畫構成的幻想，我跟畫家們說了很多次，但我始終沒能為自己的那些疑問找到一個完整的答案。芙頌看到那一幕為什麼會那麼激動？是什麼讓她那麼投入地進入了劇情？我很想去問她這些問題，但凱斯金家人看完電影後的交談，更多是和電影的道德結論有關的，而不是電影對他們的影響。
　　比如，內希貝姑媽會說：「可恥的傢伙終於得到了懲罰，但我還是可憐那個孩子。」
　　塔勒克先生會說：「行了，他們根本就把孩子給忘了。這些傢伙一心只想著錢。芙頌去把電視關掉。」
　　這些傢伙——電影裡的奇怪歐洲男人，持槍美國歹徒，那個怪異和可恥的家庭，甚至是拍出這部電影的編劇和導演——隨著芙頌按下按鈕，會瞬間進入一個永久的黑洞——就像從浴缸的出水口流出的髒水那樣——消失在螢幕裡。
　　電視一關掉，塔勒克先生馬上會說：「啊！這下可好了，我們終於擺脫了它們！」
　　它們，是指電視裡的國產或是外國電影，公開論壇，也可能是知識競賽節目裡自以為是的主持人和愚蠢的選手！這話會增加我內心的安寧，我會感到似乎他們也發現了我在這裡和他們待在一起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時，我會想在那裡待更長的時間，我明白，自己那麼想不僅僅是因為和芙頌待在同一個房間，坐在同一張餐桌上的樂趣，也是因為和凱斯金一家人同處在這個家，這棟樓裡所給予的深切情感。(那裡，是一個博物館參觀者像在時光裡流連那樣漫步的神奇地方。)我希望博物館參觀者們特別記住，我對芙頌的愛情，慢慢地蔓延到了她的整個世界，和她有關的一切，她所有的時刻和物件。
　　看電視時我感到的那種時間以外的情感，這種把我在八年時間裡對凱斯金家的造訪和我對芙頌的愛情變為可能的深切安寧，唯一會在看新聞時被破壞。因為國家正在被拖向一場內戰。
　　1978年，夜裡在我們的街區也會有炸彈爆炸了。通往託普哈內和卡拉柯伊方向的那些街道處在民族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的控制之下，報說很多犯罪計劃都是在這裡的茶館被制訂出來的。沿著楚庫爾主麻大街往上，通向吉汗基爾的那些蜿蜒曲折的小街上則居住著庫德人、阿拉維派教徒、親近各種左翼派系的小公務員、工人和學生。他們也喜歡使用武器。有時，這兩派的惡棍們為了一條街道、一個茶館、一個小廣場的統治權，會發生武裝衝突；有時，隨著情報機關和國家遙控的強盜們放置的一枚炸彈的爆炸，雙方會發生激戰。多數時候切廷會處在雙方的戰火之中，不知該把雪佛蘭停在哪裡，在哪家茶館門口等我，他在這段時間裡受了很多罪。然而有幾次當我說晚上自己可以獨自去凱斯金家時，他卻堅決反對我那麼做。我離開凱斯金家時，楚庫爾主麻、託普哈內和吉汗基爾的街道還都不會空下來。甚至在我們開車回家時，還會看見那些掛海報、貼告示或是往牆上寫口號的人，我們會恐懼地互相看上幾眼。
　　因為晚上的新聞裡總在說爆炸、殺戮和屠殺的事情，因此凱斯金他們一方面會因為在家而感到安寧，但另一方面卻會為未來陷入不安。因為所有新聞都糟糕得讓人難以忍受，因此那段時間，相對於新聞來說，我們更喜歡談論讀新聞的漂亮播音員阿伊塔奇·卡爾杜茲的姿勢和臉部表情。和西方那些看上去自如、輕鬆的女播音員相反，阿伊塔奇·卡爾杜茲不但很拘謹，還從來不笑，她總是像一根蠟燭那樣一動不動地快速唸著紙上的新聞。
　　塔勒克先生會不時地說：「停一停，孩子，喘口氣，你會給憋死的。」
　　儘管這句玩笑話也許已經說過上百次，但我們依然會笑，就像第一次聽到那樣，因為很守紀律、很喜歡自己的工作、很害怕讀錯的女播音員，有時不唸完一句話就不會停下來喘口氣；句子一長，為了不憋死就會越讀越快；那時她的臉就會開始紅起來。
　　塔勒克先生說：「唉，她的臉又開始紅起來了。」
　　內希貝姑媽說：「孩子，稍微停一停，至少嚥口口水……」
