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用馬蘇裡拉奶酪和西紅柿給自己做了一頓飯，摘了一些自家花園種的羅勒葉當配菜。吃完飯我打電話給妻子，告訴她我當天做了什麼，還有事情的進展如何。我承認我美化了事實，似乎限制令就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根本沒提及律師的顧慮，讓麗貝卡感覺有希望。不過，我確實提到大幕已經拉開——一場真相不容置疑的演出開始了。我告訴她我很想她，這是真話。

「我也想你。」她說，停了一下又說，「我們能解決的，對吧？」

「對。」我說，「你和我，我們一定能解決。」

我們覺得有點尷尬，也許是因為很久沒對彼此說過真情流露的話了。然後我跟孩子們講了一會兒電話，聽他們說在康斯坦茨湖上坐船玩兒有多開心。

晚上，我看了一場電視轉播的足球賽，然後出去巡視了一圈，十點半上床睡覺。我躺在黑暗中，一直睡不著，不時瞄一眼鬧鐘；我記得最後一次看鬧鐘是三點鐘。我不明白，為什麼又有威脅潛伏在我樓下，好像我的童年又回來了。我不想把父親和迪特爾·提比略畫等號，但不管怎樣，這種感覺似曾相識。

我現在的恐懼跟小時候不一樣，但躺在床上，我仍然感到危險在迫近。現在困擾我的問題是，我有沒有足夠的勇氣來戰勝恐懼。我不再確信政府能夠幫助我，很有可能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趕走迪特爾·提比略，來保護我的家人。

幾年前我們一家人共度平安夜的畫面在我眼前不斷閃現。我的父母，麗貝卡的母親和外祖母（我孩子的曾外祖母），科妮莉亞和她的新男友米爾恰，我弟弟沒來——他很少參加家庭聚會。他從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聖保羅都會區打來電話，說他沒辦法跟我們一起過聖誕節，他接了一個大單，做成後他就不是現在這樣了，他說會寫電子郵件給我，就再沒了下文。

我姐姐半年前離了婚，兩個月前她結識了現在的男友，一個來自布加勒斯特的羅馬尼亞人，在柏林開了家健身房。我姐姐就是在健身房認識的他。我母親提醒我留意米爾恰，她的原話是「他不太一樣」。我一開始對米爾恰的印象不錯，他個性開朗明快，非常英俊——身材健壯挺拔。我姐姐以前沒交往過這類男人，她一直喜歡沒什麼上進心的老實人。她沒要孩子的主要原因是她覺得前夫沒能力養孩子，沒等前夫證明自己的能力，她就離開了他。除了帥氣的外表，米爾恰還充滿了活力。

那年的聖誕節由我妻子負責佈置，家裡充滿了節日的喜慶氣氛。我童年時的聖誕樹總是小小的一棵，麗貝卡這次用高加索冷杉做聖誕樹，樹尖被高高的天花板壓得彎了下來。我妻子有不錯的審美，我們的聖誕樹總是裝扮得十分優雅喜慶，有時是紅色的，有時是白色的，有時是金燦燦的蜂蜜色。我們沒有聖誕儀式——我家裡沒人是虔誠的基督徒，除了科妮莉亞，她十五六歲時偶爾參加宗教活動，大了以後變成忠實的信徒。充滿活力的米爾恰跟我印象中的姐姐完全是兩類人，這也是米爾恰讓我感到意外的一個原因。不過，科妮莉亞沒有強迫我們遵守聖誕儀式，而是讓我們按自己喜歡的方式慶祝聖誕節。

我們一起去了教堂，回來後大家開始拆聖誕禮物。我很遺憾地說，每年拆禮物時我都覺得兩個孩子突然變成了陌生人。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在聖誕樹下的半小時裡，保羅和法伊興奮地打開他們的禮物，拆完一個立刻撲向下一個（永遠有一座小山似的禮物等著他們），最後他們總是有些失望地問，還有禮物嗎？（儘管已經拆完了一座禮物山）——這半小時裡，我感覺完全不認識他們。我們不唱聖誕頌歌，不背《聖經》，也不念禱告，拆完禮物後我們一起吃聖誕晚餐。每年的晚餐都是我母親親自下廚，菜單也永遠不變：塞滿紅甘藍和土豆的烤火雞，餐後甜點是烤蘋果。我姐姐一個人做飯前感恩禱告，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這是個尷尬的時刻，因為我們不知道手要放在哪裡。桌子上？桌子下？兩隻手握在一起？一隻手放在另一隻手上面？眼睛該往哪裡看？心裡要念什麼？我跟科妮莉亞交惡時，她每次禱告我都會做出一副同情或輕蔑的表情。後來我採取中立的態度，用這一分鐘時間來發呆——聖誕節過後沒多久她就過世了。

假如我們有固定的聖誕儀式，說不定那一年我們全家可以度過一個美好的聖誕節，而不會發生「米爾恰事件」，說不定那個聖誕夜就不會失去聖誕意味，說不定我們應該堅持自己想要的聖誕節——不在聖誕節時爭吵，不針鋒相對，家人間相互體諒。我們對聖誕節的理解會停止一切紛爭。

