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對母親說「我去巴黎不是為了生意」。因為如果她問我為什麼要去，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自己也不想知道為什麼要去。去機場時，我相信這次旅行，是一種和我忽略了芙頌的耳墜以及我的贖罪有關的執迷。
　　但一上飛機，我明白自己既是為了遺忘，也是為了幻想上路的。因為伊斯坦堡的每個角落都和讓我想起她的標記融合在一起。當飛機還在空中時，我就發現，離開伊斯坦堡，我能夠更加深刻、全面地想芙頌和我的故事。在伊斯坦堡時，我會在自己的痴迷裡看見她，而在飛機上時，我則旁觀我的痴迷和芙頌。
　　當我在博物館裡漫不經心地閒晃時，我也感到了同樣深刻的理解和安慰。我說的不是像羅浮宮和波堡那樣擁擠和宏偉的地方，而是那些在巴黎時常出現在我面前、幾乎無人問津的小博物館。比如，一個歌迷建造的、預約後我才能進入的依蒂斯·皮耶夫博物館(我看見了各種梳子和玩具狗)，我在那裡度過了一整天的警察博物館，或是繪畫和物件以一種非常特殊的形式挨著擺放在一起的雅克馬爾·安德烈博物館(我看見了空椅子、吊燈和令人恐懼的空空的場所)。當我去那些地方，獨自一人在展廳裡閒晃時，我會感覺自己的狀態很好。在最裡面的一個展廳裡，我會擺脫那些跟著我的博物館門衛的目光，當外面傳來大城市的喧囂，馬路和建築工地上的噪音時，我會感到城市和人群就在身邊，但卻在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裡。我會明白，因為這種新世界的奇異和時間之外的氛圍，我的痛苦減輕了，我因此得到了安慰。
　　有時帶著這種安慰，我會覺得，我也能夠把自己的收藏集中在一個故事框架裡來講述。我會幸福地想到，我能夠用芙頌的遺物和我的故事，把包括母親和哥哥在內的所有人認為我虛度的人生，展示在一個對所有人來說可以引為鑑戒的博物館裡來講述。
　　因為知道他是一個伊斯坦堡的黎凡特人，我去了卡蒙多·尼西博物館，博物館提醒我，自己也能夠驕傲地展出凱斯金他們家的盤子、刀叉，或是我在這七年時間裡收藏的鹽瓶，這將讓我獲得解脫。在郵政博物館時，我覺得我可以展示芙頌寫給我和我寫給芙頌的信件。在小失物博物館時，我又覺得，其實我可以展示自己收集的和能夠讓我想起芙頌的所有東西，比如塔勒克先生的假牙、空藥盒、各種發票。在我坐了一小時計程車去的巴黎城外的莫里斯·拉威爾博物館裡，我看見了著名作曲家的牙刷、咖啡杯、小擺設、洋娃娃、玩具、瞬間讓我想起檸檬的鐵鳥籠和裡面的一隻會唱歌的鐵鸚鵡。看見它們差點讓我潸然淚下。當我在巴黎參觀這些博物館時，我不會因為邁哈邁特公寓大樓裡的那些藏品而害羞。我慢慢地從一個對自己收集的物件感到害羞的收集者變成了一個自豪的收藏家。
　　我不會帶著這些概念去思考靈魂裡的這些變化，只是，當我走進博物館時我會覺得自己是幸福的，我會幻想自己也能夠透過物件來講述我的故事。一天晚上，當我在北方酒店的酒吧裡，一邊自斟自飲，一邊看著周圍的外國人時，就像每個出國(受過一點教育、有一點錢的)的土耳其人那樣，我發現自己在幻想這些歐洲人是怎麼，能夠怎麼看我、看我們的。
