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從自己的環球旅行和在伊斯坦堡獲得的經驗裡看到，有這樣兩類收藏家：
　　1.以自己的收藏為榮並希望把它們展出的驕傲者(主要出自西方文明)。
　　2.把收集、儲存起來的東西藏在一邊的害羞者(一種非現代的情況)。
　　驕傲的人們認為，博物館是他們收藏的一個自然結果。在他們看來，一個收藏，無論開始的原因是什麼，最終都是為了驕傲地在一個博物館裡展出的。我在美國的私人小型博物館裡看到很多這樣的介紹：比如，在飲料罐和廣告博物館的介紹上寫著，兒時有一天，湯姆放學回家時，從地上撿起了第一個汽水罐。隨後他撿了第二個和第三個並把它們儲存起來，一段時間以後，他的目標變成了「收集所有的」汽水罐並將它們展出在一個博物館裡。
　　害羞的人們則是為收集而收集。像驕傲的收集者那樣，一開始對他們來說，儲存物件——就像讀者們從我的經歷中也能讀懂的那樣——也是對人生的某種痛苦、煩惱、黑暗動機的一種反應，一種安慰，甚至是一劑良藥。然而由於害羞的收藏家們所處的社會不重視收藏和博物館，因此收集被看成一種需要隱藏的恥辱，而不是一種對知識和學習有幫助、值得尊敬的行為。因為收藏在害羞者的國度裡只代表收藏家的傷痛，不代表一種有益的知識。
　　為了在純真博物館裡展出，我開始尋找我們1976年夏天看的那些電影的海報、劇照和電影票。1992年初，我和伊斯坦堡的電影物品收藏家們建立了聯繫，他們立刻讓我懂得了收集者的恥辱，隨後我在城裡的許多其他地方也發現了這種黑暗的情感。
　　經過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赫夫澤先生把《愛情的磨難到死才會結束》和《兩團火之間》等電影的劇照賣給了我。他一再表示，非常高興我對他的收藏表現出的興趣，但隨後他流露出一種表示歉意的神情。
　　他說：「凱末爾先生，儘管我把這些自己非常喜歡的東西賣給您，但是離開它們我很傷心。可是我要讓那些恥笑我的愛好的人、那些說『你為什麼要用這些垃圾來填滿你家』的人看到，像您這樣一個出身好、有文化的人對它們的賞識。我既不抽菸，也不喝酒，既不賭也不嫖，我唯一的愛好就是收集演員照片和電影劇照……您想要帕帕特亞小時候在電影《請聽我母親的吶喊》裡的劇照嗎？那是在卡蘭黛爾船上拍的，她穿著吊帶裙，露著肩膀……您是否願意今晚去寒舍，看一看因為男主角塔希爾·湯自殺，所以只拍了一半的電影《黑色皇宮》的劇照？那些劇照除了我沒有別人看過。另外，我還有德國模特兒英格在第一代土——德電影《中心車站》裡的劇照，她為土耳其第一個民族品牌汽水作過廣告。她在電影裡扮演一個好心、熱愛土耳其人的德國阿姨，那是一些她和電影裡的戀人埃克雷姆·居奇魯嘴對嘴的照片。」
　　當我問到還能在其他什麼人那裡找到我要的劇照時，赫夫澤先生告訴我說，很多收藏家的家裡堆滿了劇照、膠片和海報。當電影膠片、劇照、紙堆、報紙、雜誌堆滿所有房間時，這些收集者的家人(據說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會結婚)就會棄家離去，那時，他們就會開始收集所有東西，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把家變成一個令人無法進入的垃圾屋。他說，在一些著名的收藏家那裡肯定有我尋找的東西，只是人根本無法在這種垃圾屋裡找到他想要的東西，因為連走進去都很難。
　　但赫夫澤先生還是沒能經得住我一再堅持，他成功地讓我走進了20世紀90年代伊斯坦堡的一些垃圾屋，那些好奇的人們會像傳說那樣說起的垃圾屋。
