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之後的那些日子,我跟婭拉一直都在尋找家人——即使找到的是他們的屍體。只要知道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對我們來說也有意義。他們還有可能活著嗎?如果他們當時正在石屋中,會不會平安無事呢?他們會不會被困在了下面,但還有一線生機,正在等著救援?有沒有人曾在這種情況下倖存下來?我的腦海中翻來覆去地想著這幾個問題,根本無法入睡。
西塔拉的哭聲止住了——她已經哭不出聲了。之前她咿咿呀呀地說個不停,現在一整天都不張口,小臉上寫著她想媽媽了。婭拉很迷茫,她覺得自己有義務照顧我和西塔拉,但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裡,該怎麼保護我們。她毫無頭緒。我們只是依偎在塵土裡。
救援隊過了很多天才來。在此之前,我們從廢墟裡收集了所有能用的東西,搭了一個臨時的安身之所。我們尋找著食物。夜裡為了安全起見,我們一直牽著手,唯恐一旦睡著,就不知會有什麼災難再降臨到我們頭上。我們為死去的人祈禱,我們也祈禱救援隊能早點到來。除此之外,我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幾乎沒有人與我們待在一起。幸虧納吉布老師一直護著我們,避免我們受到其他人的騷擾,不讓瘋瘋癲癲又悲傷不已的紮西塔把西塔拉搶走。可是,納吉布自己也瀕臨崩潰,自言自語的次數越來越多。我們的恐懼更深了。
我和婭拉盡可能地安慰著西塔拉,給她喝水,把我們所找到的食物,還有村民分給我們的食物都留給了她。村裡只有很少幾個人活了下來,我們被迫組成了一個家庭,共同去面對地震奪走的一切。兩個年長的女人已經失去了理智,她們目光呆滯,慢慢地遊蕩著。我們儘量躲開她們,白天就帶著西塔拉到山頂那片樹蔭下躲起來,離村莊越遠越好——或者說離村莊的廢墟越遠越好。一到傍晚,扎西達就尾隨著我們,雙眼死死地盯著西塔拉。其他人則合力搭建了一個臨時的住所,上山打獵,守著火堆。我們努力去回憶他們說起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如果你不知道他們在哪裡,找不到他們,就沒辦法清潔屍體,也沒辦法埋葬他們,那你又該如何哀悼呢?
我們都嚇蒙了,雖然表面看上去與以往沒什麼不同,其實已如行屍走肉,不明白這場災難帶來了多大傷害,也不願接受眼前的一切就是現在生活的全部。
最後我們只關心一件事:這樣的狀態肯定不會持續太久,我們接下來應該怎麼辦?能吃的很快就會吃光,我們沒有真正的容身之所,不知道哪裡才安全。救援隊為什麼還不來?還有人知道、有人關心這些埋在山中的屍體嗎?終於有一天,一架直升機在頭頂轟鳴而過。我們站起來看著它,好一會兒,才有兩個人跳起來,雙臂揮舞個不停。
「他們看到我們了!」他們喊道。
直升機在空中轉了幾圈,下降了一些之後又飛走了,留下我們一臉迷惑:他們看到我們了,卻並不關心?
最後,一輛蒙著油布的大卡車開到了這裡,還帶來了米和水,車廂兩側各站著一個神色疲憊的扛槍男人,後面還跟著一輛小吉普車。這裡是救援隊的最後一站。沒有真正的醫生,也沒有足夠的人手去撬開壓在我們親人身上的石頭,什麼都沒有。我們這個地方太遙遠,太無足輕重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我們搞不清楚。救援人員很想幫助我們,他們很高興找到了我們三個,發現我們還活著——兩個女孩和一個女嬰,這樣的故事很動人。吉普車上下來了一小隊外國攝影師,他們跟著救援人員一路來到山上,打算在這個受災嚴重的村莊中拍下震後的慘狀。他們把一臺攝影機架在我們面前,好像我們是大災大難中一個令人開心的奇蹟。「你們的心情是怎樣的?你們接下來有什麼打算?」我們試著回答,卻又冷又餓,精神麻木。我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所有的親人,但沒有人在乎。我們活了下來——難道還不該知足嗎?
