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15日凌晨，我和母親在尼相塔什的家裡被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驚醒，我們恐懼地跳下床在走廊上抱作一團。整棟樓也像在強烈地震中那樣左右搖晃了一下。我們以為那些天被扔在茶館、書店、廣場上的炸彈這次被扔在了泰什維奇耶大街的附近，但我們卻看見了從海峽另一邊、於斯屈達爾方向升起的熊熊火焰。因為早已習慣了政治暴力和炸彈，因此看了一段時間遠處的大火和變紅的天空後，我們重又回去睡下了。
據說是一艘裝滿石油的羅馬尼亞油輪在海達爾帕夏水域和一艘希臘小船相撞，油輪和洩漏到海峽的石油因為爆炸而燃燒了起來。早上緊急加印的所有報紙和整座城市都在說這件事，所有人都指著像一把黑傘那樣籠罩在伊斯坦堡上空的濃煙說海峽在燃燒。在薩特沙特的一整天裡，我和那些年老的女員工和疲憊的管理者們一起，在內心裡感到了大火的存在，我試圖讓自己相信，這是晚上去凱斯金家吃飯的一個好藉口。我可以在凱斯金家的餐桌根本不談那篇文章而不停地說大火的事情。但就像對於所有伊斯坦堡人那樣，海峽上的大火在我的腦海裡和政治謀殺、過高的通貨膨脹、排隊、國家貧困潦倒的狀態等讓所有人不開心的災難連在了一起，成為了它們的一個標記和圖畫。看著報紙上關於大火的新聞時，我感覺其實我想到了自己的災難，甚至我發自內心地去關心大火的消息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晚上我去了貝伊奧魯，我對獨立大街上的冷清感到驚訝，我在那裡走了很長時間。像薩拉伊、菲塔什那樣上映廉價色情電影的大電影院門口除了一兩個不安的男人之外竟然別無他人。走到加拉塔薩拉伊廣場時，我想到自己離芙頌他們家已經很近了。就像夏天的一些晚上他們一家人出來吃冰淇淋那樣，他們可能會來貝伊奧魯，我可能會碰到他們的。但我在街上既沒看見任何一個女人，也沒看見任何一個家庭。走到土內爾時，因為害怕重新靠近芙頌他們家，害怕陷入她對我的引力，我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經過加拉塔塔後，我從於克塞克卡爾德勒姆一直走了下去。妓院所在的街道和於克塞克卡爾德勒姆街區交會的地方，依然聚集著很多不幸的男人。他們也像城裡的所有人那樣，仰頭看著天空上的黑雲和黑雲下面的橙色光亮。
我和從遠處看大火的人群一起走過了卡拉柯伊大橋。在橋上用魚線釣竹莢魚的人們也在看大火。我不由自主地跟著人群走到了居爾哈內公園。公園裡的路燈，就像伊斯坦堡的多數路燈那樣，要嘛被石塊砸碎了，要嘛因為停電不亮了，但不僅僅是公園、託普卡帕宮、海峽的入口處、於斯屈達爾、薩拉賈克、貞女塔，所有地方都被油輪的火焰照得像白天一樣。一大堆躁動的人群在看大火，公園裡的光亮既直接來自於油輪上的火焰，同時又折射到了公園上空的黑雲上，它像一盞照亮歐式客廳的落地燈那樣散發出了一種柔和的光亮，讓人群顯得更加幸福和安寧。或者是觀看的樂趣讓所有人開心了。這是從城市的各個角落開車、搭公車、步行而來的，由富人、窮人、好奇和痴迷的人們組成的人群。我看見了包著頭巾的奶奶，懷抱孩子摟著丈夫的年輕母親；著魔似的看著火焰的無業遊民；奔跑的孩子；坐在汽車和卡車裡邊看火焰邊聽音樂的人；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跑來叫賣甜甜圈、芝麻蜂蜜糖、牡蠣塞米飯、炸羊肝、土耳其薄皮披薩的小販和端著托盤來回跑動的賣茶人。阿塔圖克塑像的周圍，賣烤肉丸、香腸的小販，點起了帶玻璃罩手推車上的煤爐，四周瀰漫著帶烤肉味的濃煙。叫賣阿伊讓和汽水(沒有梅爾泰姆)的孩子們，把公園變成了一個市場。我買了一杯茶，在長凳空出來的一個地方坐下，和身邊一位沒牙的貧窮老人一起幸福地看著熊熊燃燒的火焰。