　　隨後，我又想到，自己如何能夠把對芙頌的情感告訴一個不知道伊斯坦堡、尼相塔什和楚庫爾主麻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在遙遠國度生活了很多年的人：彷彿我在紐西蘭和當地人生活在一起，在觀察他們勞作、休息、娛樂(和看電視時的談話)的習慣和風俗時，我愛上了一個女孩。我的觀察和我經歷的愛情交織在了一起。
　　現在，就像一個人類學家那樣，只有展出我收集的那些物件，鍋碗瓢盆、裝飾擺設、衣服、圖畫，我才能給自己度過的歲月賦予一種意義。
　　普魯斯特喜歡並談到過這個畫家，因此我在巴黎的最後幾天去了古斯塔夫·莫羅博物館。我去那裡既是為了芙頌的那些畫，也是為了打發時間。我無法喜歡莫羅的那些古典風格、矯揉造作的歷史畫，但我喜歡他的博物館。畫家莫羅，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把他度過了人生大部分時間的家，變成了一個死後將展出上千幅繪畫的博物館。他把自己兩層樓的畫室和旁邊的家變成了博物館。當家成為博物館時，它就變成了一個充滿回憶的家，一個「感性」的博物館，裡面的每個物件都會因為富有含義而熠熠生輝。當我踩著嘎吱作響的地板，走在空無一人、所有門衛都在打瞌睡的博物館的展廳裡時，我沉浸在一種幾乎能夠被我稱之為宗教的情感裡。(在隨後的二十年裡，我又去這個博物館參觀了七次，每次我都感到了同樣的敬畏。)
　　回到伊斯坦堡後，我立刻去找了內希貝姑媽。我簡短地跟她講了去巴黎和參觀博物館的事情。坐下吃晚飯後不久，我立刻跟她說了腦子裡的想法。
　　我輕鬆地對她說，就像一個久病的人笑對已經能夠擺脫的老毛病那樣帶著微笑：「內希貝姑媽，你們知道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從這個家裡拿走東西。現在我要拿走這個家，整棟樓。」
　　「怎麼拿？」
　　「請您把整個這個家、這棟樓帶著所有傢俱賣給我。」
　　「那我怎麼辦？」
　　我們半玩笑、半認真地討論了這個問題。我說了一些動聽的話，類似「為了紀念芙頌，我要在這個家裡做一些事情」。我也談到了內希貝姑媽獨自一人在這個家裡不會幸福的話題。我還說如果願意，內希貝姑媽可以永遠不離開這個家。內希貝姑媽聽到「獨自一人」後哭了一會兒。我告訴她，我在尼相塔什，在他們原來住的庫於魯·鮑斯坦街上為她找到了一套很好的套房。
　　「在哪棟樓裡？」她問。
　　一個月後，我在庫於魯·鮑斯坦街上最好的地方，在他們以前住的那套房子的前面一點(就在那個曾經對芙頌動手動腳的卑鄙·大叔雜貨鋪的正對面)，為內希貝姑媽買下了一套大房子。內希貝姑媽則把楚庫爾主麻的房子，連同一層和房子裡面的所有傢俱給了我。那個為芙頌打離婚官司的律師朋友建議我去為傢俱做一個公證，我照辦了。
　　內希貝姑媽一點也不著急搬去尼相塔什的新房子。在我的資助下，她像一個慢慢準備嫁妝的年輕小姐那樣為新家買傢俱，裝電燈，但每次見我她都會笑著說，她永遠無法離開楚庫爾主麻的家。
　　她總是說：「凱末爾，我的兒子，我放不下這個家、我的回憶，我們怎麼辦？」
　　我就對她說：「那麼，內希貝姑媽，我們就把這個家變成一個展示我們回憶的地方。」
　　因為我出去的時間越來越長，因此我也更少見到她了。我不斷去旅行，是因為我還不完全清楚該如何處理那個家、傢俱和芙頌的所有那些我甚至不忍心看的東西。
