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父親沒回答。他現在幾乎不說話。父親不糊塗,沒有老年痴呆。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父親偶爾還會開口,雖然次數極少,但明顯神志清醒,思路清晰。父親已經七十八歲了,記性依然很好,我每次來看他,他都知道我是誰。父親對我笑了一下,跟過去一樣,笑容冷淡疏離——他記得我是誰,願意我來看他。這對我不是件小事。
「狄梵薩勒先生?」看父親沒有任何反應,科特克在一旁提醒他。有時候,父親更聽科特克的話。我會感到嫉妒嗎?我承認,的確有點兒。但換個角度來看,現在每天陪著父親的人是科特克,所以,他們關係融洽,我理應感到欣慰才對,我也的確欣慰。客觀地說,科特克很尊重我父親,我不知道他對其他人是不是同樣溫和友善,我想應該不會,雖然我沒見過他和別人在一起。
今天父親也沒理科特克。他坐在桌子前面,一聲不吭,眼皮耷拉著,雙手垂在身旁,像是睡著了。他的上半身時不時地突然向前一歪,每次我都一驚,擔心父親的臉會撞到金屬桌面,傷到他自己。不過,他沒出狀況,每次身體傾斜後他會重新坐直。父親今天也是一樣,可我還是做不到習以為常。他身體一動,我就一驚。我看到科特克向前走了一步,又退了回去,連他都忍不住想去幫父親。父親沒事,我們倆都鬆了一口氣。
雖然近半年來我常到這裡看父親,可看到他這個樣子我依然很難過。他穿著破舊的襯衫和長褲,沒繫腰帶。我們給他買了新衣服讓他換上,可他堅持穿舊衣服。這也可以理解,不是嗎?他坐在那裡的樣子很彆扭,椅子離桌子太遠——我的椅子也一樣。我們面對面坐著,不像坐在一起,倒像是被桌子隔開了。現在,雖然隔著桌子,我和父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靠近彼此,至少我是這麼想的。椅子不能移動,被螺絲固定在地板上,桌子同樣不能移動。
父親能說話,只要他願意,可他一直保持沉默。
我猜,父親是累了,生命的漫長和生活的艱難讓他疲憊不堪。我們一直都不懂他,可懂不懂又能怎樣?他必須獨自去解決各種難題,哪怕是他臆想出來的。我們不知道他一生中經歷過什麼。沒人能知道別人經歷的每一件事。我們只是出現在自己生命中的每個當下,而且不知不覺。那些對我們產生影響的重大事件發生時,我們常常不在現場,甚至毫無察覺。所以,我們談論別人的生活時一定要謹慎。我自己一向小心。
今天早上出門前,我對妻子說,要去看一下父親。每次探監我都這麼說,妻子也用相同的說法:我過幾天要去看一下你父親。半年的時間還不足以讓我們接受「監獄」一詞帶來的痛苦,我們必須先習慣監獄那種地方會和我們的世界聯繫在一起。那個詞讓我們感到痛苦,現在仍舊如此。
父親七十七歲時被判入獄,在監獄裡——我不想用「慶祝」這個詞——已經過了一次生日。我們想讓一小時的探視時間充滿喜慶氣氛,卻沒做到。用螺絲固定的金屬桌椅,還有裝了欄杆的窗戶,似乎時刻在提醒我們,這裡不是家,不適合慶祝生日。但真正讓慶生會失敗的原因是我。
慶生會前半小時的氣氛相當好。我們一起唱《生日快樂歌》——我和妻子麗貝卡,我們的孩子保羅和法伊,我母親,還有科特克。科特克那天為我們破了例。我們全家一起吃了杏仁蛋糕,母親幾乎為父親烤了一輩子這種蛋糕。母親以為能跟過去一樣,用烤盤端上完整的蛋糕,她喜歡在大家的注視下切開蛋糕分給每一個人的過程。但科特克沒能為我們破例到這個程度。我們要在監獄門口接受檢查,我可憐的母親,已經七十五歲高齡的母親,眼睜睜地看著警衛把她的杏仁蛋糕一點點切碎。「我向你保證,我沒在裡面放刀子。」母親故作輕鬆的語氣讓我難過。也許他們相信母親的話,但規定就是規定。
我痛恨這話,痛恨別人告訴我有這樣那樣的規定,讓合理的一切變得沒有道理。父親入獄後,我經常聽到這些。