不過他們不能把我們丟在這裡不管。所有人都爬上了卡車的車廂後部,擠在一起,他們承諾要將我們送到巴基斯坦的難民營,那裡的日子會好過些。他們說那個難民營就在邊境附近,彷彿走路都用不了多遠。到時候我們就知道了,我們會被照顧得很好,有水,有食物,有住的地方。「當然,條件算不上完美,但也是一個新開始啊。總比一無所有要好,至少有人同情你們。」他們不就是這樣想的嗎?我們任由他們帶走了,不然還能怎麼樣?拒絕嗎?一說到巴基斯坦,我就想到了宗教學校和賈瓦德,害怕自己也會被帶到那種地方,被他們洗腦,顛倒黑白。扎西達拒絕離開。她逃到了山上,卡車等得不耐煩了,納吉布也從卡車上爬了下去。
「我去找她。」納吉布說。
「快去快回,我們等不了太久。」救援人員指著手錶說,就好像時間真的對我們有意義一樣。
納吉布點點頭表示理解。而我們呢?今後該怎麼辦?我和婭拉什麼也沒有了。我們不能逃走,否則西塔拉該怎麼活下去?他們把我拉上卡車時,我尖叫起來。我把自己緊緊地裹在奧馬爾的頭巾裡,想到要拋下爸爸、媽媽和所有的家人,我感覺大地再一次撕裂了。我不能就這樣離開他們,任由他們永遠被埋在山石下面,杳無蹤影。婭拉沒說話,盯著前方,西塔拉坐在她的腿上。對於此刻被埋在碎石瓦礫中的娜西和羅賓娜,婭拉好像沒有流過一滴眼淚。雙胞胎去世之前的這一年,一直與婭拉形影不離——她們把她當成姐姐、母親、整個世界。她們兩人也許已經安息了,正與姐姐和母親重新團聚。不,婭拉的眼淚已經流乾了。卡車等不到納吉布老師,出發了。我們坐在車廂後頭,望著村莊的廢墟越來越模糊,直到一切都消失不見。
隨著卡車漸行漸遠,我的內心似乎正被悲痛撕裂開來。它一撥接一撥地襲來,深不見底。我摸索著婭拉,抓住了她,指甲陷進了她的胳臂,而她只是輕輕地晃著西塔拉,一遍又一遍地說著:「一切都會過去的,一切都會過去的,一切都會過去的。」祖母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我哭了起來,全身發抖,裹緊肩上的頭巾。車上的其他人都挪動著身子,想離我遠一點,好像我的眼淚會傳染。婭拉無聲地安慰著我,輕輕撫摸著我的頭,直到我再也哭不出來。安拉肯定沒把我的祈禱放在心上。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是我害了他們。
許多年前,一輛卡車連夜把我們從喀布爾送到了這座山上;現在,另一輛卡車沿著同一條蜿蜒的山路,又把我們帶下山去。一路上卡車不時停下,每次停車,車廂門口那兩位荷槍的男人都會警惕地環視著,確保不出亂子。我們經過了同一個檢查站、同樣的風景、同一段危險的彎道,那幾輛廢棄鏽蝕的蘇聯坦克還在那裡,一排排小小的綠色旗幟也跟多年前一樣在風中飄動,提醒世人這裡埋著曾經戰鬥過的人們。卡車接近喀布爾郊區時沒有停留,遠遠避開了城市(他們說那裡太危險了),我們離曾經熟悉和熱愛的一切越來越遠,最後終於跨過了邊境線,來到了我們今後的新家——一個巨大的難民營。帳篷一座接一座,好像綿延了數公里,一直延伸到荒蕪的大地盡頭。我們已經身在巴基斯坦了。我們的新家。難民營。人間地獄。
營中淨是一排排沾滿汙泥的帳篷,密密匝匝,上面印著「UNHCR」[1]。帳篷之間只相隔半公尺,每座帳篷大概能容納五六個人,但實際上經常住著八九個人,甚至更多。
「你們運氣不錯。」一個一頭金髮、牙齒雪白的外國救援人員說,「這裡比其他幾座難民營強多了,你們不會有事的,只是注意別走散了。」
他對婭拉和西塔拉點點頭,然後把我們從卡車上抱了下來。我們身後,一支長長的隊伍蠕動著,人們揹著所有的家當,看上去木然而頹廢。跟他們一比,我們還算衣冠整齊。
「不用排隊,地震倖存者優先。」那個男人打趣道。
