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山裡的第五年，4月，奧馬爾失蹤了。有人說他被塔利班帶走了，也有人說他被北方聯盟[1]的人帶走了。有時候到了趕集的日子，村裡會出現一群陌生的小夥子，他們會找所有年紀稍大的男孩談話。有人說他們是馬蘇德[2]手下的自由戰士，也有人說他們是塔利班密探，但誰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哪一派的，真相無從得知。祖父擔心奧馬爾在山上迷了路，但爸爸發現奧馬爾的衣服和靴子也都不見了。於是我們開始相信那些謠言，認為奧馬爾是去打塔利班了——那個時候，塔利班的勢力似乎正在日益逼近，即使在這個與世隔絕、位於山巔的小村子裡也不例外。我們都不敢去做其他設想，比如，他或許是惹上了什麼事才被抓走了，又比如他或許正被關在哪座監獄裡，抑或被毒打了、受傷了——甚至被人殺死了。無論哪一種可能，我們都不願設想。
　　接下來的每一天、每一週，我們都期盼著奧馬爾回家。他的頭巾被扔在了石屋裡面的大皮箱上，我把它撿起來，裹在身上，幻想著奧馬爾會突然出現，大聲呵斥我，讓我把頭巾放回原位。
　　「他很快就會回來的，你們等著看吧。」祖母努力安慰我和婭拉，「他是個好孩子，很懂事，他會回來的。」
　　那段時間，媽媽很少開口講話。即便長子的突然失蹤令她心痛不已，她也沒有表現出來——就好像她知道奧馬爾去了哪裡，只是不想說出來，擔心我們受到驚嚇。爸爸對奧馬爾的失蹤感到驚訝，他不知道該為兒子的舉動自豪還是恐懼。祖父則整天鬱鬱寡歡。只有小阿爾薩蘭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你們當初應該拉住他不讓他走的。」賈瓦德站在石屋門口恨恨地說。大哥不在了，賈瓦德變得沉默寡言，暴躁易怒，時常把氣撒到我們身上。「他會把命搭上的，圖什麼呢？」沒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也沒人能安慰他。
　　「你說奧馬爾還會回來嗎？」有一天，我和婭拉坐在屋外，望著遠處的山谷，我問她。
　　「我也不知道。」婭拉抓住我的手。我實在無法想像沒有奧馬爾的生活。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他給我的鼓勵最多，一直幫助我學習，去了解未知的世界。他想成為一名偉大的工程師，想建造雄偉壯麗的橋梁，他的志向和夢想感染了我們每一個人。可是現在他走了。悲傷籠罩著我們，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究竟出了什麼事，所以我們只是把失去奧馬爾一事默默藏在心底，不敢承認他會一去不復返。
　　把奧馬爾的失蹤當成暫時的，會讓大家都好過一點，所以每次提到他的時候，我們都會說：「等奧馬爾回來了……」每個人都努力讓自己相信，他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又過了幾個月，周遭的其他事情也在悄悄發生變化。村民們之間的閒談變少了，個個都謹言慎行起來。每個人都擔心身邊藏著探子，害怕鄰居向塔利班告發自己。一句小小的牢騷就可能掀起一場軒然大波。那些曾經支持聖戰者游擊隊的人，如今在公共場合絕口不提對抗塔利班的事。有人說，馬蘇德的勢力開始潰敗，部隊已經撤退了。