我們聊到過去的生日聚會——父親入獄前——我完全沒想到,自己會突然開始抽泣。起初我以為能忍住,竭力把淚水逼回去,但抽泣聲反而越來越大,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痛哭。兩個孩子從沒見過他們的父親這麼失控,一臉驚恐地看著我。科特克,他真是個好人,尷尬地把目光轉向一旁。母親坐在一把用螺絲固定的椅子上,她站起身,朝我走過來,但妻子搶在了母親前面。妻子張開雙臂抱住我,我把臉埋在她肩頭。幾分鐘後,我的抽泣聲平息下來。我抬起頭,依然淚眼模糊,我看到父親望著我,臉上的神情只能用感興趣來形容,透著一股說不出的古怪。我後來經常會想起他的這副神情,卻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釋。母親遞給我一張餐巾紙,我為自己的失控向大家道歉,然後講起父親另一次生日聚會時的故事,表現得異常開心。
我希望時間能過得快點,我想離開這裡。我們每個人都想離開這裡。
我不應該這麼說——顯得有點兒過分,尤其是我父親還關在監獄裡。如果有人必須離開,那也應該是我父親,但他不能。我們只想儘早離開,快四點鐘時,我們把烤盤裡剩下的蛋糕放到兩個紙盤上——一盤留給父親,一盤送給科特克和他的同事——我們一一上前擁抱父親,走之前向科特克道了聲謝謝。父親留了下來。父親的刑期是八年,他入獄前在拘留所羈押了六個月,再加上在特格爾已經服刑六個月,現在還剩七年。如果父親表現良好——我們堅信他一定會——那他可能會在三四年後獲釋。科特克多次說過,沒有比我父親更守規矩的犯人了,這帶給我們很大的希望。將來他還能過上好幾年自由人的生活,我對母親這麼說。「只要他別死在那裡就好。」母親經常這麼說,接著又重複一遍,「只要他別死在那裡就好。」
「他身體很好。」我安慰母親說,「不會有事的。」
「爸爸?」我跟科特克聊了一會兒,又叫了一聲父親。我就是這麼打發探監時間的,來這裡跟科特克聊天。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是他在說——科特克的優點就是健談——倒還真是件好事兒,算是幫了我大忙。我發現監獄的寂靜令人難以忍受,在會客室裡可以聽到外面各種詭異的聲音——我不確定是不是金屬噪聲,並不響亮,單調而低沉。起初我以為自己聽到某種節奏,像是有人在輕輕敲打或者銼平什麼東西,但過了一陣子,我發現那些聲音是我自己想象出來的——像是犯人被呵斥或企圖逃跑的聲音。其實沒有節奏聲,也沒有我以為聽到的無聲嘆氣——只有從監獄深處傳來的各種陌生噪聲。幸好科特克難聽的柏林口音淹沒了那些聲音。他幾乎幹了一輩子的獄警——已經四十多年了——講起犯人的故事滔滔不絕。我對各種犯罪和犯人的世界一點興趣也沒有,但我的興趣無關緊要,我們的生活已經和那個世界聯繫到了一起。
科特克快速瞥了一眼時鐘。他有一種精準的直覺,總能知道什麼時候會面該結束了。「我們該走了。」他像往常一樣說道。我心裡暗自感謝他: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他們要離開一個愉快的聚會,起身回家。父親的家是牢房,科特克精心選擇的措辭弱化了這點。他知道家屬對這種事很敏感,我們感激他的善意。
科特克之前一直靠在窗邊的牆上。他向前走了兩步,什麼也沒說,伸手碰了下父親的胳膊,這是他的標準動作——監獄裡有一堆複雜固定的規矩。科特克的手勢顯得很正式,像是在警告犯人,逃跑的念頭想都不要想。科特克對父親再友善,他也必須履行看守的職責。但我覺得,他的手勢是出於關心——他想去攙扶父親,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父親能自己站起來。
父親起身時,我也站了起來。我們草草擁抱了一下(現在允許這麼做),父親轉身離開,科特克走在他旁邊。父親比他的看守要高很多,父親接近一米九的瘦高身材和科特克僅有一米七的矮胖形成鮮明對比。父親的頭髮仍然像以前一樣修剪得整整齊齊,卻稀疏了很多,他的雙腿由於上了年紀有些彎曲,走起路來像水手那樣搖擺著身體。父親沒當過水手,他做過一陣子的機械師,後來改行當汽車推銷員。
他們離開後,另一個看守走了進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很胖(這裡的人大部分都很胖),但沒那麼友善,一副公事公辦的模樣。他陪我朝門口走去,我們誰也沒說話。我終於走到監獄外的街道——汽車、小鳥和穿過樹葉的風。二十步開外,我的奧迪車在我按下車鑰匙的瞬間歡快地眨了眨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