　　我對巴黎的第一次拜訪，為我以後的旅行提供了經驗。每到一個新城市，我都會先去一個早在伊斯坦堡訂好，靠近市中心、老的但舒適的酒店住下，隨後我會根據事先從書籍、旅遊指南上掌握的資訊，像一個認真完成作業的好學生那樣，不慌不忙、一個不落地去逛遍城市裡的每一個重要博物館。我去跳蚤市場、賣各種小玩意和擺設的小店、古玩店閒逛，買下和我在凱斯金家看到的一模一樣的鹽瓶、菸灰缸、開瓶器，或是一樣我喜歡的東西。無論是在里約熱內盧，還是在漢堡、巴庫、東京，或是里斯本，無論我在哪裡，到了晚餐的鐘點，我都會去偏遠的街區、後街走很長時間，我希望能夠透過開著的窗戶，看到房子的裡面，看見那些坐在電視機前吃飯的家庭。就像在芙頌他們家那樣，我希望能夠看見在廚房裡做飯的母親、孩子、父親、年輕的已婚女人和讓人失望的丈夫，甚至是愛上這家女孩的遠房富親戚。
　　早上，我會踏踏實實地在酒店裡吃早飯，然後在那些小博物館開門之前，在街上、咖啡館裡打發時間，給母親和內希貝姑媽各寄一張明信片，從當地的報紙上弄清楚世界各地及伊斯坦堡發生的事情，一到11點，我就會拿著筆記本，帶著樂觀的情緒開始參觀博物館。
　　在一個陰冷的下雨天，我去了赫爾辛基城市博物館，在那裡我發現了在塔勒克先生的抽屜裡看見的舊藥瓶。我在里昂附近的卡澤勒小鎮，參觀了一個由一家舊的帽子工廠改造而成的博物館。當我走在散發著黴味的博物館裡時(裡面只有我一個參觀者)，我看見了一些和母親、父親的那些一模一樣的帽子。在斯圖加特的符騰堡州博物館，當我看見裡面的紙牌、戒指、項鍊、西洋棋、油畫時，我帶著靈感想到，凱斯金家的物件和我對芙頌的愛情也值得這樣炫耀地展示。在法國南部，被譽為「世界香水之都」的格拉斯，我在香水博物館裡回憶著芙頌的氣味度過了一整天。在慕尼黑的舊比納克老繪畫館裡，我看見了林布蘭的《先知易卜拉欣的獻牲》，這幅畫讓我想起，這個故事的精髓在於不求任何回報地獻出一樣我們極為珍貴的東西，我還想起很多年前我給芙頌講這個故事時的情景。在巴黎的浪漫人生博物館裡，我盯著喬治·桑的打火機、珠寶、耳墜和釘在一張紙上的一縷頭髮看了很久，我會不寒而慄。在講述哥特堡城故事的歷史博物館裡，我耐心地坐在了東印度公司運去的瓷器和盤子前面。1987年3月，在奧斯陸土耳其使館工作的一個同學的建議下，我去了布列維克城市博物館，可博物館那天不開門，為了能夠看見裡面有著三百年歷史的郵局、攝影棚和老藥店，我回奧斯陸過了一夜，第二天又去了一次。在特里埃斯特，前身是一座監獄的海洋博物館，在許多其他博物館之前，提醒我也可以把一個匯聚了芙頌的許多回憶的海峽輪船模型(比如，卡蘭黛爾)和我收集的其他東西一起展出。為了去宏都拉斯，我為簽證的事忙了很久。在宏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城市拉塞瓦的蝴蝶——昆蟲博物館，當我走在那些穿著短褲的遊客中間時，我想到，可以像一個真的蝴蝶收藏那樣展示多年來我送給芙頌的那些首飾，甚至我還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展示凱斯金家裡的蚊子、蒼蠅、馬蠅和別的昆蟲。在中國杭州的中醫博物館裡，我感覺自己好像看到了塔勒克先生的那些藥盒。在巴黎新開放的菸草博物館裡，我驕傲地發現，那裡的館藏遠遠趕不上我八年來的收藏。我記得，在艾克斯普羅旺斯的一個美好春日的上午，我在明亮的保羅·塞尚的畫室博物館裡，帶著一種無限的幸福和仰慕，參觀了裡面的畫架、鍋碗瓢盆、傢俱和一切。