　　塔利班已控制了全國的大部分地區，眼看就要把喀布爾收入囊中。有人說，塔利班其實已經占領了喀布爾，伊斯蘭教法遲早會在全國範圍內施行[3]。這些都是我從祖父那裡聽來的。流言一撥又一撥地傳來：哪些話能說，哪些不能說；哪些行為是允許的，哪些行為是罪惡可恥的。爸爸把收音機藏了起來。據說還出現了行刑隊和「治安團隊」，負責對偷竊東西的人施行毒打或砍斷手腳的刑罰。石刑也開始出現了。三天兩頭有人失蹤，一家人被拆散，我們被告知這是在懲惡揚善。所有人都要守規矩，這就是新政策。年齡稍大的女孩和成年女性都必須穿上罩袍，沒有丈夫或者父親的陪同，就不能單獨出門。這些新的法令傳到了村子裡，我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即使在這樣偏遠的山村，在這樣一個施不施行新法令都不會有多大區別的地方，我們也必須遵守它們。媽媽開始越來越在意我們的外表，我們也學會了在學校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注意自己的言行。
　　在這遠離戰火的高山上，我們本以為外界的紛亂很遙遠，本以為戰火不會燒到這裡。每到趕集日，就不斷有消息傳來：哪一派又占領了喀布爾的哪個街區，抵抗戰鬥如何舉步維艱，塔利班武裝正占上風。槍炮聲日漸激烈，不斷有人死於戰亂，活下來的人也開始逃離喀布爾，逃離塔利班強行實施的新政策以及嚴酷的刑罰。女人不再能外出工作，也不能上大學，年齡較大的女孩也不能去學校了。這些消息讓我們難以置信，但一切畢竟還離我們很遠，沒有影響到我們和納吉布老師。納吉布老師始終堅信，無論男女，每個人都應該接受良好的教育，實現自己的夢想，為國家做出貢獻。每當我們苦苦學習乘法表和動詞的詞形變化、背誦歷史課本的時候，納吉布老師就會一遍又一遍地跟我們這麼說。
　　直到有一天，納吉布老師把所有年齡較大的女孩召集到一起，滿懷歉意地跟我們說，從今以後，我們再也不能來學校上課了，學校對我們來說已不再安全，如果我們想繼續學習(說到這裡，他悲哀地笑了一下)，就只能在家自學了。他還說，他盼望著混亂的局勢能趕快結束，我們可以盡早回到學校跟其他人一起上課。
　　我覺得這一切簡直不可理喻。不能上學，那我們每天該幹什麼呢？如果不去上課，學不到知識，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實現父母的期盼，成為律師、醫生或作家呢？這肯定只是一個可笑的錯誤。
　　「哈。」羅賓娜笑了一聲，她喜歡和同學們待在一起，但對學習不怎麼上心。娜西和我則非常失落。後來，拿薩琳開始偷偷在家給村裡的女孩們上課，不讓新來的校長知道。瑪莎和婭拉雖然沒說什麼，但對於即將到來的一切，她們的擔心與日俱增，因為她們已不再是懵懂的孩童，馬上就要成為成年女性了。但是，在這個國家，身為女人本身就是一種罪過。
　　賈瓦德依然每天早上去學校上學。臨走前，他會回過頭看一眼我和婭拉，起先目光帶著愧疚，但很快就變成了得意揚揚的神情。納吉布老師也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從隔壁村子裡來的一位嚴厲的老教師，他所秉持的是伊斯蘭教義，教學理念也跟納吉布老師不同，是新政權的那一套。賈瓦德所學的東西與從前不同了，每天放學回家，他談論的不再是地理和數學，而是與宗教和新政策相關的知識。他還經常給我們上課，一邊講一邊嘆氣，說我們什麼都不懂，因為我們是女孩子，而他的責任就是引導我們往正路上走。看到賈瓦德一本正經的樣子，婭拉總會忍不住大笑，那時，賈瓦德的眼中就會閃過一絲仇恨和不容挑戰的堅定，他再也不是以前那個我們都喜歡的溫和善良、幽默風趣的男孩了。他變了，一切都變了。