　　我在博物館裡展出的很多電影劇照、伊斯坦堡的畫片、明信片、電影票，以及當時我沒想到要收藏的飯店菜單、生鏽的舊罐頭盒、老報紙、印有公司標誌的紙袋、藥盒、瓶子、演員和名人的照片、還有比任何東西都能更多反映伊斯坦堡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我自己從那些垃圾屋裡淘出來的。在塔爾拉巴什的一棟兩層樓的舊房子裡，看上去很正常的屋主，坐在一把放在雜物和紙堆裡的塑膠椅子上，驕傲地告訴我說，他擁有42742件藏品。
　　我在那裡感到的羞愧，在後來造訪的一個退休煤氣收費員家裡也感到了。這個收藏家和臥床不起的母親生活在一個用煤氣取暖的房間裡。(家裡其他幾間冰冷的房間，因為堆滿了雜物根本無法走進去，我遠遠地看見了一些舊燈、維姆去汙劑的盒子和我兒時的一些玩具。)讓我感到羞愧的不是那位躺在床上的母親對兒子的不停責罵，而是我知道，所有這些承載著人們回憶的東西，他們的主人都曾經在伊斯坦堡的街道上走過、生活過、多數現在已經辭世了，這些東西將在沒到達任何博物館、沒做任何分類、沒放進過任何展櫃和鏡框之前消失。在那些日子裡，我還聽說了一個希臘族攝影師的十年悲劇故事。這個攝影師在貝伊奧魯為婚禮、訂婚儀式、生日聚會和各種會議拍了四十年照片，因為無處放置，也因為沒人要，他在一棟公寓大樓的暖氣鍋爐裡燒毀了他所有的底片收藏。即便不要錢也無人問津的這些見證了整座城市的婚禮、娛樂和會議的底片和照片。垃圾屋的主人在公寓大樓、街區裡會成為譏諷的對象，因為他們的變態和孤獨，也因為他們去翻垃圾桶、收廢品人的車子，因此他們令人望而生畏。赫夫澤先生沒過多憂傷，用一種說出人生真諦的神情告訴我說，這些孤獨的人死後，家裡的那些東西會被人們帶著一種也是宗教氣氛的憤怒在街區的一塊空地上(過節宰牲的地方)燒毀、或是送給撿垃圾、收破爛的人。
　　1996年12月，一個名叫內吉代特·無名的孤苦伶仃的收集家(收藏家是一個錯誤的用詞)，在託普哈內，離凱斯金家步行七分鐘的家裡，被倒塌的紙堆和舊物壓死了，而他的屍體在四個月後才被發現，因為家裡散發出來的惡臭。由於大門也被雜物堵上了，消防員只能從窗戶爬進去。當報紙用一種半調侃、半恐嚇的語言報導了這個消息後，伊斯坦堡人就更懼怕這些收集任何東西的收集家了。因為那些日子裡，我能夠在同一時間想起和芙頌有關的一切，因此我還要告訴讀者一個我希望不被認為繁冗的奇怪細節。那個被雜物和紙堆砸死、屍體在家裡腐爛的內吉代特·無名，就是我訂婚那天晚上說起招魂時，芙頌提到的、還在那時就以為死了的內吉代特。
　　在這裡我要向那些為我的博物館作出貢獻的其他收藏家們表示感謝，我也從他們的眼睛裡，看到了那種因為做了一件需要隱藏、令人臉紅的事情而感到的羞慚。1995—1999年間，我萌生了一個念頭，就是收集我和芙頌去過的每個街區、每個街道的明信片，那時我結識了伊斯坦堡最有名的明信片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在前面的章節裡我已經提到過他。一個不想在我的書裡被提及姓名的收藏家，給我的博物館提供了他的門把手和鑰匙收藏。他說，每個伊斯坦堡人(他說的是男人)，一生會碰過將近兩萬個不同的門把手，他讓我相信，這些門把手中的大多數，「我愛的人的手」也一定碰過。我在這裡還要感謝收集家希亞米先生，自從發明了照片，為了得到每艘經過伊斯坦堡海峽輪船的照片，他耗盡了生命的最後三十年。我之所以感謝他，是因為他和我分享了有雙份的照片，他給了我一個展示我想芙頌時、和她一起走路時聽到響著汽笛聲的輪船照片的機會，他像一個西方人那樣，一點也不為向公眾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害羞。