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在整潔的羅克斯之家博物館，我再次明白，過去像靈魂那樣附著在了物件的裡面，在那些安靜的小博物館裡，我找到了把我和生活維繫在一起的一種美好、一種安慰。然而，為了能夠接受和喜歡邁哈邁特公寓大樓裡我自己的那些收藏，甚至能夠驕傲地展示給別人看，難道我需要去維也納的佛洛伊德博物館，去看這個著名醫生的舊物收藏嗎？在這次旅行途中，每次到倫敦我都要去參觀倫敦城市博物館裡的老理髮店，難道是因為對在伊斯坦堡的理髮師巴斯里和傑瓦特的思念嗎？為了看到著名護士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有關伊斯坦堡的一幅畫、一個物件，我去了建在倫敦一家醫院裡面的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博物館，在那裡我沒看見任何一件讓我想起伊斯坦堡的東西，卻看到了一個芙頌也有的髮夾。在法國的貝桑松市，在位於一個老皇宮裡的時間博物館裡，我在鐘錶之間，傾聽著博物館裡的靜謐，想了一些關於博物館和時間的事情。在荷蘭哈萊姆市裡的特勒爾博物館，當我邊走邊看那些放在木框大櫥窗裡的礦石、化石、獎牌、錢幣、舊工具時，在博物館的寂靜中，剎那間我以為自己能夠一下說出那種給我的人生賦予意義並給予我一種深切安慰的東西了，但就像愛情一樣，一開始我無法表達把我和這些場所維繫在一起的東西。在馬德拉斯的聖喬治堡博物館，那曾經是英國人在印度的第一個城堡，當我在一種悶熱和極其潮濕的空氣中，徜徉在信件、油畫、錢幣和日常生活用品中間時，我也感到了同樣的幸福。在維羅納的卡斯楚古堡博物館，當我徜徉其中，看到建築師卡洛·斯卡帕在那些雕塑上留下的絲綢般的光澤時，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博物館給予我的幸福不僅來自於館內的收藏，還可能來自於繪畫作品、物件擺放上的平衡。但在柏林的馬丁·格魯皮烏斯大樓裡的東西博物館，那些曾經被重視，隨後又流離失所的東西讓我知道，與之完全相反的一種情況也可能是正確的，那就是，可以用智慧和幽默來收集任何東西，我們應該收集我們喜歡的所有東西以及和我們所愛之人有關的所有東西，即使我們沒有一座博物館，但藏品上的詩意就將是這些物件的家。在佛羅倫斯的烏菲茲博物館，我看見了卡拉瓦喬的《被獻牲的伊斯瑪義》，這幅畫首先讓我潸然淚下，因為我沒能和芙頌一起看到這幅畫，隨後它讓我明白，能夠從先知易卜拉欣的獻牲故事裡得到的啟示，就是可以用另外一樣東西來代替我們所愛的人，這也正是我對自己多年收藏的芙頌的物件如此依戀的原因。每次去倫敦，我都會對約翰·索恩爵士之家博物館裡的雜亂和擁擠感到驚訝，對其中的繪畫展示方式感到欽佩。我會獨自一人坐上好幾個小時傾聽著城市的喧囂，我會因為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將這樣展示芙頌的物件，那時我親愛的情人將在天使層上向我微笑而幸福。但還是巴塞隆納的弗雷德里克·馬雷斯博物館，這個頂層上展示了髮夾、耳墜、紙牌、鑰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針、項鍊、坤包、手鐲的感人博物館，教會了我如何去處理芙頌的那些遺物。