但我們笑不出來。他把我們交給一位同事,這個年輕的女人看起來一臉疲倦,她手裡拿著一個筆記板,但沒有筆。
「沒有家人。」他比了個口型。女人打量著我們。
我們走過了長長的一排帳篷,每座帳篷上都有救助機構的標識,最後被帶到了一座巨大的帳篷前,裡面絕大多數人都是像我們這樣的孤兒。帳篷入口處站著一位救援人員,還有幾個大人在一邊觀望。我們被分到了一個小小的角落,地方非常狹窄,睡覺或做其他事時根本沒有隱私可言,頭頂的燈也是日夜不停地亮著。後來我們才知道,使用長明燈是為了確保我們的安全,防止我們在黑暗中逃走。在難民營這種地方,人很容易就無影無蹤了。歸根結底,沒有人真正關心我們的死活。我們的存在已經無足輕重了,沒有人在意我們是誰,經歷了什麼,我們只是難民名單上的一個編號。
每天都有固定的流程。排隊領食物,常常一排就是幾小時,尤其是剛來的時候,我們對這裡的規則和程序一竅不通,也找不到人問。婭拉自從地震之後就沉默不語,到了這裡卻開始跟每一個人聊天。她學著媽媽的樣子去交朋友,去尋求幫助。我們儘量確保西塔拉每天都有食物和水。我們想請難民營裡年長些的女人幫忙,但她們都像趕蒼蠅一樣地把我們趕走了。西塔拉在灰塵中學會了走路,她在帳篷的支架跟晾衣服的繩子之間蹣跚地走著。走出頭幾步時,她興奮地笑了起來,給自己拍了拍手。
這座難民營收容了成百上千的難民,他們坐在地上,一眼望不到邊。男孩子在帳篷外面晃蕩,女孩子為了安全起見,大都躲在帳篷裡不出去。這裡幾乎毫無秩序可言。很多人都放棄了,無法生活下去。當地人不歡迎我們,覺得我們帶來了麻煩,還有疾病和霉運。救援人員也不歡迎我們,他們個個都精疲力竭,沒有精力照顧這麼多失魂落魄的人。他們警告我們,要待在帳篷附近,不要走遠。
難民營裡沒有學校,有些救援機構會組建臨時的課堂,但從來都不到幾週就關閉了,難民營裡總有更棘手的事務等待解決。這裡的工作人員根本騰不出時間去幫忙教學,孩子們就都解散了。我們只能被憐憫,不時有一些外國記者或訪客來難民營裡給我們拍照,在營中走著,一臉的好奇和驚駭。在這裡也不能經常洗澡,衣服很快就磨破了,頭髮也亂成一團,我們看起來就像變了個人一樣。我想起了媽媽,她是那麼精心地打扮我們,總是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幫我們梳頭、編辮子,如果她看到我們現在的樣子會說什麼呢?一想到這個我就渾身發抖。
婭拉整天義憤填膺、憤憤不平。她責怪塔利班、蘇聯人、美國人、爸爸、媽媽,每個造成我們不幸處境的人。我沒有反駁她。我只剩下她了,不能連她也失去。
「你女兒真可愛。」有一天,一個年輕的女人從我們身邊經過時,指著西塔拉說道。婭拉一開始迷惑地看著她,接著眼神中充滿了驚恐:「不不不,她是我妹妹。」她朝那個女人的背影喊道。這個女人一臉善意,目光憂傷,她又走了回來,站在我們面前。「我叫哈菲扎,在這裡幫忙。」她一邊說,一邊指著帳篷,我們開始把自己的故事講給她聽。
「這麼說你們是從巴格蘭省來的?我丈夫的家也在那裡,直到……他被塔利班帶走。」她看著我們說道,「在這裡最好不要單獨出去。如果你們需要幫助,就來找我吧。」她留下我們待在原地,帶著一直跟在她身邊的兩個小女孩一起走了。她們兩人跟我們一樣,也是孤兒,哈菲扎對她們視如己出。後來我們互相認識了。其中一個女孩叫帕瓦娜,跟婭拉年紀差不多,但個子很高,看起來更老成些。另一個年紀比我小一點的女孩叫貝那富莎,一頭金色的鬈髮配上綠眼睛,看起來非常漂亮。貝那富莎讓我想起了羅賓娜,一看到她我就心痛起來。自從那次談話後,哈菲扎就開始留意照顧我們。她保證我們每天都能吃上飯,檢查西塔拉有沒有洗澡、有沒有盡可能地保持清潔,我們有沒有去看前來診療的醫生。一開始我們還對哈菲扎有點戒備,後來慢慢感覺到了她的善意和照顧,漸漸消除了防備。我們讓自己相信,她可以成為我們的新媽媽,她可以照顧我們。
