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講述的這些事件的很多年後，在我為了看遍世界上所有博物館而去的旅行中，我會在祕魯、印度、德國、埃及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博物館裡花幾天時間去看裡面展出的收藏品、成千上萬個奇怪的小物件，晚上我會喝上一兩杯酒，然後獨自在街上走幾個小時。在利馬、加爾各答、漢堡、開羅和許多其他城市裡，我會透過窗戶或是窗簾的縫隙，看那裡的人家吃晚飯時是怎麼看電視的，又是怎麼說笑、聊天的，我會找各種藉口走進他們家裡，甚至和主人們一起合影。也因為這樣，我發現了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家的電視上都放著一個小狗擺設。無論是在世界的哪個角落，上百萬的家庭，為什麼都覺得有必要在電視上放一個小狗擺設呢？
這個問題，在一個更小的範圍裡，第一次我是在凱斯金家問自己的。第一次去芙頌他們在尼相塔什的庫於魯？鮑斯坦街上的家時，我就立刻發現了一隻陶瓷狗，隨後我得知，那隻狗在電視機前是放在晚上他們一起收聽的收音機上面的。就像我在大不里士、德黑蘭、一些巴爾幹城市、拉合爾和孟買的很多家裡看見的那樣，凱斯金家也在小狗的下面放了一塊手工鉤織的小墊子。有時狗的旁邊會被放上一個小花瓶，一個海螺，(有一次，芙頌微笑著把海螺放到我的耳邊，讓我聽被擠壓在海螺裡的海洋的嗡鳴聲)有時狗會被靠上一個菸盒，狗就成了菸盒的警衛。擺在桌上的小狗，有時是根據菸灰缸和菸盒的位置來調整的。讓我感覺小狗會搖頭，甚至會撲向菸灰缸的這些神奇安排，我一直以為是內希貝姑媽做的，但1979年12月的一個晚上，當我仰慕地看著芙頌時，我看見她去變換了電視上小狗的位置。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引起對小狗，甚至是對電視機的注意時，她這麼做也許只是一種不耐煩的舉動，因為我們都在餐桌上等待她母親準備的飯菜。但這，還是沒解釋為什麼要把狗放在那裡。在以後的幾年裡，電視機上還放過另外一個為菸盒做支撐的小狗。一段時間電視上還出現過兩隻真的會搖頭的塑膠狗，那些年經常能在計程車和小公共後窗上看見這樣的狗，但它們隨後又消失了。很少談論的這些小狗的行蹤，當然是和我對凱斯基家物品的興趣息息相關的。在電視機上面的小狗快速變化的這段時間裡，內希貝姑媽和芙頌已經感覺或是知道，就像別的那些物件一樣，它們都是被我「拿走」的。
其實我根本不願意和別人分享「我的收藏」，也不願意別人知道我積存物品的癖好，因為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恥。像火柴盒、芙頌的菸頭、鹽瓶、咖啡杯、髮夾那樣不難拿也不會引起注意的第一批東西後，我開始拿更會引起注意的像菸灰缸、茶杯和拖鞋那樣的東西，同時，我也開始慢慢買來新物件來代替那些被我拿走的東西。
「前天我們不是說到那隻電視機上的小狗了嗎！在我那裡。我們的法特瑪女士在收拾東西時不小心把它摔壞了。我買來了這個，內希貝姑媽。我是在埃及市場給檸檬買鳥食、蕪菁種子時，在那裡的一家店裡看見的……」
「啊，這隻黑耳朵狗好漂亮，」內希貝姑媽說。「完全就是一隻野狗……你這個黑耳朵！快坐下。它給人安寧，我可憐的小狗……」
她從我手上接過小狗，把它放到了電視機的上面。一些電視機上的小狗，就像掛鐘的嘀嗒聲那樣，會給予我們安寧。一些狗的樣子是猙獰的，一些則是醜惡、討人嫌的，但它們讓我們感覺自己居住在一個有狗看護的地方，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感覺是被保護的。因為夜晚，在街區的街道上會不時迴響起政治派別們的槍聲，因此家之外的世界讓我們越來越覺得可怕了。黑耳朵野狗，是八年時間裡在凱斯金家電視上待過的十幾隻小狗中最可愛的一隻。
1980年9月12日，發生了一次新的軍事政變。那天早上帶著一種本能我比誰都起得早，我看見泰什維奇耶大街的其他小街上空無一人，我立刻明白又發生了自我兒時起每十年發生一次的軍事政變。街上不時有載滿唱著進行曲士兵的卡車經過。我立刻打開了電視，看了一會兒閱兵式的畫面和奪取政權的帕夏們的講話後，我去了陽臺。我喜歡泰什維奇耶大街的空曠、城市的寧靜、清真寺天井裡栗子樹葉在微風中發出的沙沙聲。五年前，和茜貝爾一起辦了夏末聚會後，我也是在這個陽臺上，也是在早上的這個時間，看過同樣的風景。
聽著電視裡一個留著濃密鬍子的歌手唱戰爭和英雄題材的民歌時，母親說：「這下可好了，國家正面臨災難。但他們為什麼要讓這個粗魯、難看的人上電視呢！貝科里今天是來不了了，法特瑪你做飯，冰箱裡有什麼？」