　　我還要感謝另外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收藏家，他向我提供了1975—1980年間那些在葬禮上被別在胸口、印在紙上的死者照片。他吝嗇地為每張照片討價還價後，帶著一種鄙視的神情，問了那個我從這些人嘴裡聽到過很多次的問題，而我也倒背如流地說出了那個我給所有人的回答：
　　「因為我要建一座博物館……」
　　「我沒問那個。我問的是，你為什麼要這些照片。」
　　這個問題意味著，每個收集、儲存物件的人心裡都有一件傷心事，一種深切的煩惱，一處難以啟齒的心靈傷痛。我的煩惱是什麼？是因為我愛的人遠去了，我卻沒能在她的葬禮上把她的照片別在胸口上嗎？還是就像問這個問題的人那樣，我的煩惱是一件根本無法啟齒、令人羞慚的事情嗎？
　　在20世紀90年代的伊斯坦堡，還沒有任何私人博物館，那些因為痴迷而暗自鄙視自己的收集家，也會公開地、不失時機地相互鄙視。這些鄙視還夾雜著收藏家之間的嫉妒，因此會變得更為惡劣。他們聽說，內希貝姑媽搬去了尼相塔什，在建築師伊赫桑的幫助下，我把凱斯金家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博物館樓，也就是我建了「一座像歐洲那裡的私人博物館」，他們還知道我很有錢。完全因為這個原因，我曾期望伊斯坦堡的收集家們也許會緩和一下他們的鄙夷態度，因為他們可能會想，我不是因為一個隱祕、深切的心靈傷痛，也就是說，我不是因為像他們那樣腦子出了問題，而是就像在西方那樣，完全因為我有錢，為了揚名建博物館而儲存物品的。
　　在赫夫澤先生的堅持下，也帶著或許會碰上一兩件讓我想起芙頌，在故事裡有一席之地的東西的希望，我出席了一次那些天剛成立的「收集愛好者協會」的會議。在協會租用了一上午的婚禮小禮堂裡，我感覺自己好像身處於一群被社會排斥的痲瘋病人中間。一些從前我聽說過名字的協會成員(包括火柴盒收集家寒冷·蘇普西在內的大多數讀者認識的七個人)，用一種比對一個伊斯坦堡收集家更鄙視的態度對待了我。他們很少和我說話，好像我是一個值得懷疑的人、一個間諜、一個陌生人，他們的行為傷害了我。就像赫夫澤先生後來用一種表示歉意的神情解釋的那樣，儘管我很有錢，但我依然在物件上為我的煩惱尋找出路，這在他們那裡喚醒了一種憤怒、厭惡和對生活的絕望。因為他們是一些無辜的人，他們認為一旦有了錢、他們那收集物品的頑疾就會痊癒。當我對芙頌的愛情因為傳聞慢慢被大家知道後，這些伊斯坦堡的第一批認真的收集家不僅後來幫助了我，還讓我分享了他們從地下轉向地上的抗爭。
　　還沒有把邁哈邁特公寓大樓裡的物品一件件搬到楚庫爾主麻的博物館之前，我為那些堆集在二十年前我和芙頌做愛的房間裡的收藏品拍了一張照。(從後花園不再傳來踢足球的孩子們的叫罵聲，而是一臺通風設備的噪音。)當這些東西在楚庫爾主麻的博物館家裡，和其他那些東西，我在旅途上找到的、凱斯金家裡的，我從垃圾屋、協會成員和故事有關的人們那裡拿來的東西，混在一起時，一個我在國外的旅行途中，特別是在跳蚤市場上產生的想法，像一幅圖畫那樣展現在了我的眼前。