有些人一看到四下無人,就會為非作歹。晚上我們總能聽到帳篷的另一頭傳來悽慘的尖叫和哭聲。第二天早上,有一些孩子雙眼通紅、神情呆滯。我們聽到了各種傳聞。聽說有些年輕的女孩子,比婭拉還小,甚至跟我差不多大,就開始向陌生人出賣身體換取金錢,被人拐賣、搶走、強姦。這種事在男孩身上也時有發生——那些長得漂亮又沒有人保護的男孩。所有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最後都在一張張尚且稚嫩的臉上得到了印證。婭拉警告我,絕不要單獨一人排隊領食物,或者去洗手間。無論做什麼,我們都要在一起。我們要保護對方,尤其是保護西塔拉的安全。有些女孩被毀容了,這是對她們不當舉止的懲罰,標誌著她們可以出售。否則還有誰會領走她們呢?我們經常能看到一些女孩抱著她們自己的孩子,哈菲扎告誡我們不要跟她們說話。
「你們不會想聽那些故事的。」她說。
於是我們跟貝那富莎和帕瓦娜一起玩,這兩個新朋友跟哈菲扎住在我們隔壁的大帳篷裡。我們玩一些安靜且給人希望的遊戲,比如拋接子:用小石子代替玩具,貝那富莎先把一顆石子拋到空中,然後迅速去抓地上的石子,下面依次是帕瓦娜、婭拉,最後輪到我——就這樣一輪一輪地玩,直到出現贏家。有時我們也會講故事,各自訴說對家的記憶,在潮濕的帆布下編造一些美好的童話。我悄悄地告訴貝那富莎,我跟婭拉計劃帶著西塔拉逃出難民營,我們的哥哥奧馬爾會找到我們的,戰爭結束後,我們就一起回到喀布爾的藍房子裡重新開始生活。她捏住我的手,說這個計劃很棒。
天氣晴朗的時候,如果哈菲扎允許,我們會和帳篷裡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帕瓦娜負責照顧我們。
「快來,阿芙薩娜。」貝那富莎把我拉過去。我們都是小雞,在泥土中啄食著,帕瓦娜是老鷹。她爬到這排帳篷盡頭的一個箱子上,先站在高處環視四周,再跳下箱子,張開雙臂追趕我們,抓到的小雞越多越好。
「快跑,貝那富莎!」我邊叫邊笑,連蹦帶跳地從帕瓦娜身邊逃走,其他的孩子也都四下跑開了。大家都安全地回到了「老巢」——這排帳篷一角處一根高高的旗杆下。我們都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開懷大笑,自由自在。
在這些時刻,我發現自己還能玩耍、想像、交朋友——甚至還能笑,可以繼續生活下去。夜晚,當恐懼在睡夢中襲來,我有時會喃喃自語,說著夢話,貝那富莎就過來抓住我的手。
「沒事了,阿芙薩娜。」她悄聲對我說,我緊緊地抓住了這個陌生女孩的手。
這樣單調的生活日復一日,幾個月過去了,離開難民營的日子似乎永遠不會到來。而營裡的人數每週都在瘋漲,大批的難民乘著卡車或馬車陸續到達,還有的人是走來的——他們的臉上混合著希望和恐懼,跟我們剛來的時候別無二致。大帳篷裡越來越擁擠了。哈菲扎想申請一個新帳篷,讓她和我們這五個孩子住進去。我們也都跟著一起懇求救援人員:「請給我們一個新帳篷吧,求您了!」直到他們終於同意,被我們眼裡的絕望打動,再說他們也需要用我們騰出來的空間收容更多的孤兒,那些孩子不同於我們,沒有一個人關心他們。最後,他們分給了哈菲扎一座小帳篷,沿著我們之前住的那個大帳篷一直往前走,它就在路的盡頭。以前在大帳篷裡,燈光從天黑亮到黎明,讓人沒有一晚能閤眼、忘記眼前的現實。我們渴望能在黑暗的夜晚閉上眼睛,拋開身邊的一切。