　　甚至傍晚時分，村裡的孩子們也不再玩遊戲了。他們不再三五成群，害怕別人看到自己太過高興、太過喧鬧。再也沒有人騎自行車或者放風箏了，廣場一角的排球場也漸漸無人光顧。女孩們越來越足不出戶。我們開始捕風捉影，山下的其他幾個村子裡不時傳來駭人聽聞的消息，說塔利班武裝分子經常半夜破門而入，把人從床上拖走。經常有人莫名其妙地失蹤，還有人無緣無故地被抓到新成立的地方法庭去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儘管他們根本不記得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對與錯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是非如此顛倒，甚至讓我們開始懷疑自己。
　　村裡的長者們經常徹夜長談，商量著下一步的對策。爸爸似乎是害怕再一次站錯隊伍，一直保持著沉默。其他人則計劃著將他們的兒子送去殺敵，去殺一個看不見的敵人——恐懼。恐懼早已深入了每個人的靈魂，甚至是喝水，都能嚐出恐懼的味道。
　　對爸爸而言，境況更加糟糕，村民們開始在他的背後嘀咕，說他以前曾經支持過蘇聯人，說他對革命充滿熱情。
　　「他的大兒子難道是無緣無故變壞的嗎？」他們開始拿奧馬爾的失蹤說事。
　　村民們同樣懷疑媽媽，但沒有人當面詰問過她——至少那時候沒有。沒有人相信一個女人會有自己的觀點。女人已經變成了可有可無的影子——影子是不會、也不可能開口胡亂發表意見的！目睹國內正在發生的一切，媽媽跟其他人一樣，也變得憂心忡忡，敢怒不敢言。
　　只有婭拉什麼都不怕。她經常跑到山上，對著空曠的山谷歇斯底里地喊著「野蠻人」。她拒絕穿長袍，拒絕保持沉默。
　　她經常狠狠地朝地上啐一口，一遍又一遍地說：「一切都蠢透了！」眼睛裡滿是憤怒。媽媽經常勸她小聲點，實在勸不住，就讓她待在屋內，做點針黹，或者看看書什麼的(她待在石屋最裡面的房間，只靠昏暗的燭火照明)，但這些對婭拉來說根本沒用，她執拗起來，沒人能勸得住。我只能在一邊看著，不知道該站在誰那邊，該安慰誰，感覺冥冥之中危險正在悄無聲息地向我們靠近。
　　賈瓦德對他的宗教言論愈加狂熱。以前的他開朗幽默，對人、對小動物都極有耐心；他曾經說要當一名獸醫，去治癒病痛，而如今他滿口都是宗教和義務。他變得難以相處，總是對一切評頭論足。儘管嘴上不說，但奧馬爾的失蹤讓他非常氣憤。我們又何嘗不生氣、不難過呢？但在賈瓦德看來，奧馬爾的失蹤不是塔利班和他們嚴酷的清規戒律造成的；相反，他把責任推到了爸爸媽媽身上，責怪他們沒能留住奧馬爾。事實上，他責怪我們每一個人，認為我們不夠好，沒能讓奧馬爾留下。
　　每天等到賈瓦德出門上學後，媽媽都會把我和婭拉帶到最裡屋。我們依偎著坐在一起，媽媽把她腦子裡的所有知識——從中學到大學，只要她還記得的，都教給了我們。當然，她只能壓低聲音講課，而且我們也不能把學到的東西寫下來了，只能記在腦子裡，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村民之間的信任已蕩然無存，我們都學會了萬事小心。