聚會剛開始時氣氛十分融洽。米爾恰對我姐姐體貼入微，對家裡的其他女性也照顧有加，包括麗貝卡的外祖母，他總能注意到什麼時候該幫她們加勺肉汁或者倒滿酒杯。他的友善和周到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家人不太會這樣對待彼此——在我自己家也一樣。米爾恰有說不完的故事，他的故事像一張光滑柔軟的大網，把我們全家人牢牢罩住。他講到20世紀80年代的獨裁者齊奧賽斯庫[1]在布加勒斯特建造的巨大宮殿。隨著他的講述，我們跟著他在體育館大小的宮殿裡漫遊，沿著沒有盡頭的走廊到處觀看，每個角落都沒錯過。我們看到壯觀的枝形吊燈和金光閃閃的水龍頭，遇到很多早已被遺忘的陌生人，他們或者在宮殿裡巡視，或者在鋪設馬賽克地板，或者正在擦拭窗臺。

米爾恰當過電工，他曾經把成千上萬盞燈泡擰進宮殿的牆壁。宮殿大到望不到盡頭，整天見不到其他人影。在他的故事中，似乎他才是這個巨大石頭王國的真正主人，控制著那裡的一切，在建築材料未能如期交貨的情況下依然確保工程進度不受影響。他對齊奧賽斯庫獨裁統治的認同令我感到困惑，說不定他是因為懷念祖國才這麼說，我並沒當真。羅馬尼亞的國內革命將齊奧賽斯庫和他的妻子趕下了臺——他們屍體的照片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米爾恰離開羅馬尼亞來到西方，經過一番挫折後他在柏林住了下來。他先是當了一名健身教練，後來接管了健身房。

故事講到這裡——剛好在烤蘋果端上桌後——我開始感到不安，因為米爾恰不僅知道怎樣塑造身體，還知道如何治癒靈魂，他認為自己擁有超能力。他的雙手，就是為齊奧賽斯庫的宮殿擰了多年燈泡的那雙手，他相信它們擁有神奇的治癒力。他注意到我投來懷疑的目光，立刻跳起身，開始按摩麗貝卡外祖母的脖子。她之前抱怨過脖子痠痛，按摩了片刻，他問感覺好些嗎，除了回答好多了，老太太還能說什麼呢？她已經九十二歲高齡了。米爾恰得意地瞟了我一眼，一邊繼續按摩一邊講起最近健身房被小偷光顧的事，他說，上星期一些壞蛋闖進他的健身房，偷走了筆記本電腦和立體聲音響。

「結果警察幹了什麼？」他問。他嘲諷的口氣已經給出了答案——什麼也沒幹。「在德國，警察從來不幹正事。」米爾恰說。要是那天晚上他剛好路過健身房看見小偷的話，那些傢伙絕不可能活到今天。對那些人絕不能心慈手軟——否則情況只會越來越糟——德國就是這樣變得越來越差的。我說德國是一個法治國家，警察抓住了絕大多數罪犯。

「哈。」他說，手仍然放在麗貝卡外祖母的脖子上。他可以說出一長串警方沒有偵破的盜竊案和謀殺案，而且受害者無一例外全是他的熟人。

我看了父親一眼，要是在過去，父親早就開始反駁了，但自從上了年紀，他的個性越來越溫和，他現在不發表任何意見。他看著米爾恰，什麼也沒說，像是在默默祈禱——祈禱這個人會善待科妮莉亞，即便現在看起來希望不大。

米爾恰說，德國人太軟弱了。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填飽肚子，成天只想著他們的養老金。他們沒有勇氣保護自己，德國很快會完蛋。

我起身走到聖誕樹旁，從燭臺上取下燃盡的蠟燭，換上新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認為法律可以保護人民，他打斷了我的話。他沒再繼續按摩，手停在麗貝卡外祖母的肩上。

「這裡沒有男人。」他說，「這裡有美麗的女人。」他笑著看了一眼我姐姐和妻子，「最起碼沒有真正的男人。」

我不知道點亮聖誕樹蠟燭這件事應該由男人做還是女人做。火和做飯關係密切——所以石器時代常常由女人負責燒火。那麼點蠟燭肯定不是男人該乾的事——是女人的事。從男性角度來看，點蠟燭是一件娘娘腔的事。話又說回來，我看過男人舉著火把追擊猛獁象的圖片，所以當我用加長火柴點亮蜂蜜色蠟燭時，也許我是在延續男性傳統。

「好吧，只要我們有美麗的女人。」我說。我用幽默化解尷尬的方法失敗了，因為米爾恰並沒有適可而止。他大肆批評「吃得太多的德國人」，我們全家安靜地聽著，就像他剛剛說的——我們太軟弱了。這只是部分原因，而且不公平。

