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孩子們的生活並沒有那麼正常。過了一陣子，我突然意識到，在保羅和法伊麵前我不再赤裸身體。我在浴室穿脫衣服。擁抱孩子們時我會避開他們的某些身體部位，原先只有幫他們洗澡時我才會觸碰——現在連洗澡時我也不碰了。這實在太糟了，可事實就是如此，我每次幫孩子們洗澡時，總感覺迪特爾·提比略在我旁邊，注視著我的一舉一動。

一天他給我妻子寫了一首詩。韻律簡單卻並不空洞，甚至有一點詩意。這首詩主要描寫我妻子的尖叫聲，他沒有說明是憤怒的尖叫還是喜悅的尖叫。麗貝卡做愛時不出聲，不過也許他喜歡聽她興奮地尖叫。這首詩本身已經很不尋常，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詩的結尾，當我妻子發出最後的尖叫聲時，他渴望能陪在她身邊，等待她的喘息漸漸平復，從此一切都將結束，他用「最後的喘息聲」呼應「一切都將結束」。

「死亡威脅信。」我聲音嘶啞地對麗貝卡說。

麗貝卡讀了一遍詩，然後沉默地坐在廚房的桌子旁。「我感覺自己很髒，」她終於開口道，「他想象對我做這些事，在他想象時，他就在我身邊，就在這間公寓裡，是一個侵入者。他侵入了我的大腦。」她說，「侵入我的感覺，我的身體。」

「我們現在有證據了。」我說，「有了這封死亡威脅信，警方一定會採取行動。」

我把信交給犯罪辦公室的克羅格女士。她看了很長時間，然後搖了搖頭。

「沒有律師會認為這是一封死亡威脅信。」她說，「你的鄰居一直在臆想，但並不違法。」

「可這上面說到我妻子最後的尖叫聲。」我喊道，「她最後的喘息聲，一切都將結束，這說的就是死亡。」

「也可以是做愛。」她說。

「你真是冷血。」我說。

「你說什麼？」

「我說你真是冷血。你面前的這個男人，他在為妻子擔心，為孩子們擔心，可你居然說，也可以是做愛。」

「我是從法律的角度對你說這話的。」她說。

淚水突然溢滿我的雙眼，我搖了搖頭，眼淚順著我的面頰滾落下來。我站起身，沒再說一個字。我在絕望中又去見了律師，不出所料，她讀完信後也認為幫助不大。我追問誹謗罪的進展，她勸我一定要耐心些。我撤回律師委託函，她沒有任何表示。

我打電話給弟弟，第二天他過來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不想把家人獨自留在公寓裡，一分鐘也不行。事實上，我幾乎已經把辦公室搬到了家裡，不過有時我必須開車去建築工地。我不想冒任何風險。

弟弟當晚到了我家，我們三個人在廚房桌子旁坐了很久，邊喝紅酒邊談論迪特爾·提比略。大約午夜時分，布魯諾出去了一趟，沒過一會兒，他拿著一根撬棍回來了。

「出什麼事了？」我問。

「我們做個了斷吧。」他說，「我來就是為了解決這件事。」

「不行。」我說，「我叫你來不是為了把迪特爾·提比略打死。你是來照顧我的家人的。」

弟弟說這根撬棍是為了撬開那個渾蛋的門，剩下的事我們用拳頭就可以解決。我向他解釋說，我們是正義的一方，我希望可以用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弟弟問：「你的法律途徑已經失敗了，守法有個屁用？」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當時照弟弟說的去做，說不定迪特爾·提比略今天還活著。也許挨一頓揍後他就灰溜溜搬走了。我不知道——我沒辦法知道。這是一個無法知道答案的假設命題，我有時會為此糾結。如果在某種情況下我做出不同的選擇，結果又會怎樣？總是有至少兩條人生道路擺在我們面前，尤其面臨重大抉擇時：一條是我們決定踏上的路，另一條是我們決定放棄的路。我們會假想選擇了那條決定放棄的路，跟現實中選擇的路反覆比較衡量。對我來說，另一條路是我們用和平的方式把迪特爾·提比略從地下室中趕走。他被關了起來，再也不能傷害到我們。我和父親可以時不時地一起去喝杯咖啡，即便沒有謀殺案，我們也早已和解。我們的世界一切都很美好。

弟弟把撬棍放在桌子上，坐了下來。那天晚上我們沒有衝進地下室，我和弟弟爭論了很長時間。布魯諾說我是膽小鬼，一個不會反抗的人，眼睜睜看著家人受欺負，我被他的話激怒了。我說如果我們都採取野蠻行為的話，那乾脆徹底放棄文明好了。

「沒那麼嚴重。」弟弟說，「讓他臉上掛個彩——不會斷送文明的。」

我們爭執起來，過去的舊賬也翻了出來，令我非常意外的是，妻子一直保持沉默，沒有幫我講話。吵到最後，我讓弟弟保證不會單獨行動——保證不會對我們樓下的鄰居動手。他勉強同意了。

我有時會翻來覆去好幾個小時無法入睡，那段時間更是常常失眠，半夢半醒中我感覺自己正置身於一場鬥爭，文明對抗野蠻的鬥爭，戰勝野蠻是我的責任，但我必須採取文明的手段，不能讓自己被野蠻行徑同化。

第二天警察又來了，迪特爾·提比略報警說我弟弟也參與了性虐待兒童。雷丁格警長和他的同事瑞普沙弗特問了我們幾個問題後離開了。我對弟弟說別再提撬棍的事，讓他保證不動粗。布魯諾輕蔑地看了我一眼，轉身進了保羅的房間。

警察像這樣突然造訪，那種感受很難描述。類似的事情一再發生，似乎已經演變成一出鬧劇，可我們很難一笑置之。我們每一次都覺得被羞辱、被中傷、被惡意包圍。我們像是未經審判就被安上一個罪名。我們沒有犯罪，但我們感覺自己並不清白，因為我們無法證實自己的清白，我們的名譽好壞沒有結論。我們反覆對自己說，我們是清白的，但這遠遠不夠。我們不再屬於那些從未被懷疑虐待兒童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