　　一天，一群留著長鬍子的塔利班武裝青年開著一輛豐田皮卡車來到了山裡，卡車的車燈沒有打開，車上插著的白旗子在風中獵獵作響。前幾天阿明跟爸爸提過這件事，說他安排了一次巡視，我們都不知道他用意何在。阿明是個單身漢，性情有點古怪，一直沒有結婚，或許村裡沒有哪個女人喜歡他吧。倒不是因為阿明長得醜，而是因為他暴躁易怒；另外他槍不離身，一天到晚把槍扛在肩上。
　　「阿明，先打再問，是吧？」爸爸開玩笑地對阿明說，我們則在旁邊竊笑。最近，阿明常來家裡找爸爸。他跟爸爸坐在屋外，一聊就是幾個小時，其間還不時留意著周圍鄰居家的動靜。有傳言說阿明其實是塔利班的探子。我不知道這個傳言是誰先散播的，有何根據，但我記得有一次婭拉和瑪莎也偷偷地說過這件事，拿薩琳呵止了她們，說：「他就是個可憐人，性子怪點而已。」
　　現在呢？這個怪人竟然把塔利班請進了村。
　　對於阿明的行為，爸爸不知該作何評論。他向來很喜歡這個老朋友，小時候阿明一直是個可靠的玩伴，每次爸爸跟年紀大的孩子吵了架，阿明總是站在爸爸這邊，同仇敵愾。但如今，他們早已走上了不同的路。有時候媽媽在做家務，我總能看到阿明在一旁偷偷地盯著她看。媽媽那麼漂亮，有人偷看她並不奇怪，但阿明的眼神不太正經，只有當爸爸或祖父在家時，他才會收斂一點。阿明有時會避開村民，帶賈瓦德上山練習射擊，有時則一邊觀察著村子裡的動靜，一邊跟爸爸聊天。有時他會幫拿薩琳從井裡打水，這可讓有些村民覺得不妥了——歸根結底，他算她的什麼人呀？茶餘飯後，村民們總會添油加醋地聊起這件事，但阿明和拿薩琳之間並沒有任何踰矩的行為。拿薩琳是個傷心人，對阿明也沒有任何好感，對於他的幫助，她只是沒有拒絕罷了。
　　塔利班到來的前幾天，村裡的男人們聚到一起，商量著該由誰負責迎接和招待工作。氣氛日漸緊張壓抑，因為沒有人歡迎這些訪客——除了阿明——但又不得不招待。作為村裡德高望重的長輩，祖父願意帶領大夥迎接塔利班，爸爸和阿明也去了，還有幾個男子也願意加入。此外還安排了幾個把風的人，專門守著山路，一旦看到塔利班來了，就通知村民們迎接。
　　「趕緊把這件事應付過去吧。」塔利班進村的前一晚，祖父對父親說，「不管他答應了他們什麼，都不會有好結果的。」
　　雖然祖父和父親沒有提到具體的名字，但很顯然，他們說的是阿明。我開始替父母擔心了，塔利班一直虎視眈眈，希望統治整個國家，阿明為什麼要跟他們打交道呢？他為什麼要讓大家身處險境？那天晚上，除了阿明，村裡沒有一個人睡得踏實。
　　第二天一早，載著塔利班分子的卡車沿著蜿蜒的山路進了村。站在車廂裡的士兵個個扛著槍，密切監視著山谷裡的風吹草動，隨著他們的到來，戰爭的陰影也籠罩了過來。
　　「他們來了！」人群開始大聲喧譁，女人帶著孩子躲進了屋，男人則聚在了廣場上，雖然是歡迎儀式，但毫無歡快的氛圍。不祥的氣氛越來越濃，躲在屋內的我們透過窗簾的縫隙不安地向外望去。
　　他們花了好長時間在那裡寒暄，互相介紹，又是客套又是聊天，還說起了塔利班在全國各地的節節勝利。村民們做出了好客的樣子。「儘量別發生流血事件。」祖父早就這樣叮囑過。
