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花園裡又看見過迪特爾·提比略兩三次。他在地下室門口轉來轉去，跟我們保持距離，每次我從躺椅上起身，他立刻跑進他家。我沒再見過他手上拿刀或者蘋果。「走開！」我朝他喊。他說他有權利待在這裡，從法律角度來看，他是對的。我時不時地站起身，讓他暫時從我眼前消失。孩子們在蹦床上開心地跳著，對周圍發生的一切毫無察覺。

迪特爾·提比略拿刀這件事我告訴了一個朋友——不過，我沒提蘋果。我的故意隱瞞有點可笑，可我越來越覺得別人感受不到我們糟糕的處境，因為的確沒發生什麼嚴重的事。別人不理解那種無聲的恐懼，我們對自己念頭的恐懼。這就是為什麼我故意不說蘋果——希望別人能夠理解我們。結果適得其反，我朋友一聽，認為事態非常嚴重，我們必須馬上搬走。他簡直不敢相信，有人拿著刀撲向你時，警察竟然不管。

「準確地說，他沒有拿著刀撲過來。」我意識到自己犯了個錯誤——我們的處境很糟糕，卻沒法說清楚這種無形的威脅。我不再跟朋友們聊迪特爾·提比略，如果有人問起，我也只是含糊其詞。「老樣子。」我回答。

8月，我們去米諾卡島待了三週。假期的最初幾天非常愉快，兩個從沒受過虐待的孩子玩得很開心——他們在家裡也同樣開心——然後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和麗貝卡十分不安。一天下午，我們從海灘走回住處，像往常一樣，拿著毛巾、空野餐籃和浮水圈之類的東西。我們從一堵矮石牆旁經過，靠近牆根處有個小洞，孩子們停下腳步，好奇地研究這個洞。為什麼這裡會有個洞？

「讓小動物鑽過去的。」法伊說。我們都同意。我們一起猜哪些動物可以鑽過去：貓、狗、狐狸——如果米諾卡島有狐狸的話——貂……

「鱷魚。」我說。

保羅說：「這裡沒有鱷魚。」

「這裡有小羊。」法伊開心地喊。

然後，保羅說：「提比略鑽不過去。」

我和麗貝卡愣住了。這是我們假期的第三週，我們幾乎沒提過迪特爾·提比略，而且我們也絕不會在孩子面前提他。保羅為什麼想到他呢？這個小傢伙的腦袋裡到底裝了什麼？

「對，」我立刻說，「他太胖了。」

「他真的很胖。」保羅說。

「胖極了。」法伊說。

「他不在這裡。」麗貝卡說，聲音有一絲顫抖。然後我們繼續猜動物，鼴鼠、老鼠……

晚上，等孩子們睡下後，我和麗貝卡坐在露臺上喝酒聊天，我們不知道絕口不提迪特爾·提比略的做法到底對不對。我覺得我們做錯了，保羅的話說明孩子們知道迪特爾·提比略有危險——他們一直記得，而且受到了影響。

「我們應該給兒童心理學家打個電話。」我說，「不能讓孩子們受到迪特爾·提比略的影響。」

夜裡外面傳來鳥叫聲，吵一陣，停一陣，讓人心煩意亂，我們聽到隔壁鄰居用勺子敲打鍋子，但沒能把鳥趕走。我們沉默了很長時間，我沉浸在自己可怕的想象中，想象孩子們落入迪特爾·提比略的魔爪，被他綁架、關押、虐待。偶爾也會閃現一些不太可怕的畫面：法伊抱著她的娃娃，保羅在地板上玩火車。我看見孩子們被關在地下室，回想他們曾經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那晚我們久久不能入睡，麗貝卡在我身邊輾轉反側，鳥在窗外叫個不停。

我們到家時看見窗臺上有一封信，裡面是一首詩。我沒有細看——只是掃了一眼，看看迪特爾·提比略這次又玩兒什麼新花樣，然後按照慣例把信交給了律師，不抱任何希望。關於誹謗罪的聽證會還遙遙無期，不過，已經不重要了。我打電話給母親，告訴她保羅在米諾卡島說的話，還有我們絕望的處境。這個電話讓我和母親的關係有了重大改變。我之前總是報喜不報憂。姐姐去世了，弟弟的生活方式讓母親無法接受，雖然弟弟自己過得很開心，但母親不這麼想。而我則完全符合母親心目中的成功人士形象，有穩定的家庭，優渥的生活，一定的地位。

「至少你是幸福的，對吧？」嘆息完科妮莉亞的早逝和布魯諾的不幸後，母親有時會問我。在此之前，我總是給她同樣的答案：「是的，媽媽，我很幸福。」我向母親講述我的幸福生活，即便當我的婚姻與幸福完全不沾邊兒時。我的幸福生活是母親的慰藉，我小心翼翼，不讓母親察覺真相。

現在，我向母親坦承提比略帶給我們的種種煩惱。我不是刻意的，完全是下意識的。我開始在電話裡向母親傾訴，漸漸地我發現自己心裡有了一個目標，今天回想起來，在我潛意識的深井裡，一群蟾蜍守衛著孕育我陰暗想法的死水，一個行動計劃從井底慢慢浮現出來。有時，疏於守衛的蟾蜍讓這些陰暗的想法浮出水面——從小水泡變成大水泡，最後變成行動。我的想法就是這樣變成行動的。我知道母親會將我的話轉告父親。我知道父親聽了會難過，我在科妮莉亞的醫生診所見過他傷心的樣子。也許我心裡有一線微弱的希望，希望父親會忍不住做些什麼，但我必須強調的是，這一切都是我的下意識行為。

一天早上，我接到迪特爾·提比略的電話。我們關係惡化前我給過他手機號碼，當時他的公寓出現一處破損，向我諮詢要怎麼處理。

「你還跟我說話嗎？」他直接問道。

「你說吧。」我立刻警覺起來，同時抱有一線希望，但願這次能達成一個解決方案。

「你真的認為，」迪特爾·提比略問，「我看到和聽到的那些事從來沒發生過？」

我又一次感到失望，我的回答聽起來非常可笑：「我只在法庭上回答這些問題。」

他沉默了很久後再次開口：「上次你在我家門口，說我病了，需要幫助，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病了。」

「我確信你病了，需要幫助。」我說。

「你真的認為，」他繼續說道，「我說的那些全是假的？」

我的回答簡單明確：「是的，全是假的。」

他又一次陷入沉默。

「你應該尋求幫助。」我的口氣溫和下來。

「有時我自己也不確定。」他說，「也許我真的病了。過些日子我要找醫生看看，我總在害怕。」

我答應會幫他找個醫生，隨後掛斷了電話。

我問我的全科醫生有沒有認識的心理醫生，他向我推薦了一位同事。我聯繫到那位心理治療師，他答應儘快上門幫迪特爾·提比略看病。到了約定時間，我看見心理治療師的車停在我們樓下，他按了前門上迪特爾·提比略家的蜂鳴器，沒人開門。我聽到心理治療師又按了好幾次蜂鳴器，我打開前門讓他進來。我們一起走到地下室，按門鈴，敲門，大聲喊提比略的名字——裡面沒有任何動靜。我謝過醫生，向他表示歉意，然後送他離開。我對和平解決問題徹底絕望了。第二天，窗臺上又出現了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