在新家,哈菲扎讓我們每人睡在帳篷的一個角落裡。大家都不想睡在門口,最後帕瓦娜不情願地把鋪蓋捲放在了離那裡最近的地方。我跟婭拉睡在帳篷的一側,婭拉貼著帳篷壁,西塔拉睡在我們兩人中間。貝那富莎蜷在哈菲扎身邊,睡在帳篷的另一側。夜裡苦寒難熬,我們把所有能找到的衣服和毯子都裹在身上,擠成一團取暖。帳篷底部鋪了一層塑膠布隔開爛泥,不讓雨水把帳篷內部浸濕。哈菲扎手頭有燃料的時候,就在帳篷門口的空地上給我們做飯。白天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帳篷裡,只跟她一起出去,對周圍那些虎視眈眈的眼神時刻保持警惕。
在這個難民營裡,私人財物被偷的事情經常發生。除非你把所有東西都隨身攜帶,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慣偷會順手牽羊。婭拉有一條金項鍊,是媽媽年輕時戴過,後來送給她的。要不是她一直把項鍊藏在上衣裡,肯定剛戴上就被偷走了。目睹身邊發生的一切,我們學會了該如何在這裡生活。這裡的生活跟山上大不相同,我們再也沒有那時的自由了。即使是在塔利班推行嚴酷法令的時候,我們也還能跑到山頂,感受到自由;但在這裡,日復一日,我們只感受到了絕望。
我們越來越虛弱。伙食不但差,還經常有上頓沒下頓,水從來沒有乾淨過。這裡的人隔三差五就生病,很多人死去了。他們的屍體埋在難民營後面的空地上,距離帳篷不遠。那些外國人和慈善工作者都已經盡力了,但他們的援助永遠只是杯水車薪。婭拉經常把自己的食物省下來,留給我和西塔拉吃。
「快吃!」她漆黑的眼睛看著我,眼神裡充滿飢餓,毫不理會米飯裡的沙粒和四周亂飛的蒼蠅。我們兩人都為西塔拉擔心,哈菲扎也一樣。西塔拉的肚子鼓著,兩隻眼睛凹陷在臉上,看上去很大,空洞無神,頭上柔軟的胎髮也一撮一撮地往下掉,腿上還有瘀青。她不再走路了,整天坐在毯子上,眼神像個疲憊不堪的老婦人。
晚上我只敢讓自己睡著一小會兒,我夢見媽媽在尋找西塔拉,呼喊著她的名字。她沒有叫我,也沒有喊婭拉。我聽到了賈瓦德的笑聲,還有他最後對我說的那句話:「你擋不住他們的,誰也擋不住!」
我在恐懼中醒來,渾身是汗,但賈瓦德並不在身邊,他永遠也不會回來了。他們每一個人都永遠消失了。奧馬爾是我們最後的一絲希望——我們知道他就在某一座山上戰鬥著,至少我們寧願這樣相信,允許自己去幻想、去談論在不遠的將來,奧馬爾會來難民營找我們,帶我們離開這裡,我們又可以多多少少有個家了。
「你說他還會記得我們嗎?」我問婭拉。
「當然會了。」
「但是如果他現在變了呢?」
婭拉聳了聳肩。
「我們可以回去,一起回去……回到老房子裡去。」我握住了她的手。她想了想,搖著頭說:「我們回不去了,阿芙薩娜,永遠也回不去了。」
我不願相信她的話。
我還記得那棟藍房子,我們在院子裡玩耍的時光,還有門旁的花香。
「我們的院子裡有玫瑰,有金銀花——你還記得嗎,阿芙薩娜?那些樹,你總喜歡躲在它們後面,還有那棵最高的,在大門旁邊的,賈瓦德總想爬上去。」婭拉說道。她會一遍又一遍地對我念叨著——家裡的圍牆是淺藍色的,房子是平頂的,從屋頂俯瞰整個喀布爾,白色的城市映襯著湛藍的天空。她一提到這些,我就彷彿看到了家裡的每個人:奧馬爾和賈瓦德在打鬧,婭拉和他們一起大笑——我們都在嬉鬧著……在花園裡跑著,互相追逐,筋疲力盡,笑著倒在草地上。
媽媽坐在樹蔭下,一邊看書,一邊輕輕地哼著曲子。阿爾薩蘭和爸爸從廚房裡拿了兩把椅子,坐在門邊的一張小紅桌旁,一邊喝茶一邊小聲地交談。這一切我都記得,我希望時光能夠倒流,把我帶回那裡。
我必須從難民營裡逃出去。我目光呆滯,透著一種瘋狂的神色,發起了燒。婭拉急壞了,西塔拉也又病又弱。幾個小時過去,我病得更厲害了。哈菲扎讓婭拉去找醫生,婭拉在帳篷門口猶豫了一會兒,不想把我們單獨留在這裡,也不想自己一個人出去。黃昏已經來臨,這時單獨出門很不安全,但其他人都去取水了。哈菲扎揮了揮手,催促她快點去找醫生。