在我那流連了五個多月，參觀了273家博物館的第一次美洲之旅中，在曼哈頓的手套博物館裡，我又想起了那個充滿情感的弗雷德里克·馬雷斯博物館。在洛杉磯的侏儸紀時期博物館，我想起了在一些特殊博物館裡感到的那種不寒而慄的情感，那就是當整個人類生活在另外一段時光裡時，我卻滯留在了另外一個地方。在北卡羅萊納州史密斯菲爾德城裡的艾娃·加德納博物館裡，我偷了一張著名影星為一套瓷餐具作廣告的展覽海報。當我在博物館裡看見小艾娃學生時代的照片，她的晚禮服、手套和靴子時，我是那麼悲痛地思念芙頌，以至於我想立刻結束旅行回到伊斯坦堡。在那什維爾附近，為了能夠看見那些天剛開放，但隨後又關閉了的飲料盒和廣告博物館裡的汽水和啤酒罐，我花費了兩天時間，隨後我又動起了回家的念頭，但我還是繼續走下去了。五個星期後，在後來關閉的另外一個博物館，佛羅里達州聖奧斯汀的美國歷史上的悲劇博物館，當我看見20世紀60年代的著名影星簡·曼斯菲爾德因為車禍喪生其中的1966款別克車，看到車上的鍍鎳儀表板和開始生鏽的車骸時，最終我能夠決定回伊斯坦堡了。我明白，一個真正收藏家的家應該是他自己的博物館。
　　我沒在伊斯坦堡待很久。在去馬斯拉克路的後面，在切廷的引導下，我找到了雪佛蘭修理商謝夫凱特師傅的修理廠。當我在修理廠後面的一塊空地上，在一棵無花果樹下看到我們的1956式雪佛蘭時，瞬間因為百感交集我感到了一陣暈眩。後車箱的蓋子是開著的，幾隻從旁邊雞籠裡跑出來的母雞正在生鏽的車骸裡閒晃，四周有很多孩子在玩耍。據謝夫凱特師傅說，車上的一些部件還保留在原處，但沒在車禍中受損的幾個部件，比如油箱蓋、變速箱和後座車窗的搖柄被拆下來，裝到別的雪佛蘭計程車上了。我把頭伸進駕駛艙，在指針、按鈕和方向盤曾經牢牢待著的地方，我聞到了被陽光微微曬熱的座椅套上的味道，瞬間我被擊垮了。帶著一種本能，我撫摸了一下和我的童年一樣陳舊的方向盤。被壓縮在物件裡面的濃重回憶讓我眩暈和疲憊。
　　「凱末爾先生，您怎麼了，要不您在這裡稍微坐一會兒。」切廷善解人意地說，「孩子們，能拿一杯水過來嗎？」
　　芙頌去後，我差點第一次當著別人的面落淚。我立刻控制住了自己。一個渾身上下像煤炭工那樣漆黑、滿身油汙，但兩隻手乾乾淨淨的小幫工，用一個上面寫著賽普勒斯土耳其人的托盤(這是我因為習慣寫的，參觀者在純真博物館裡別去找)為我們端來了熱茶。我們喝著茶，稍微討了一點價，我重新買回了父親的車。
　　切廷問道：「凱末爾先生，現在我們把它放到哪裡去啊？」
　　我說：「我要永遠和這輛車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
　　我是笑著說出這句話的，但切廷明白了我這個願望的真誠，他沒像別人那樣說「但是，凱末爾先生，人不能和死去的人一起死。」如果他這麼說，我就會告訴他，純真博物館就是為了和一個逝者一起生活而建造的。我準備好的這個回答留在了心裡，因此我驕傲地說了另外一句完全不同的話。
　　「邁哈邁特公寓大樓裡還有很多東西，我要把它們集中到同一個屋簷下，和它們一起生活。」
　　有很多我的博物館英雄，就像古斯塔夫·莫羅那樣，在他們生命中的最後幾年裡，他們把和裡面的收藏一起生活的家，變成了死後對公眾開放的博物館。我喜歡他們建的那些博物館。為了去參觀我喜歡的上百個以及我從未參觀過、對它們充滿好奇的上千個博物館，我繼續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