直到大火熄滅，整個星期我每晚都去了公園。有時當火焰變得很微弱時，突然又會因為一團新的火焰而像第一天那樣劇烈燃燒起來，那時帶著驚訝和恐懼觀看大火的人們臉上會閃現出橙色的光影，不僅僅是海峽的入口，就連海達爾帕夏火車站、塞利米耶軍營、卡德柯伊海灣，也會被時而是橙色、時而是黃色的一種光亮照亮。那時，我和人群一起著魔般一動不動地看著眼前的景色。過一會兒，傳來一聲爆炸聲，灰燼灑落或是火焰無聲地慢慢變小。那時觀眾們也會放鬆下來，開始喝茶、聊天。
一天夜裡，我在居爾哈內公園的人群中看見了努爾吉漢和麥赫麥特，但我沒讓他們看見就溜走了。一天傍晚，當我以為影子像他們的一個三口之家是他們時，我明白，自己很想在那裡看見芙頌和她的父母，也許我就是為此才每晚去那裡的。就像在1975年夏天——已經過去四年了——那樣，當我看見一個像芙頌的女人時，我的心跳就還會加快。我覺得凱斯金他們是一個在內心深處感到是災難把我們彼此連在一起的家庭，因此我應該在「獨立號」羅馬尼亞油輪的大火熄滅之前去他們家，應該和他們分擔這場災難的痛苦並忘記過去的傷痛。這場大火對我來說可能會是一段新生活的開始嗎？
另外一天晚上，當我在公園的人群中尋找一個可以坐下的地方時，我碰到了塔伊豐和斐甘。因為一瞬間我已走到他們面前，所以我沒能逃開。他們既沒談起《晚報》上的文章，也沒談到上流社會發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傳聞竟然一無所知，這讓我極為高興，我和他們一起離開了公園，——大火正在熄滅——我坐上他們的車，和他們一起去了一家在塔克西姆後面新開的酒吧，一直喝到了天亮。
第二天，星期天晚上我去了凱斯金家。我睡了一上午，在家裡和母親吃了午飯。晚上，我是樂觀、高興、滿懷希望、甚至是幸福的。但一到他們家，一看見芙頌的眼睛，我所有的幻想都破滅了，因為她是鬱鬱寡歡、絕望和懊惱的。
「凱末爾，你還好嗎？」她模仿著幻想中的一個成功、幸福的貴婦口氣問道。但還在我的美人這麼模仿時，我就沒能相信她。
我老練地說：「一點也不好。工廠、公司、生意上的事情太多了，我沒能過來。」
土耳其電影裡，當年輕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之間產生一種親近時，為了讓最粗心的觀眾明白這點並為之感動，總會有一個善解人意的阿姨欣喜地對他們看上一眼……內希貝姑媽就是用這樣的一種眼神看了我和芙頌一眼。但隨即她把目光轉向了別處，因此我明白那篇八卦文章後，家裡人經歷了很多痛苦，就像我訂婚後那樣，芙頌又哭了好幾天。
塔勒克先生說：「女兒，給客人倒拉克酒。」
因為三年來他一直裝作一無所知，只把我當做晚上去做客的親戚那樣用愛意和真誠來招待我，因此我對塔勒克先生一直是充滿敬意的。但現在我對他很生氣，因為面對女兒也深切感到的痛苦、我的無奈、生活把我們帶到的這個境地，他竟然能夠如此得無動於衷。現在讓我來說一下我甚至對自己都隱藏的無情觀察：塔勒克先生很可能知道我為什麼去他們家，但因為來自老婆的壓力，他認為知而不言「對家庭」會更有益。
我也像她父親那樣，用一種半造作的語氣說：「是的，芙頌女士，像往常那樣請您給我倒上拉克酒，讓我好好享受一下最終回到家的幸福。」
即便在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說那句話，指的是什麼，目的又是什麼。只能說我的不幸讓我不知所云了。但芙頌明白了隱藏在這句話背後的情感，我以為她的眼淚會瞬間奪眶而出。我發現了籠子裡的金絲雀。我想起了過去、自己的人生、時間的流逝和以往的歲月。
我們經歷過的最糟糕的時刻就是那幾個月，那幾年。一方面芙頌不能成為電影明星，另一方面我也不能更接近她。雪上加霜的是我們還丟了臉，遭到了羞辱。就像夜晚「我無法起身告辭」那樣，我知道我們也將很難擺脫這種困境。只要我每星期去見芙頌四、五次，無論是她還是我，就都不可能會有一種別樣的生活，這點我們兩人都感覺到了。
那天的晚餐結束前，我習慣、但更加真誠地說：「芙頌，過了這麼長時間，你的斑鳩畫的怎麼樣了，我很好奇。」
她說：「斑鳩早畫完了。費利敦找到了一張很好看的燕子照片，現在我在畫燕子。」
內希貝姑媽說：「畫得最好的就是這個燕子。」