　　很顯然這些不速之客並不信任我們。村民們提前備好了飯菜，但士兵們圍坐在一邊，吃著自己帶來的麵包和饢。飯後不久，阿明帶著其中幾個士兵向村子的另一頭走去，臉上帶著一種諂媚而又揚揚得意的微笑。我們聽見這群人走上了石階，在我們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來。屋裡的娜西巴和羅賓娜肯定嚇壞了，瑪莎和拿薩琳保護不了她們。接著有人吼了幾聲，然後就傳來了拿薩琳的哭喊。媽媽緊張得氣都喘不勻了，彷彿下一秒就會因恐懼而暈厥。隔壁的哭喊還在繼續，不一會兒就變成了尖叫。這時我們聽到了祖父的聲音，他試圖替母女幾人求情，但那夥人還是把瑪莎和她的媽媽拖出了屋，拿薩琳被一路拖到了廣場上。村民們躲在角落裡，戰戰兢兢地看著這一切。爸爸回到屋子裡，示意我們不要說話。
　　「他們會出賣我們的。」媽媽像一頭被關在籠子裡的老虎，不安地踱著步。爸爸搖了搖頭，努力安慰著她。
　　「別怕，不管外面發生了什麼事，讓孩子們待在屋裡別出去。」
　　媽媽點點頭，驚恐不已。賈瓦德的臉上浮現出一抹呆滯的笑意，小阿爾薩蘭則在屋內一圈圈地跑著，有點不情願被關在家裡。祖母去隔壁安慰雙胞胎姐妹了。我和婭拉則靜靜地盯著地面，一邊緊張地咬著指甲，一邊擔心著瑪莎和她媽媽的處境。
　　這些陌生人憑什麼能掌控我們的生死？眼前的一切讓人難以置信，接著廣場那邊傳來了瑪莎的尖叫聲。
　　「拿薩琳要受石刑了。」賈瓦德突然開口說道，接著又加了一句，「她活該，這是阿明說的。」
　　賈瓦德的話音未落，媽媽猛地抬起手臂，用盡全身的力氣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爸爸見狀馬上拉住她的手，但並沒有提高聲音，只是把她從賈瓦德身邊拉開，抱住了她，媽媽則一個勁地抽泣。
　　賈瓦德揉了揉發燙的臉頰，看起來既不生氣也不羞愧。
　　「正義是不容違背的。」他撂下了這句話，走出屋門，爸爸趕緊追上去，生怕他會做出什麼傻事，或者口無遮攔地說錯話。我看著賈瓦德的背影，實在認不出這個人是我的哥哥，他的心中只剩仇恨。
　　「他還是個孩子。」爸爸一邊往外走，一邊一臉愧疚地對媽媽說，「除了那些人灌輸給他的東西，他什麼都不懂。」
　　廣場上傳來了一陣挖土的聲音。他們要挖一個坑，把拿薩琳扔到裡面。拿薩琳被拖到坑邊，她的藍色長袍在風中飄動。兩個塔利班士兵一邊一個地拉住瑪莎，可憐的瑪莎不停地哭喊著，哀求他們放了母親。此時，廣場上已聚集了一群男人，目睹著眼前的「盛況」。
　　尖叫聲再次傳來，我們偷偷往廣場望去。瑪莎的母親被綁在坑裡的一根木樁上，無法逃脫。他們嘲笑她，說她隨時可以離開，但她根本逃不了。他們沒有一絲憐憫可言。其中一個士兵開始宣讀拿薩琳的一系列罪狀，說她是個淫婦，甚至比這更壞。阿明在一旁不懷好意地笑著，瑪莎的臉上滿是淚痕，被兩個男人架在中間動彈不得。但她的母親拿薩琳——這個柔弱得連高聲說話都不敢的年輕寡婦卻沒有低頭，沒有懇求他們大發慈悲。她沒有做錯任何事情，錯了的是眼前的這幫男人，他們才應該接受審判，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阻止。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整個村子像中了塔利班的魔咒一般靜止了。媽媽把我們拉進屋裡，不希望我們看到將要發生的一切。那群人開始朝拿薩琳的頭上扔石頭，我們聽到他們對瑪莎大喊，命令她也朝母親扔石頭，說這是真主安拉的意願，如果她不遵從，就將承擔母親的罪行。瑪莎不肯，整個廣場上只能聽見她的哭喊，還有一塊塊石頭落地的響聲。突然間，瑪莎掙脫了束縛，飛快地跑過去護住母親。我看到她從那幫男人身邊掙開，跑過廣場；看到她張開雙臂抱住拿薩琳鮮血淋漓的頭，拿薩琳的眼睛已經失去了光彩。瑪莎悽慘的哭喊聲響徹天空。阿明抬起了手臂，其他人立刻停止了扔石頭。阿明的手高高舉起，手中有一個亮閃閃的東西。一塊巨大的、凹凸不平的石頭砸了下來，正好擊中了瑪莎的後腦勺，她應聲倒地，躺在了母親旁邊。一切發生得那麼快。圍觀的一小撮人迅速往後退了幾步，阿明站在那裡，臉上掛著惡毒的微笑，還帶有一絲驚訝。