那時我們已經知道我姐姐得了癌症——乳腺癌。婦科醫生兩年前才確診她的病情，其實她的身體早就出現癌變信號。我姐姐是個認真謹慎的人，堅持定期接受乳房X光檢查，可那個失職的婦科醫生沒能及早發現她的病情。等到他確診姐姐患有乳腺癌時，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肝臟——幾乎等於宣判了死刑。我姐姐跟病魔抗爭的決心讓我敬佩不已。她接受激素治療，吃全素，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去公園打太極拳。然後，癌症消失了。科妮莉亞認為自己恢復了健康，是癌症倖存者，我們一家人都相信她做到了。其實那時候，我們對癌症已經有了比較深的瞭解，雖然誰也不說，但大家心裡都清楚——癌症會隱藏，會復發——尤其是轉移性肝癌。所以，只要是對科妮莉亞好的事，我們都會支持，為她高興。毫無疑問，交個新男友對她肯定有好處，尤其是她剛經歷婚變。如果她選擇米爾恰是因為他擁有神奇的治癒能力，我舉雙手贊成，即便我根本不相信米爾恰的說法。說不定他的床上功夫了得。「性福」同樣可以對抗癌症——為什麼不能呢？我們無論如何不會做妨礙我姐姐獲得幸福的事。這是我們保持沉默的另一個原因，我為此背叛了自己的價值觀。

這是雙重的背叛，因為一方面，米爾恰發表對民主、文明和法治的野蠻又愚昧的看法時，我保持了沉默。另一方面，我暗自希望父親能去一趟客房，他肯定在那裡藏了一支手槍。每年聖誕節我父母會來我家住一晚，我們特意叮囑父親不要把槍放在枕頭下面，他在自己家時習慣這麼睡。兩個孩子很可能會發現父親的槍，後果將不堪設想。米爾恰的言論讓我感到憤怒，我想象父親用槍頂住米爾恰的頭，讓他閉嘴，用事實告訴他，我們有能力保護自己。是的，那年聖誕節時我太軟弱了，我沒有挺身捍衛文明，而選擇向野蠻屈服。

除了米爾恰這段不愉快的插曲，聖誕夜還算平靜而愉快。最後，米爾恰終於說夠了，又開始施展他的魅力，討所有人歡心。我姐姐自始至終沒有開口，她和男友親密地接吻，低聲耳語，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好像沒聽到任何值得她警醒的事。凌晨時他們兩人起身離開，我長舒了一口氣。

我躺在床上睡不著時，想到了米爾恰，不知道他處於我的位置會怎麼做。迪特爾·提比略很有可能會沒命。不然的話，米爾恰會揍到他搬走，或者讓他生不如死。我希望米爾恰是個好姐夫，我可以給他打個電話，讓他幫我處理這件事。我對自己的這個想法感到羞愧，再說我也不可能給他打電話。和我姐姐一樣，他也過世了——他在羅馬尼亞遭遇了車禍，比我姐姐走得還早。說實話，我百分百不會打電話給他。我相信法律，現在依然相信，即便我們這起案件讓我看到了法律的漏洞。

「民主」一詞常常讓人提不起興致，它早就被政治家用濫了，可我認為，民主仍然是我們擁有的最好的東西。獨裁統治下最讓我害怕的人是擁有權力的人——那些無恥的聰明人——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他們會利用讓我更害怕的人——愚蠢的野蠻人。我對獨裁的恐懼也是對鎮壓的恐懼，無恥的聰明人會讓愚蠢的野蠻人毆打我，因為我喜歡我所擁有的自由。民主是另外一種統治方式，不能對人民訴諸武力或施加暴力。你可能會說民主適合統治弱者。從傳統意義上講，我是個弱者——是的，我承認；我希望通過協商來表明自己的主張，而不是爭吵或開槍。民主是用來保護我們弱者的，因為它不主張自相殘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制定法律，然後讓警察來執行法律。問題是，我們的確建成了一個可以保護我們的社會，可當社會制度無法保護我們時，我們不知道要怎樣保護自己。我們連打架的念頭都不敢有，因為害怕自己的腦漿會迸裂。沒有什麼東西能像大腦一樣，讓我們感覺自己如此強大又如此脆弱。

那天晚上我在想，我現在做了一個男人該做的事了嗎？我是說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男人。我的家人得不到國家的保護，只能由我來保護他們。以前我是不是沒有盡到責任？我從一開始就沒處理好迪特爾·提比略的事——我是不是應該表現得像個憤怒的大猩猩才對？

我聽到衝馬桶的聲音，迪特爾·提比略也沒睡，像我一樣清醒。樓下傳來的聲音讓我感到羞辱，我不得不想象他擦掉龜頭上尿液的畫面——如果他那麼愛乾淨的話——然後把他的陰莖塞進內褲。這個男人居然和我渴望同一個女人。這是美麗女性帶來的麻煩，因為渴望她們，你就跟其他男人聯繫在一起，甚至是個白痴，或者像迪特爾·提比略那種變態。我想甩開這個念頭，卻怎麼也甩不掉，我感覺疲憊不堪，於是換個方法，讓自己去想別的事，然後我想起了普荼。我看見她在跳舞，穿著豹紋比基尼，踩著高跟鞋，搖擺著緊實的身體。這是那晚我記得的最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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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①齊奧賽斯庫（1918—1989）：曾任羅馬尼亞最高領導人，後因獨裁統治被推翻，並被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