「快點!婭拉!去大帳篷,那裡肯定有人。不能再拖了,她現在渾身發燙,病得很重,小寶貝也是。」她一邊說,一邊照料著軟綿地躺在她腿上的西塔拉。
誰病了?我正納悶,接著才意識到她們在說我。
我的靈魂飄出了身體,在帳篷裡飛快地旋轉,沿著那根支撐著頭頂帆布的杆子向棚頂飄去。藍房子也開始快速旋轉起來。我躺在涼爽的草地上,揪著從指縫裡冒出來的一叢叢青草。一隻鷹在上空盤旋,它飛翔時的優美身姿看得我出了神。我口乾舌燥,喊媽媽拿水來,但她只顧著看書,沒有抬頭。婭拉不見了……我看不到她。奧馬爾和賈瓦德在我旁邊的草地上打鬧。
「婭拉去打水了嗎?」我喊了一聲。
哈菲扎撫摸著我發燙的前額,但我已經不在帳篷裡了。我在山上,和祖父母一起。我看著石屋裡那盞忽明忽暗的煤油燈,祖母拉著我的手,輕撫我的額頭。
「好啦,好啦,阿芙薩娜。」她說,「快睡吧,一會兒就不難受啦。」但我睡不著。
祖父搖晃著我。
「別讓她睡著。」他嚴厲地說。
我聽到外面傳來一陣轟鳴,像遠處的雷聲,一開始很低沉,後來漸漸清晰,接著頭頂的石屋坍塌,我被壓在了下面,無法呼吸。我用雙手卡住脖子,周圍的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
我就這樣昏迷了幾天幾夜,等我再次醒來的時候,婭拉不見了。
我睜開眼睛,發現自己正躺在醫院的帳篷裡。一個外國護士正在看著我,握著我的手腕,朝我微笑。病床邊還有幾個人。
「看,她已經……」其中一個人說道。頭頂的燈光照得我眼睛痛,我抬起手腕想擋住燈光,但手臂上還扎著幾根針管,正在打著點滴。一開始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後來才恢復了意識。我又閉上了眼睛,喉嚨火辣辣的。
「婭拉。」我喊了一聲,聲音很微弱。周圍一片沉默。
「我姐姐呢?」我問,「我要見我姐姐。」
那位護士用力握住我的手,往我跟前湊了湊,確保我能看清楚她一臉的同情。
「她死了,」護士柔聲說,「她也病得很重。要知道,你能活下來是個奇蹟。」
我感到淚水濕潤了臉頰。
「婭拉……」
護士看著我。
「不,死的不是婭拉……不是姐姐,是妹妹[2],她現在跟天使們在一起了……她叫西塔拉,對吧?」
西塔拉死了。我雙眼刺痛,先是一陣輕鬆,接著愧疚和悲傷席捲而來。是西塔拉,不是婭拉。我遲早也會為西塔拉哀痛,但是,在這個地獄一般的難民營裡,我本來也沒對她的生存抱有過多的希望,更何況,她現在可以跟媽媽一起安息了——我確信這一點。對她來說,這是個更好的結局。
護士又握緊了我的手。我閉上眼睛,很快護士就不見了,她變成了媽媽。「沒事了,阿芙薩娜。好好休息,睡吧。」我聽見她說。
「但是西塔拉……」我必須把這件事告訴媽媽。
「噓,阿芙薩娜,沒事了。」媽媽的聲音讓我又一次進入了夢鄉。
周圍的聲音變成了喃喃細語。過了一會兒,他們把我身下的擔架抬了起來,挪到別的地方去。
「告訴婭拉。」護士鬆開我的手時,我咕噥著。
醫院要把這張床騰出來,留給病情更嚴重的人。他們需要騰出一點地方,創造下一個奇蹟。
「你發燒了,阿芙薩娜,和你妹妹一樣得了腦膜炎。」護士看著我說,「這種病已經要了很多人的命。你姐姐真了不起——她叫婭拉,對吧?幸虧她趕來找到了我們,你那時候差一點……」她說到這裡停了下來,擔心我會更加恐懼。
「我想回……」我差點說出了「家」這個字,它把我徹底壓垮了。我回不去了。我已經沒有家可回,沒有家人可以團聚了。我只剩婭拉一個親人,還有奧馬爾這一線希望。
她為什麼不在這裡呢?我四下張望。醫院的帳篷裡還有其他孩子——有的正在發高燒,有的四肢受了傷。每個孩子都非常虛弱,不健康,也許情況都比我嚴重得多。