　　母女兩人再也救不回來了。那群年輕的塔利班士兵對此早已司空見慣，只是站在一邊看著，笑著，互相開著玩笑，挑釁地看著其他村民，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敢向前邁出一步。終於，塔利班要回去了，其中一人在阿明的肩上拍了一下，隨後爬上卡車，揚長而去，幾聲槍響在空中迴盪。大家都默默地站在原地，沒有回過神來。
　　瑪莎的母親還被綁在木樁上，浸透鮮血的長袍依舊在風中飄動。瑪莎躺在母親腳邊，頭巾散落在肩膀上，雙手仍然抱著母親。
　　隔壁傳來了雙胞胎姐妹的哀號。我想衝過去抱住娜西和羅賓娜，我知道祖母正陪著她們，她們兩人應該沒有親眼看到那一幕——祖母不會讓她們看的——但她們肯定什麼都聽到了。我也不該看的，只是……經歷了這件事，我看清楚了，我看清楚了這個世界的真面目。我緊緊地抱住婭拉，她默不作聲，臉色蒼白，看得出她心裡的某樣東西碎了。她失去了唯一的朋友，她對這個世界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時間好像在我們身邊凝固了，只能聽到血液在耳朵裡呼呼流過。
　　我實在無法理解。我不懂拿薩琳究竟做了什麼，犯下了怎樣可怕的罪行，竟要遭受如此殘忍的刑罰。是因為她的美貌嗎？是因為那群塔利班無法接受她的美貌？是因為她的年齡嗎？還是因為在女孩子禁止接受教育的時候，她曾偷偷地給她們上過課？或者是因為她不接受塔利班的信仰，不接受他們的謊言？又或者是因為阿明？因為她不愛阿明，因為她拒絕了阿明？我知道，這是導致拿薩琳慘死的真正原因。
　　媽媽走下臺階，來到了廣場上。她是第一個趕到那裡的女人，旁邊還有幾個男人滿臉羞愧地站著，不知所措。媽媽走到拿薩琳身邊，解開了拴在她身上的繩子。我聽到她喊別人過去幫忙，但無人應聲。爸爸走上前去，幫她把那兩具傷痕累累的屍體安放在地面上。接著祖父也叫大家幫忙，他們這才走了過去。有人找了一塊布裹住屍體；一個女人洗淨了瑪莎的臉——那塊石頭正好砸中了她的頭骨，她滿臉都是鮮血。我和婭拉站在門口，渾身打著冷戰。突然，婭拉頹然倒地，哀號了一聲，然後拖著身子回到了屋裡，坐在小阿爾薩蘭旁邊的一個角落裡，蜷縮起來，呆呆地望著他在泥地上一圈一圈地跑著。
　　 　　[1] 北方聯盟：阿富汗的一個軍事政治聯盟，與塔利班敵對。——編者注
　　 　　[2] 馬蘇德(1953—2001)：阿富汗抵抗運動軍事領導人，先後對抗蘇軍、蘇聯支持的傀儡政權及塔利班，曾組織反政府游擊隊，率領北方聯盟與塔利班抗衡，被譽為「潘傑希爾雄獅」。——編者注
　　 　　[3] 塔利班是阿富汗武裝派別之一，「塔利班」一詞在阿富汗普什圖語中是「宗教學生」的意思，因此也稱學生軍。他們信奉原教旨主義，企圖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編者注





第3部分


　　從東到西，從西到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