戒嚴令實施了一整天。看著不時從街上快速開過的卡車，我們知道政客、記者，很多人被帶走了，我們為從未參與過這樣的事情而感到慶幸。所有報紙都出了新版，都表示歡迎政變。直到晚上，我和母親都待在家裡，我們收看了電視上不斷重播的軍事政變的聲明、阿塔圖克的老影像，讀了報紙，看了窗外空無一人的街道。我擔心芙頌，擔心他們家裡和楚庫爾主麻的氛圍，因為據說在有些街區，就像1971年的軍事政變那樣，軍人們挨家挨戶進行了搜查。
母親說：「這下我們可以輕輕鬆鬆地上街了。」
然而因為晚上10點以後實行宵禁，所以軍事政變讓芙頌他們家的晚餐失去了原有的滋味。在全國觀看的唯一電視頻道上，帕夏們因為他們過去的老習慣，每晚在新聞上不單單喝斥政治家，還喝斥所有的民眾。很多參與了恐怖活動的人，作為警示被急急忙忙地處死了。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每當看見這些死刑消息時我們都會沉默。那時，我會感覺，自己離芙頌更近了，我成了他們家的一分子。不僅僅是政治家、反對派的知識分子，連詐騙犯、違反交規的人、往牆上寫政治標語的人、經營妓院的人、拍攝和放映色情電影的人以及賣走私香菸的通姆巴拉手也都被關進了監獄。沒像前一次軍事政變時那樣，軍人們在街上抓那些留著長髮和「嬉皮」大鬍子的年輕人去理髮，但他們立刻驅逐了很多大學老師。佩魯爾酒吧也人去室空了。我則作出了軍事政變後讓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軌、少喝酒、讓自己更少因為愛情丟臉、把我拿東西的習慣控制在一個適度裡的決定。
軍事政變後沒過兩個月，一天晚餐前我發現自己單獨和內希貝姑媽待在了廚房裡。為了能夠有更多時間看見芙頌，晚上我開始早去他們家了。
她說：「我的孩子，凱末爾先生，電視上面您拿來的那個黑耳朵小狗失蹤了……我們的眼睛已經習慣了，所以立刻發現了。沒了就沒了吧，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也許是小狗自己想離開的。」說完她哈哈笑了起來，但看見我臉上僵硬的表情後，她隨即變嚴肅了。她說：「怎麼辦呢？塔勒克先生總在問『小狗怎麼沒了？』」
「我會解決的。」
晚上我一句話也沒說。但儘管我在沉默——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又無法起身告辭了。在接近宵禁開始的鐘點時，我經歷了一次嚴重的「無法起身告辭的危機」。我覺得，芙頌和內希貝姑媽也感到了危機的嚴重性。內希貝姑媽有幾次不得不說「無論如何千萬別晚了！」。10點過五分，我終於離開了他們家。
回家的路上，因為宵禁開始後我們還在街上，所以誰也沒來阻攔我們。我在車上想了很長時間小狗擺設在家裡的意義，我先把它們拿去再把它們拿走的問題。小狗的消失他們是在十一個月後才發現的，可內希貝姑媽卻以為他們是「立刻」發現的。很有可能，所有那些睡在、坐在他們家電視上面的小狗擺設其實都是收音機時代留下的。一起聽廣播時，腦袋會不由自主地轉向收音機，那時眼睛就會在那裡尋找一樣有趣、讓人鎮靜的東西。當電視取代收音機成為家裡的壁龕後，他們就讓小狗晉升到了電視機的上面，但因為現在眼睛全盯在螢幕上，因此誰也發現不了這些小動物。於是我就能夠隨心所欲地把它們拿走了。
過了兩天，我給凱斯金家拿去了兩隻陶瓷的小狗。
我說：「今天我在貝伊奧魯的日本商店的櫥窗裡看見了它們。它們好像就是為了放在我們的電視機上面而被造出來的。」
「啊，它們太可愛了，」內希貝姑媽說。「凱末爾先生，您幹嘛要去破費。」
我說：「黑耳朵的消失讓我傷心了。其實真正讓我傷心的是它在電視機上的孤獨。看見這兩隻狗開心、友好的樣子，我想這次讓兩隻快樂、幸福的小狗待在電視機上面就好了。」
內希貝姑媽問：「凱末爾先生，小狗的孤獨真的讓您傷心了嗎？您真是個有趣的人。但我們就是因為您是這樣的一個人而喜歡您。」
芙頌在對我甜美地微笑著。
我說：「被丟棄在一邊的東西會讓我很傷心。中國人相信所有東西都是有靈魂的。」
「前幾天電視上說，我們土耳其人沒從中亞過來之前和中國人打過很多交道。」內希貝姑媽說，「那天晚上您不在，芙頌，那個節目叫什麼名字來著？啊，您把小狗們放在那裡很好。是讓它們這麼面對面待著，還是朝我們待著，我現在也沒主意了。」
突然塔勒克先生說：「讓左邊的那個朝我們待著，右邊的那個衝它坐著。」
有時在談話最奇怪的地方，在我們認為他根本沒聽我們說話的一個時候，塔勒克先生會突然插話，他會說一些表明他比我們更清楚細節的明白話。
他接著說道：「那樣的話，它們既可以交朋友，不至於心煩，又可以看著我們，成為家裡的一分子。」
即便我很想要它們，但一年多時間裡我沒去動那兩隻狗。我是在1982年把它們拿走的，那時每當我從凱斯金家拿走東西，我要嘛會在一邊留下一些錢，要嘛會第二天立刻去買一樣更貴的東西拿來給他們。在最後的這段時間裡，電視上既出現過針墊和狗，也出現過狗和捲尺那樣奇怪的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