　　物品，所有那些鹽瓶、小狗擺設、頂針、筆、髮夾、菸灰缸，就像每年從伊斯坦堡上空飛過兩次的白鶴群那樣，無聲地遷徙、散落到了世界各地。我在雅典和羅馬的跳蚤市場上，看到了和這個我送給芙頌的一模一樣的打火機，在巴黎和貝魯特的商店裡則看到了非常相似的。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待了兩年的這個鹽瓶，產自伊斯坦堡的工廠，我不僅在伊斯坦堡邊遠地區的飯店裡，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也看見過，比如，新德里的一家穆斯林飯店、開羅老城區裡一處向窮人施捨食物的地方、巴塞隆納星期天賣舊貨的人在人行道上鋪的帆布上、羅馬的一家賣廚房用具的普通商店裡。很顯然，某個人在某個地方生產出了這種鹽瓶，在別的國家裡，人們弄出它的模子，用類似的材料又生產出了很多同樣的鹽瓶。以地中海南部和巴爾幹為中心，這種鹽瓶的上百萬個複製品，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走進了上百萬個家庭的日常生活。鹽瓶是如何散布到世界每個角落的問題是一個謎，就像遷徙的鳥兒們彼此間如何建立聯繫，如何每次都沿著同樣的路線飛行那樣。隨後又會出現另一個鹽瓶的浪潮，就像東南風在岸邊留下很多東西那樣，留下新的一撥鹽瓶。大多數人甚至沒發現和這些物品建立起來的情感關係就把它們給遺忘了，即便鹽瓶伴隨著這些人度過了人生中的一段重要時光。
　　我把自己和芙頌做愛的床、有黴味的床墊和藍色床單，也拿去了被改造成博物館的閣樓。凱斯金他們在這裡生活時，那個閣樓曾經是老鼠、蜘蛛和蟑螂出沒的地方，那裡還放著水箱，黑暗、滿是黴味，現在變成了一個潔淨、明亮和仰望星空的房間。把床放過去之後，在我喝下三杯拉克酒的夜裡，我想和所有那些讓我想起芙頌的物件一起，在它們那濃郁的情感氛圍擁抱裡入睡。春天的一個晚上，我用鑰匙打開了新開在達爾戈奇街上的樓門，走進了內部結構被改造成博物館的家，我像一個幽靈那樣慢慢爬上筆直、幽長的樓梯，一頭倒在閣樓的床上，睡著了。
　　有些人會用物件來充斥他們生活的地方，臨死前再把他們的家變成博物館。而我在試圖用我的床、我的房間和我的存在，把一個已經被變成博物館的家再變回到家的狀態。依戀著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記憶的物件入眠，還有什麼比這更美好呢！
　　特別是在春天和夏天的夜晚，我開始更多地去閣樓過夜了。建築師伊赫桑在樓的中央設計了一個挑空空間，因此夜晚我可以在內心感到整個空間的深邃，而不僅僅是一個個的物件。真正的博物館，是時間變成空間的地方。
　　我開始去博物館閣樓過夜，讓母親不安了。但她什麼話也沒說，因為我經常和她一起吃午飯，重新開始和除了茜貝爾和扎伊姆以外的一些老朋友來往，夏天坐遊艇去蘇阿迪耶和王子群島遊玩，她認為只有這樣我才能承受失去芙頌的痛苦。和所有熟人相反，她對我在凱斯金家，用我們生活中的物件來建一個講述我對芙頌愛情的博物館，沒表示任何異議。
　　她說：「你拿走我櫃子裡那些舊物件吧，還有抽屜裡……那些帽子我是不會再戴了，那些包，還有你爸爸的遺物……我織毛線的用具、還有那些釦子，你也可以拿走，過了七十歲我不會再做針黹了，那樣你就不用花錢了。」
　　我在伊斯坦堡的那些日子裡，一個月會去探望內希貝姑媽一次，她看上去對新家和新環境還是滿意的。我興奮地告訴她，我新近在柏林參觀了貝格魯恩博物館，博物館裡展出了他一生積存的收藏，根據海因茨·貝格魯恩和柏林市政府簽署的協議，在他死之前，他將一直生活在博物館的閣樓上。
　　「人們在參觀博物館時，能夠在其中的一個展廳或是樓梯上，碰到那個還活著的收藏家。內希貝姑媽，這很奇怪，是吧？」
　　「願真主讓您長命百歲，凱末爾先生，」內希貝姑媽說著又點燃了一根香菸。隨後她又為芙頌哭了一會兒，她叼著香菸，老淚縱橫，對我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