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床後做的第一件事是檢查公共通道，看看窗臺上有沒有信，什麼也沒有。我九點鐘出門去火車站附近的洗衣店。那不是一家小店鋪，不是那種洗裙子和襯衫的路邊小店，更像一家為專業客戶提供定製服務的工廠，如服務特殊人群的高檔餐廳或民宿。洗衣店經理叫托馬斯·瓦爾特，他是地下室的業主，迪特爾·提比略是他的租客。
前臺小姐帶我穿過一扇厚重的鋼板門，來到洗衣店的後面。我發現自己置身一個類似小型飛機庫的地方，只不過裡面擺放的是各種機器，包括巨型洗衣機。洗衣房很熱，潮溼的熱氣將我全身包裹起來。白色的水汽在我眼前蒸騰，耳邊是隆隆聲和嘶嘶聲。穿著白色工作服的工人站在機器之間，隔著蒸汽我沒能立刻認出瓦爾特。我問了一下旁邊的人，看見他正站在一臺機器旁，一個年輕女人正從機器里拉白色床單。我走近時，聽到他們正開心地大笑。
我以為他記得我，剛搬來時我們跟其他樓層的業主見過一面。我記得他，但他對我沒印象。我告訴他我是誰，問他能不能單獨聊幾句。瓦爾特說，旁邊這個女人來自摩爾多瓦，不懂德語。那個年輕女人沒有停下手裡的工作，繼續從機器里拉床單。
我說，他的租客不斷騷擾我妻子——作為房東，他可不可以把房子收回來。我們沒辦法跟他的租客繼續生活在同一片屋簷下。我希望他可以把地下室租給別人，我們會承擔相關的費用。我必須大喊著講話，好蓋住機器的隆隆聲和嘶嘶聲。
「老迪特爾都幹什麼了？」瓦爾特問。
他對迪特爾·提比略熟稔的稱呼讓我感到不安。
「他給我妻子寫淫穢信件。」我說。瓦爾特的表情告訴我，他沒把這當回事兒。
「情書？」他問。
「不是，是淫穢信。」我說，「跟色情有關，變態色情。」
他會意地點點頭，然後開口道：「迪特爾沒給我找過麻煩。」
「他說我們性虐待我們的孩子。」我說。
那個摩爾多瓦女人看了我一眼。她已經把所有床單從洗衣機里拉了出來，正往手推車上放。
「你們性虐待你們的孩子？」瓦爾特用半信半疑的口氣說。
「我們沒有虐待我們的孩子。」我說完立刻意識到這話聽起來有問題。你不需要告訴任何人你不會虐待你的孩子——完全不需要說。汗水沿著我的臉頰往下淌，機器的溫度很高，我的襯衫和西裝褲粘在皮膚上。
瓦爾特幾乎饒有興趣地看著我。「那迪特爾為什麼這麼想呢？」他問。
「我不知道。」我說，「我知道的是，我不想和他在同一個屋簷下多住一天。」
「他是個好房客。」瓦爾特說，「社會保障部門為他付租金，錢永遠準時到賬。你去找過警察嗎？他們怎麼說的？」他問。
「他們還在調查。」我說。
「很好。」他說，「那我們就等調查結果吧。我們到時候再談，好嗎？」他的語氣不算冷淡，可這次談話等於沒有任何結果。
「好吧。」我沮喪地說，心中暗想，應該讓妻子來談才對。她更能堅持自己的立場，我們的分工顛倒了。可我絕不可能讓她一個人留在家裡面對迪特爾·提比略，而我帶著孩子去她媽媽家。
我開車回到辦公室，心不在焉地處理了一些工作。
當天晚上我又失眠了，四周一片安靜，我不知道迪特爾·提比略這時是不是也醒著，想著我在幹什麼。我和他相距十到十五米，都蓋著被子，枕著枕頭，安靜地躺在各自的床上。我們的生活可怕地交織在一起——一個是建築師，有美麗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過著富裕的中產階級生活，另一個在福利院長大，沒有妻兒，沒有工作，靠政府救濟金生活。
我在方方面面都強過他，可我擔心這反而讓我處於劣勢，也許有人——社會工作者或記者——會把我們的事演變成地下室的窮人和豪宅的富人之間的階級衝突。最後，錯的一方是我，還有我所代表的階層，迪特爾·提比略是被迫反抗的一方。人們希望看到他贏我輸，輿論的壓力最終將幫助他獲勝。我的心跳在加速。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社會福利辦公室。我打過電話，但他們說不方便在電話裡透露任何信息。我先在前臺諮詢，按照指示穿過走廊坐在房間外等候。排隊的人很多，我等了很長時間。我掃視著周圍排隊的人，他們神情各異，沮喪、悲傷和憤怒。我發現到目前為止，我依然沒有任何進展。
我終於被叫進房間，裡面除了一盆植物沒有其他裝飾。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坐在我對面的圓桌旁——桌上沒有文件。我把事情的經過簡單講述了一遍，他們面無表情地聽著。等我講完後，對面的女人說，他們不能告訴我關於迪特爾·提比略的情況，也不能透露他的租金是不是用社會保障金來支付的。他們希望我可以理解，其中一個男人補充道。
「我想我只能理解了。」我說，「不過，我希望你們可以考慮一下，我的鄰居可能需要幫助——這是社會福利辦公室該做的事吧？」他們聳了聳肩，沒有回答我。我留下一張名片，起身離開了辦公室。
在走廊裡，我撞到一個幾乎堵住整個過道的肥胖男人。「對不起。」我低聲說。
「下次記得長眼睛。」他在我身後吼道。
死胖子，我在心裡說，愚蠢的死胖子。
晚上回到家，我在信箱裡發現一封信。不是迪特爾·提比略寫的——我一眼就看出來了。筆跡不同，而且信封上蓋著郵戳。這是一封律師函，對方通知我們他是迪特爾·提比略的律師，將代表迪特爾·提比略跟我們交涉。信上內容就這麼多，聽起來像是在威脅我。我覺得這封信的目的就是告訴我們，迪特爾·提比略已經請了律師，他將採取一切手段跟我們鬥到底。我在車站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吃的晚飯，吃飯時我突然想到，這封信可能是個好兆頭，說明提比略決定用法律手段來對付我們。走法律程序對我們有利，不管要花多大代價，打官司需要律師費——錢不夠的話，我還可以去想其他辦法。
我打電話給妻子，又安慰了她一番。我必須承認，我現在正扮演一個竭盡所能保護家人的男子漢形象——扮演一名勇士——告訴妻子我取得了第一步勝利。事實上，我沒有任何進展，警察沒給我答覆，律師在電話裡告訴我，她拿不到限制令。但這些並不能證明米爾恰當年的話就是對的。迪特爾·提比略最近沒有任何動靜——除了那封律師函，這些日子我連他的人影也沒看見。我覺得自己好像在打一場根本不存在的戰爭。
十天後我打電話給妻子，比較真實地描述了當前的情況，她說也許這件事真的過去了。「也許他恢復了理智。」她說。我們決定她明天就帶孩子們回家。我們小心點就好。妻子說她不怕迪特爾·提比略，她是擔心保羅和法伊。我明白她的意思。我們所有的脆弱和不安，全是因為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