我們去了後屋。那是一隻優雅的燕子，就像那些停在陽臺欄杆、窗臺和煙囪上的其他伊斯坦堡鳥兒一樣，它被成功地畫在了餐廳面向大坡的凸窗前面。因為用了一種奇怪和幼稚的透視畫法，所以鳥的身後可以看見鵝卵石路面的楚庫爾主麻大坡。
我說：「我為你感到驕傲。」儘管我十分真誠，但我的聲音裡有一種深切的挫敗感。我說：「整個巴黎都應該看見這些畫！」其實就像我往常想說的那樣，我真正想說的是「親愛的，我很愛你，很想你，遠離你是一種巨大的痛苦，看見你又是一種莫大的幸福！」但是彷彿圖畫世界裡的缺憾變成了我們世界裡的缺憾，當我憂愁地看著燕子圖畫上的輕鬆、簡單和單純時看見了這點。
我感到了一種來自內心的痛楚，我小心翼翼地說：「芙頌，畫得非常好。」
如果我說畫上有一種韻味，這種韻味讓人想起受英國繪畫影響的印度微型畫、日本和中國的花鳥畫、奧特朋[40]的仔細、甚至是伊斯坦堡商店裡出售的一種巧克力威化餅乾裡的鳥系列畫，請記住我愛她。
我們看了芙頌在鳥兒身後描繪的城市風景。它們在我內心喚醒的不是喜悅，而是憂愁。我們非常愛這個世界，我們屬於它，也因此我們彷彿留在了這些圖畫的單純裡。
「下次你用更鮮豔的顏色畫城市和鳥身後的那些房子吧……」
芙頌說：「無所謂，親愛的，我只是在打發時間。」
她把拿起來給我看的畫放到了一邊。我看了看那些非常吸引我的顏料、畫筆、瓶子和染上了五彩顏料的抹布。就像那些鳥兒的圖畫一樣，所有東西都是整整齊齊的。前面放著內希貝姑媽的布塊和幾個頂針。我把一個彩色陶瓷的頂針、一根芙頌剛才煩躁地拿在手上的橘黃色蠟筆扔進了口袋。我們在1979年底經歷的最黑暗的幾個月，也是我從凱斯金家偷東西最多的時期。這些物件，不再僅僅是我經歷的一個時刻的標誌，一樣讓我想起那個美好時刻的東西，對我來說也是那個時刻的一個部分。比如我在純真博物館裡展出的火柴盒……這裡的每個火柴盒都被芙頌的手觸摸過，都留著她手上的味道和隱約的玫瑰水香味。就像我在博物館裡展出的其他物件一樣，當我在邁哈邁特公寓大樓的套房裡拿起這些火柴盒，我就能重溫和芙頌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和她四目相視的樂趣。但當我拿起火柴盒不經意似的放進口袋時，我在心裡感到的幸福還有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從我痴迷地愛著、卻「無法得到」的人身上，掰下了即便是一個很小部分的幸福。
掰下這個詞暗示的東西，當然是我們所愛之人神聖軀體上的一個部分。但對我來說，三年時間裡，她的父母、我們吃晚飯的餐桌、取暖爐、煤桶、電視上面的小狗擺設、古龍水瓶、香菸、拉克酒杯、糖罐，楚庫爾主麻家裡的所有東西，在我腦海裡都慢慢變成了芙頌的一部分。就像每星期能夠看見芙頌三四次感到的幸福那樣，因為能從凱斯金家——也就是從芙頌的生活中——拿(偷是個錯誤的詞)三四件，有時六七件，甚至像在那些最不幸的時候那樣十到十五件東西去邁哈邁特公寓大樓，我會沉浸在一種勝利的情感裡。芙頌的一件物品，比如她若有所思看電視時拿在手上的一個鹽瓶，眨眼功夫被我塞進口袋，聊天、慢慢喝著拉克酒時，知道鹽瓶在我口袋裡，「我已經擁有了她」，會給予我一種如此大的幸福，以至於最後我能不太費力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被我塞進口袋的那些東西，1979年夏天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我那無法起身告辭的危機。
那些年不僅僅對芙頌，對我來說也是最不快樂的歲月。多年後，當生活讓我遇見伊斯坦堡的那些痴迷、怪異、不幸的收藏家時，當我去他們那被紙張、垃圾、盒子、照片塞得滿滿當當的家裡拜訪他們時，當我試圖去明白我的這些兄弟在積存汽水瓶蓋或是演員照片時的感受，明白每件新物品對他們意味著什麼時，我想起了自己從凱斯金家拿東西時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