　　阿伊塔奇·卡爾杜茲，好像聽到了內希貝姑媽說的話，瞬間會從紙上抬起眼睛，朝坐在餐桌上半慌亂、半高興的我們看一眼，同時，就像一個剛剛做了扁桃腺切除術的孩子那樣，費力地嚥一口口水。
　　內希貝姑媽說：「孩子，你真棒！」
　　像貓王在孟菲斯的家中去世，紅色旅劫持並殺害義大利前總理阿爾多·莫羅，記者傑拉爾·薩利克在尼相塔什的阿拉丁小店前面和他妹妹一起被槍殺的消息，我們都是從這個女播音員的嘴裡聽到的。
　　看電視時，凱斯金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在世界和他們之間設置下一段讓我感覺很安寧的距離，他們設置距離的另外一條途經則是，把螢幕上出現的那些人比做我們周圍的人，並在吃飯時，長時間地爭論這種比喻有多恰當。我和芙頌也會真誠地加入這些爭論。
　　我記得，1979年底，當我們在看蘇聯占領阿富汗的那些畫面時，我們花很長時間爭論阿富汗新總統巴布拉克·卡爾邁勒是不是很像一個在我們街區麵包房裡工作的人。話題是內希貝姑媽打開的，她和塔勒克先生一樣喜歡這樣的比較。一開始，我們誰也沒能明白她說的是麵包房裡的哪個人。因為有些晚上，我會讓切廷在麵包房前停車，然後跑去買新鮮的熱麵包，所以我對在麵包房裡工作的那些庫德人的面孔還是有些熟悉的，因此我完全贊同了內希貝姑媽的觀點。而芙頌和塔勒克先生卻執意堅持說，收錢的那人一點也不像阿富汗新總統。
　　有時，我覺得芙頌完全是為了和我作對才堅持相反意見的。比如我說——就像我們這裡的帕夏一樣——在體育場的貴賓席上觀看閱兵式時被殺害的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幾乎和那個在楚庫爾主麻大街和博阿茲凱散大街角落上賣報的人長得一模一樣，可芙頌卻說一點也不像。因為薩達特被害的消息在電視上出現了好幾天，因此我和芙頌之間的這場爭論，變成了一種我一點也不喜歡的神經戰。
　　如果一個比喻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被廣泛接受，那麼談起螢幕上的重要人物時，比如安瓦爾·薩達特，就會把他說成是雜貨店的巴赫里。在我去凱斯金家吃晚飯的第五個年頭裡，我們把做被子的納齊夫比做法國性格演員尚·嘉賓(我們看過很多他的電影)；把樓下和母親住在一起的阿伊拉比做晚上在電視上說天氣預報的膽怯播音員；把去世的拉赫米比做每晚在電視上宣讀強硬聲明的政黨主席；把電工埃菲比做星期天晚上講一週進球的著名體育記者；把切廷(特別是因為他的眉毛)比做美國的新總統雷根。
　　當這些著名的人物出現在螢幕上時，我們都會在心裡產生一種開玩笑的慾望。內希貝姑媽會說：「快來，孩子們，快看巴赫里的美國老婆，多漂亮！」
　　有時，我們會努力地琢磨螢幕上的一個名人像誰。比如，對於努力為巴勒斯坦的衝突尋求解決方案、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聯合國祕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內希貝姑媽會問：「你們看，這個人像誰？」在我們為這個問題尋找答案時，餐桌上會出現一陣長時間的沉默。這種沉默在螢幕上的那個名人消失，新的新聞，廣告，別的畫面出現後也會持續下去。
　　正在那時，我會聽到從託普哈內、卡拉柯伊方向傳來的輪船汽笛聲，我會想起城市的喧譁和人群，當我試圖讓正在靠岸的輪船在眼前閃現時，我會不情願地發現，自己竟然如此深地融入了凱斯金家的生活，我在這張餐桌上竟然度過了那麼多時間，在汽笛聲中我竟然一點沒發現歲月的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