我不敢問,又不敢不問。「我姐姐,婭拉,今天會來看我嗎?」護士正忙著扶一個小姑娘從病床上坐起來。小姑娘的臉上纏滿了繃帶,可以看到她皮膚上燒傷的疤痕。她緊緊抓著護士。
「她已經有好幾天沒來了。」她對我說,「之前她每天都來,在你的床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她也把你妹妹送來了——但來得有點太晚了。」
我的心往下沉。婭拉好幾天沒來了,能有什麼事把她絆住了呢?她是永遠都不會把我獨自留在這裡的,這一點我可以肯定。或許是哈菲扎不讓她來,怕她被我傳染?對,肯定是這樣,就是這麼回事。等我回到帳篷裡就能與她團聚了,想到這裡我精神一振。
「很抱歉,我們沒辦法讓你繼續待在這裡了。」護士說,「這對你來說是個好消息——可以出院啦。你已經好了,好得差不多了。」我茫然地點點頭。
「你燒了好多天了,很長很長時間,說了許多胡話,但危險期已經過去了。等你有了力氣就沒事了。」她笑了,笑容裡半是希望,半是悲傷。
我不想離開這裡。
「我不想……」我嚥回了剩下的話。醫生和護士都沒辦法再把我留下了,況且婭拉還在等著我呢。
我不知道在這片無邊無際的帆布海洋裡,還能不能找到回去的路。我問他們去那座孤兒們住的帳篷怎麼走,心想走到那裡就不難回去了。他們給我指了正確的方向,那位護士幾夜沒有休息,滿臉疲倦,對我說:「注意安全。」
我朝那座住著孤兒的帳篷走去,走一陣,跑一陣,身體還很虛弱,頭腦也不太清醒。我經過一排又一排較小的帳篷,藍色的、綠色的、白色的帳篷連綿到很遠的地方,白帳篷已經被塵土染成了紅褐色,UNHCR細細的藍色標識印在一側,隨風波動,好像真能給我們提供些許保護。道路兩邊站滿了男人和男孩,看著我跑過。他們有的微笑,有的只是盯著我看。我不得不放慢腳步喘幾口氣。在床上躺了這麼多天,劇烈的運動讓我呼吸困難。一排排帳篷在我的眼前變得模糊起來,我感到頭暈目眩。
我彎下腰,大口大口地喘氣。我的胸口很痛。漫無邊際的帳篷後面群山拔地而起,山上坑坑窪窪的地方長著深綠色的樹木。橘紅色的天空上是一道道粉紅色的雲朵,風吹得我雙頰冰涼。我感到一陣眩暈,有人想抓住我的手。我又跑了起來,朝孤兒帳篷跑去,那裡是安全的。當我找到帳篷時,一個女人把我領了進去。
「我要找我姐姐。」我搖頭說道,又跑了出去。這裡的路線我已經很熟悉了,穿過最後幾排帳篷後,我突然止住了腳步。
帳篷不見了!只有一片被壓平的土地和帳篷底部留下的痕跡。我跪倒在地,觸碰著地上的泥土,大腦一片空白,開始哭泣。然後,我想到應該去隔壁的帳篷打聽一下——他們肯定知道點什麼,不可能所有人就這樣憑空消失。我走到隔壁帳篷的門簾前,向裡面喊了一聲:「有人嗎?」
一個戴著平頂帽,帽簷下一頭黑色鬈髮的男人探出了頭。我不認識他。他仔細打量了我一番,見我獨自一人站在門外,就招手讓我進去。我趕緊轉身,又向孤兒帳篷的方向跑去。帳篷裡的人接納了我。我坐在墊子上,待了一整天,看著藍綠色的斑點和金色的陽光在棉墊上移動。我來回晃動著身體,心想一定有誰能幫到我。她們把帳篷搬走了。為什麼?她們去哪裡了?難民營裡的人一直在搬來搬去——有時是因為找到了更好的位置;有時是因為換了新的帳篷;有時是因為別人要住進來,幾家人不得不擠在一起;有時是因為有人離開了,病了,或者死了。
我決定回去,這次我請一位女義工陪我一起去。她個子很高,膚色蒼白,頭髮是萬壽菊一樣的顏色。她牽著我的手,把我領到了帳篷挪走前的地方——那裡曾是我的家,儘管只是個臨時的家。我又問了一位鄰居,其他人都去了哪裡?
「哦,哈菲扎說她要回阿富汗了,她受夠了這裡的一切。那個小女孩去世時她就是這麼說的——我想她的死擊垮了她。」她說。
我震驚不已,直勾勾地看著她,哈菲扎怎麼能這樣?
「那婭拉呢?我姐姐呢?」我問,咬著嘴唇。
「哦……」那女人垂下眼簾,「她失蹤了。」
「失蹤了?」
「哈菲扎到處找她,但怎麼也找不到。有一天晚上她沒從醫院的帳篷裡回來。醫院的人不讓你姐姐在那裡過夜,所以她只能一趟趟地去醫院看你。但是有一天晚上……她沒再回來。」鄰居說。她年紀不大,但一臉滄桑。
「還能怎麼辦呢?」她看著我的臉說,「只能希望她還會回來吧。」
她朝我身邊的女義工看了一眼,我看到她們兩人交換了一個緊張的眼神。婭拉不可能回來了。我向鄰居道了謝,她輕輕地擁抱了我一下,我們又回到了大帳篷裡。
徹夜不熄的燈光讓我幾乎一晚沒睡。我想通了一件事:我要找到婭拉,我必須找到她。於是天一亮我就向其他孩子們打聽,把我能找到的孩子都問遍了。我向他們描述婭拉的樣子:她漆黑的眼睛,她漂亮的臉蛋,她咯咯的笑聲,她堅強的性格,還有她美妙的歌聲。他們都搖著頭,看向別處。我問了那群向營裡的士兵和其他男人出賣身體的女孩。她們讓我留下來,但我拒絕了。她們沒見過婭拉,我感到一陣輕鬆——我無法想像婭拉去做那樣的事。她永遠也不會像她們一樣出賣身體,她寧可早點餓死。
我又問了一群男孩。當我說起婭拉時,其中一個個子較矮,年齡較小的男孩眼中閃過了一絲異樣的神色。他盯著我的時間比別人都長,然後,他一句話也不說,拉起我的手,示意我跟著他走。
「他叫阿吉勒,」別的男孩說,「是個啞巴,不會說話。」我點點頭。這個沉默的男孩並沒有嚇到我,我能看出他知道些什麼。他帶我走過那片帳篷,又穿過那些土坯房子——一些人知道歸家的日子遙遙無期,就在營地的一角蓋起了房子。阿吉勒把我帶到了河畔,我們爬過河邊的岩石,走到水邊。有些孩子在河床上玩。河水看起來又灰又濁,新一輪的雨季還沒有到來,水位很低。有幾個男孩在淺淺的泥窪間跳來跳去,從一塊石頭蹦到另一塊石頭,其中一個認出了阿吉勒,朝他揮了揮手。
我們沿著河邊向前走去,他指著水裡漂著的一個東西,那是一塊鼓起的布,掛在了石頭和樹枝之間。
恐懼瞬間擊中了我的全身,那塊布很像婭拉的頭巾。我們小心翼翼地蹚過水流,我的腳陷進淤泥裡,水沒過了腳踝。我俯下身去,扳過屍體時,男孩站著沒動。是婭拉。她的臉上滿是瘀青,但的確是她。我轉過了身,一股令人作嘔的苦澀味道湧上喉嚨。阿吉勒扭過了頭。
「是她。」我對阿吉勒說,儘管他已經知道了。「幫幫我……求你了。」
我們一起把婭拉腫脹的屍體抬到河岸上。她臉上仍然帶著驚嚇過度的表情。我不敢想像她死前都遭遇了什麼,怎麼會被扔在了這裡,誰又是罪魁禍首。怒火在我心中燃燒。我只能把她抱在懷裡失聲痛哭。悲痛從我的身體裡奔湧而出,我為我美麗的姐姐哭泣,她曾經夢想著去環遊世界,夢想著能生活在巴黎,夢想著有一天會墜入愛河,在林蔭大道上自由自在地散步,夢想著能成為一名偉大的歌唱家。我為媽媽和爸爸哭泣,為祖父母、為賈瓦德、為雙胞胎、為小阿爾薩蘭,以及埋藏在山上的一切而哭泣。為被疾病奪去生命的西塔拉、為生死未卜的奧馬爾哭泣。我也為我自己哭泣,為阿吉勒哭泣,為所有困在這個被人遺忘的人間地獄裡的孩子哭泣。
但我沒有為哈菲扎流一滴眼淚,是她造成了婭拉的悲劇,是她拋棄了我。終於能找到一個人來發洩憤恨,這感覺很好。
我和阿吉勒坐在河邊,感覺只過了一會兒,但不知不覺天已變暗,想必我們已經坐了好幾個小時。阿吉勒看著我,我們要埋葬婭拉。我想起媽媽送給婭拉的那條金項鍊,於是跪在她身前,擋住了阿吉勒的視線,用手指在她脖子上摸索著。金項鍊還在。她遭到襲擊的時候,一定出於某種原因,項鍊並沒有被發現。他們不想要錢。我摸到了項鍊的搭扣,把它從她的脖子上摘了下來。
我決定離開難民營,不能留在這裡腐爛,死掉。這條金項鍊沒能保住婭拉的命,但它能保住我的命。它能幫我離開難民營。
我們把婭拉埋在了河岸上。阿吉勒陪著我,其他大一些的孩子過來幫忙。我們什麼工具也沒有,只能用手去挖,潮濕的淤泥嵌進了我的指甲裡。我跪在掘出的、蓋著石頭的墳前,把一根樹枝插在石頭中間,然後在上面綁了一塊從婭拉的頭巾上撕下來的布,它在風中飄動。我們祈禱她能得到安息。阿吉勒牽著我的手,我們兩個人一直站到了天黑。
告別了婭拉,我也對這個地方說了再見,我的心已被掏空,只剩下麻木。眼淚已經把我心中的一切沖刷得一乾二淨。是時候回家了。
[1] UNHCR:「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人員辦事處」的縮寫。——編者注
[2] 在英語中,如無特別強調,「姐姐」與「妹妹」是同一個詞「sister」。——編者注
第5部分
黑暗過後總有光明。